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华为接班人

??古往今来的大英雄，无不以领袖天下英才为毕生追求。古代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但他认为刘邦只能带很少的兵，因为刘邦是统帅，而自己是将军。统帅的任务就是发掘、培养将军。任正非身为华为的精神领袖，将兵，也将将。 

　　 曾国藩说：做大事者，以寻找替手为第一要义。任正非也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某些意识，使他在这一点上无法正确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本书第一部分写到万润南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万润南给我们讲过的孙子兵法中的“五胜”。最后一“胜”是“将能而君不驭者胜”。任正非呢，下面的“将”越能，越严加驾驭，甚至不惜临阵换将。我在华为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写照。这样一来，下面的“将”越来越不“能”。我认为华为的很多干部能力都不错，拿出来都不一定比杨元庆、郭为差。杨元庆的3年规划其实就是失败的，但是联想允许人失败。而华为不同，它既是一个给人机会待遇的地方，又从不给人独立操作企业的舞台和机会。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高级干部尤甚）被他骂得狗血喷头。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是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明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了。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独立意识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蜕化了。 

　　 我是华为高层中惟一没被任正非骂过的人，原因之一是我年龄大（华为内部年龄最大的副总裁），任比较给面子；第二他也知道我自尊心很强，工作比较自觉。我在孙亚芳面前就曾说过：“如果任总无缘无故羞辱我骂我，我会拂袖而去。”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我并不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对我这样的“外人”他还是有所顾忌。我离开1年之后，去办公室拜访过他，我说：“任总，非常感谢你。在华为工作期间你对我人格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说：“怎么这么说？”我说：“你从来没有骂过我。”他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骂你干什么啊？”但实际上有不对的地方他都拐弯抹角，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张口就骂，他对我还是给予一定尊重的。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我这样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只要是属于他那一派，段永基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空间的。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接班之人的命运： 

　　李一男：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初到华为的时候在研发部，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他是华为副董事长，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南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研发部时，大家都很佩服，说三道四的很少。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东西，这反而可能导致失败。 

　　像李一南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原因是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开始时，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李一南出来之后创办了金色港湾公司，一开始承包了华为的数据通信产品的全国经销（打着内部创业的旗号），不久就推出自己的几乎和华为一样的产品，迅速抢占了很多市场。李一男与华为的矛盾迅速升级。华为采取围剿战术：凡是有港湾产品的地方，要求华为无论如何也要把项目拿下，不惜低价，甚至是赠送，目的就是让李一男的产品卖不出去。让任正非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我觉得有两条：一是李一男把华为的人整建制地拉走，包括一些高层干部、甚至董事会的人，如黄耀旭、彭松等，这是任正非很难忍受的，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其次，李一男那么快搞出产品，任正非认为港湾是盗窃了华为的技术的。曾经情同“父子”，如今视若仇雠。 
　　曾经有一次一起吃饭，我跟李一男说：“李一男，你这么做下去，恐怕越来越不利，数据通信设备只是华为的一小部分，对你却是全部，你赌不起。不如向任总服一下软，和解一下，你去说不方便，我去替你说。”李一南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谢绝了我的好意。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惟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能不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我不好说，因为接班人不是说想培养谁做就能培养成的，我认为做企业家得有素质、悟性和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郑宝用人品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爱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在李一南之前，郑宝用负责研发。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撤下去？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的被弃用。 

　　后来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负责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和临时的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东一茬西一茬的，你不觉得委曲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除此没听说有何其他的过人之处。他举荐的人物之一，是把一个浙大的博士后介绍到莫贝克，后来任为这个博士后曾埋怨我工资给得低，职务提得慢；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莫贝克，据说聂国良和这个人都起过作用。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概。 

　　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曾向我唉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看来只好辞职了。”不久聂就提出辞呈，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之后，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份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作用，尤其任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则会比任的暴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行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但在对待他人的认识和宽容方面，任和孙表面给人的印象则几乎相反，任不管对部下态度如何恶劣，但大多数人还是敬重多于反感；而孙在温和外表之下所透出的严苛，以及一旦对人形成印象后就难以改变的习惯，则大大地影响了她与很多干部的关系。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
 
　　孙做过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1996年她带领市场部干部的集体辞职，现在看，这种做法宣传上的效果可能要大于其实际意义。这件事本身也反映了一些搞运动的人那种“左”的痕迹，以及在干部任用上的随意性，它在众人心目中留下了负面影响，人们把账记在孙的头上。 

　　在我主政莫贝克期间，任曾一度让孙担任我的助理，但实际上她一天也未到位。我调离莫贝克是孙找我谈的话，我离开华为，她又代表公司到北京劝我回去。2000年1月3日，是她在我的离任书上最后签字，并把她在哈佛学习的几本书赠给我，我至今没有看过但还保存着。 

　　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当然在员工中建立起心悦诚服的威信，这方面对她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