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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瞄准全球科技前沿，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重大需求，强化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动员社会资本等各方力量参与，加快推进集成电路、新药创制等重大专项。此外，李克强还指出要开展5G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信息技术更好服务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那么，5G通信技术还存在哪些问题，在产业扶持中政府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现在讨论5G标准花落谁家为时尚早

　　在2014年，国内刚刚用上4G，不久后，5G通信又映入人们眼帘，5G通信顾名思义是第五代通信技术，具有连续广域覆盖、热点高容量、低功耗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四大特点。

　　连续广域覆盖能够实现在偏远山区、地下车库、高速移动状态下，以保证用户的移动性和业务连续性为目标，为用户提供100Mbps以上的高速业务体验。

　　热点高容量指的是在人口密集区为用户提供1Gbps用户体验速率和10Gbps峰值速率；在流量热点区域，可实现每平方公里数十Tbps的流量密度。

　　低功耗大连接能保证终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的前提下，面向智慧城市、环境监测、智能农业、森林防火等以传感和数据采集为目标的应用场景，提供具备超千亿网络连接的支持能力，满足100万/km2连接数密度指标要求。

　　低时延高可靠主要面向车联网、工业控制等垂直行业的特殊应用需求，为用户提供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和接近100%的业务可靠性保证。

　　不久前，中国华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消息一出，在网络上就炸开了锅，甚至有媒体用“华为碾压高通，拿下5G时代”来形容这次胜利。然而媒体这种报道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有把eMBB场景短码的控制信道的标准制定权等同于5G标准的嫌疑。

　　实际上，核心专利是由几个体系来组成的，高通在3G时代掌握拥有软切换和功率控制两大核心专利以及两千项外围专利，才具备了征收“高通税”的技术资本。要想在5G时代拥有一定话语权，仅有eMBB场景编码方案短码控制信道的标准制定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多址技术、多天线技术、射频调制解调、软频率复用、编码等方面都要有一定话语权。

　　目前，5G标准制定权之争才刚刚开始，而且还存在不少技术障碍。

　　据业内人士分析，“现在要实现蓝图中所设想的5G，在技术上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也没有特别大的技术突破……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5G技术，有的是一些假的技术，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术，有的技术在实验室能够实现，但商用起来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目前5G技术上一个普遍的现状……出现假的技术这并不奇怪，做研究的人为了分政府的拨款，总会找一些名目来套钱，就必须编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企业和科研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把一些垃圾专利想方设法往标准专利里塞……在研究中难免选错技术发展方向，比如现在多址NONA这个技术，从理论上证明这个大的方向是存在问题的，但几乎所有公司在这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财力和人力，已经到骑虎难下的地步……”也正是因此，有观点认为，现在所谓的5G其实是4.5G。

　　在发展规划上，国际电联的计划是2015年将完成5G国际标准前期研究，2016年将开展5G技术性能需求和评估方法研究，2017年年底将启动5G候选方案征集，2020年年底完成标准制定。而根据工信部、中国IMT-2020（5G）推进组的工作部署以及三大运营商的5G商用计划，中国将于2017年展开5G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年进行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到2020年启动5G商用网络。

　　在技术研发上，国内整合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中兴、大唐等公司和科研机构携手开发5G通信技术，而在最近一次eMBB场景编码方案的争夺中，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为、中兴、大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想、小米、VIVO、OPPO、酷派、阿里巴巴、展讯、中国移动研究院、信威通信、宏碁、联发科、台湾国立大学等公司、科研机构全部集体抱团，这背后未必没有中国政府的组织协调的因素。至于中国通信产业能在5G时代处于怎样的地位，在很多技术尚且不成熟，或者存在一些障碍的情况下，现在就言之凿凿5G标准花落谁家，未免过于草率。

　　国家政策是后发工业国赶超的有效途径

　　尽管5G标准的确定尚早，但李克强总理在会上专门提到5G研发和产业化，说明了国家研究产业政策的前瞻性和远见。

　　对于国家是否应该出台产业政策，张维迎就曾炮轰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但如果回顾历史，科学合理的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是工业后发国发展本国产业的正确途径，也是目前被证明唯一有效手段——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无一例外是借助国家力量和政策发展工业的典范。

　　英国曾经通过《航海法案》、《羊毛法案》，以及立法对禁止进口印度纺织品的方式扶持本国相对落后的制造业发展。拿破仑以武力使欧洲各国臣服后，禁止欧洲各国与英国贸易，将欧洲大陆作为法国制造业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德国曾经搞过关税同盟把英国、法国的工业品挡在国门之外。

　　美国也是靠高关税和对欧洲工业品肆无忌惮的山寨——1793年，美国专利法案经过修改后，申请人仅为美国公民，从美国第一部专利法公布到1835年，美国颁发的9225项专利中，没有一项是授予外国人的，这些技术中相当大部分源自对欧洲技术的山寨。

　　至于苏联，更是将政府主导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计划经济将一个扶木犁的农业国用20多年时间迅速脱变为拥有核武器的工业强国，并让西方世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为之颤栗。

　　从实践上看，产业政策是必须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如何落实。中国对新能源车给予补贴并无不妥，实际上，这是全球政府引导新兴产业的通行做法，早在2005年，美国出台的能源政策法案通过了对混合动力汽车的税额抵免政策。在2008年，美国能源部更是直接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因此，新能源汽车补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骗补，而骗补事件本质上说是商人趋利思想下不择手段的产物，当下应该做的，并非否定产业政策，而是思考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去落实。

　　在产业扶持中政府不宜做具体执行者

　　目前，产业政策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过多的介入实际上并不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产业界人士也曾向笔者表示，政府应更多的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并把控宏观的发展方向，最好不要去做具体的执行者。因为一个课题或者科研项目如果是政府主导的话，由于各种政商关系和一些官僚尸位素餐，就很容易演变成大家一起忽悠政府的钱，拿到钱了之后各回各家，黑一点的不了了之，厚道一点的最后做出一个只能看看，但用不起来的技术成果。

　　政府在给政策的过程中，对于扶持对象到底是国外巨头的马甲公司还是真自主公司，以及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如何并不是特别具有甄别能力，能拿到怎样的扶持力度和项目，背景和政商关系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政府过多介入的话，会导致资金利用效率有限，而且好钢用不到刀刃上。

　　另外，政府扶持中也存在一个拉偏架的问题——政府很喜欢看谁弱一点，或者不行了，就去扶它一把，看谁能自主发展了就不管了，只去帮弱的，而且帮助力度还非常大，发展得好的公司靠自己努力取得的优势一下子就被行政力量抹平了，这对能摆脱政府扶持、能自主发展的公司非常不公平，搞得竞争法则不起作用了。

　　如果是政府制定规则，具体执行由企业来主导的话，比如搜狗资助清华大学做人工智能，因为企业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也是懂行的不会被忽悠，大家就会想着把这些钱做出什么成果，而且只要做出技术成果，企业可以拉来客户，可以摆脱技术突破但只能躺在实验室、无法被商业化的困境。

　　大基金帮扶模式更加科学

　　相对于政府直接补贴或划拨项目研发经费这种“送钱”的扶持方式，大基金的扶持模式虽然也存在一些瑕疵，但总体上更加科学，对于产业发展也更有利。具体来说，产业基金给钱并非是国家送钱，而是资金换股权，国家产业基金也不做大股东，仅仅是投资参股，并不影响被扶持企业的具体经营。

　　另外，国家产业基金投资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撬动社会资本与国家产业基金一起投资集成电路产业中IC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原材料和代工厂中的龙头企业，这样就能以相对有限的资金撬动较多的社会资本，把社会上的游资吸引到产业转型升级中去，而非股市、期货、房地产、“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最关键的是，国家产业基金的着眼点并非短期逐利，而是放长线钓鱼，通过长期投资帮扶企业发展，实现企业成长和国有基金保值增值双赢。

　　截至2016年10月，首期募资规模1387.2亿人民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项目40个，企业28家，承诺投资额也已接近700亿元，已投项目带动的社会融资超过了1500亿元，其中，IC设计占总投资的27%，晶圆制造占总投资的60%，设备制造占总投资的2%，封装测试占总投资的8%。

　　在业绩上，虽然28家企业2016年增幅略微下降，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紫光集团、三安光电等成为大基金投资的重要受益者，长电科技在国家扶持下收购了新加坡星科金朋，一举迈入全球前10封测公司，中芯国际在获得大基金投资后扩建工厂。不过，从资金的投入到企业技术突破和商业上的成功有一个时间周期，具体的成效会在几年后慢慢体现出来。

　　总体来说，相对应补贴送钱的方式，国家产业基金扶持方式对于扶持产业做大做强，资金的利用效率会更高，成效也会更好。

　　落后行业应该在篱笆墙里适者生存

　　不过，如果只有这种对龙头企业的天量资金投资扶持的话，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只能成长为瘸腿的巨人——因为很多行业里，中国大陆目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龙头企业，只有在国外巨头倾轧下勉强生存的一些小公司。

　　比如，比如IC设计中的CPU、GPU、DSP、FPGA，以及用于辅助设计的EDA工具等等。国家产业基金因为是拿国家的钱在投资，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能去做风险较大的投资，只会投资一些已经有一定规模，前景较好的企业。换言之，国家产业基金只能锦上添花，无法雪中送炭。

　　而且站在那些小公司的角度，由于自身的体量太小，如果拿股权换资金，拿少了没意义，拿多了也就意味着大基金控股，失去公司控制权，在本来就被国外巨头打压的情况下，被大基金控股后难免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很有可能会把这些本来就生存不易的小公司带到坑里。

　　因此，很多绝对劣势的领域，国家产业基金现行的做法是无能为力的，而过去那种直接给钱的做法既不科学，效果也不好。相比之下，给出生存空间的做法不失为解决之道——划出一块保留地让国内自己设计的CPU、GPU、FPGA等芯片可以被用起来，比如把党政军市场拿出来，把这块封闭市场给予国内公司去生存和竞争，谁的产品好，不能只听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必须倾听用户单位的声音，再以政府择优采购的方式给做得好的公司变相给予资金扶持，并且在实践中使用自主设计的芯片，在使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现技术的螺旋式上升，并在使用中慢慢构筑起软件生态，最终实现自主技术的成长和国内公司逐渐成长壮大。

　　正如龙芯首席科学家胡伟武说的：“政府应该干啥，应该在黑暗森林里围个篱笆墙，构建一个小森林，把国外芯片挡一挡。进入小森林的CPU公司必须严格界定，什么是自主的，什么是可控的，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把真正自主可控的放进小森林，小森林里玩的是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让国内自主CPU公司在小森林里适者生存的竞争——谁的产品好，谁的服务好，就选谁的产品，政府不要去干涉。在市场竞争中练出自己的体格，最后的胜出者踏着失败者的尸体成长壮大后，再打破藩篱，和黑暗森林里的国外产品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