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你够了！

“嗨，我是布隆伯格，我需要一些建议。”这是彭博社（Bloomberg）创始人迈克·布隆伯格在1988年给马特·温克勤打的一个电话的第一句话，当时马特·温克勤是一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迈克·布隆伯格

布隆伯格继续道：“我们公司应该进入文字新闻领域吗？”那时彭博已经制造出能够显示债券市场每分钟、每秒钟和每周波动情况的终端机，比任何记者报道都要全面。马特没有即刻正面回答布隆伯格的问题，却仍被约了饭局。

饭桌上，布隆伯格开门见山问道：“到底要投多少钱才能进入新闻电讯行业呢？”

马特反问：“你刚刚发了一篇报道，说你最大的客户的董事会主席——我说的是男性主席——贪污了公司的500万美元。他现在正跟他的女秘书一起在里约热内卢的度假胜地，女秘书的男朋友被激怒，于是打电话向你爆料。你得到了第三方的证实，报道是真实的。然后电话铃响了，客户公司的公关人员说，‘把这篇报道撤下来，否则我们就把现在从你们那租来的终端机全部退掉’。你会怎么办？”

“继续报道，我们的律师会喜欢你说的这种官司产生的律师费。”

“好的。”马特为布隆伯格选择新闻本身而非商业利益感到惊喜。

“现在告诉我，到底要投入多少钱？”布隆伯格继续坚持这个问题。

“5名记者驻东京，5名驻伦敦，5名待在纽约。”

在马特吃完最后一块寿司时，布隆伯格告诉他：“我们准备干这个，我希望由你来负责。我们时候开始？”

马特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句玩笑，回去深思一天时间，给布隆伯格打了电话：“好吧，我们干吧。”

这是迈克·布隆伯格与马特·温克勤的一次非正式交谈，促成了彭博要往新闻业进军。

而这个时间点又显得极其幸运，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结束，新闻业头条随之改变，从此金钱在世纪末成为了需要热议的新兴重要题材，金钱信息的需求得到迅速膨胀。20世纪80年代末，报纸和新闻电讯行业处境非常艰难，而彭博社在自己的信条中创出了一片天，当时员工数达到300多，分布在纽约、普林斯顿、伦敦和东京，大多数人在华尔街工作过。

布隆伯格自传《我是布隆伯格》中提到了自己的新闻优势与操守，“你读到我们制作的新闻，确实比竞争对手更准确、更精彩。”

“我总是担心，在我们向成功飞奔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混淆事实与想法。事实并不总是跟看起来的一样，也不总是你希望的样子。做事情不精确、不彻底可能会把‘是’变成‘非’，反之亦然。错误会毁掉声誉、公司和我们的员工，甚至引发战争、夺去生命。撰写新闻报道需要时间而且必须谨慎。作为新闻机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犯错误，即使有时这意味抢头条的时候落在别人后面。”

警戒线

2012年，彭博社刊登耗费了他们大半年时光的调查性报道，细述了中国顶级富豪之一和本国一些最高领导人的家族之间隐秘的财富关系。

此举令上头震怒，此后，彭博新记者的居留申请遭到拒绝，它对国有企业的金融终端产品销售也有所放缓，这么一来，彭博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惨重。中国官员已一再表示，对中国领导人财产及个人生活的新闻报道属于越线行为。

这篇报道在后来被打上了“没有确凿证据”的烙印，后期纽约时报也进行类似新闻报道，全部采用彭博社的证据，显然依旧“证据不足”。

在后来10月份的彭博社电话会议中，主编与香港的四名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谈话。“彭博社可能要被赶出中国，主编自己读了大量有关外国记者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治下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制定出一项策略，可以尽量延长彭博社留在中国的时间。”

自那以后，彭博社高层大幅提高了报道的门槛，需要找到更多的书面证据，而减少对消息人士的依赖。

偷窥事件

彭博通讯社一名记者的“关心”，揭开了一个巨大丑闻。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

事件起因很简单，一名彭博社记者向高盛的管理者询问：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是否已经离职，因为这位合伙人最近几周一直没有登录彭博终端。高盛瞬间警惕。

（备注：彭博终端，是一套计算机系统，用户可通过它享受彭博的专业服务——浏览彭博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和信息，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即时查阅实时金融市场数据并进行金融交易。）

高盛随后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彭博的记者不仅知道高盛雇员登录彭博终端的频率，而且知道他们使用了哪些特别的功能。这意味着高盛的隐私能随时被“窥探”。“他们知道某个人浏览了多少次新闻，甚至知道这个人是否使用了彭博终端中的通讯功能，我们不禁要问，彭博的那些人还知道什么？”高盛说。

被彭博偷窥的人里甚至包括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纽约时报》更指出，根据彭博社内部的初步调查，彭博2000多名记者中，有数百人在使用这一终端，而他们能看到客户何时登入系统、在系统上查询哪只股票等讯息。

华尔街大行们开始恐慌，彭博究竟知道多少？

摩根大通透露，在事件发酵期间，有多位彭博记者使用数据终端信息来监测交易员是否离职。

媒体报道了记者们的操作手法，他们只需简单使用一个名为“z”的功能——通过键入字母“z”，并在这个功能项下输入特定公司的名称，就可以浏览到该公司的订阅者在彭博终端系统中的活动信息。接下来，只需再点击特定订阅者的名字，便可以获得从该订阅者的联系方式到他与其他订阅者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使用特定功能的每周频率等信息。

高盛举报彭博后，彭博社新闻主编立即进行了道歉，承认访问特定的用户信息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并立即关闭了记者的特殊通道。

“无震惊，不新闻”

离我们最近的当属10月4日彭博社报道的“中国间谍芯片”事件，标题也很惊悚——《大规模入侵：中国如何用一颗小芯片侵入多家美国公司（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相关报道可以点击阅读《一颗国产小芯片控制苹果亚马逊？彭博枉顾事实抹黑中国为那般？》）

在媒体报道领域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彭博社显然已经忘了当初的教训，“多采用书面证据，少引用知情人士”。而像芯片这样的科技领域，显然更讲究真材实料的技术证据，没什么比把“间谍芯片”摆在眼前，并有相关数据来得更有说服力了。

“震惊体”在当下媒体氛围非常流行，任何媒体的记者也都深知这点，随着经验的积累，对读者的心理和爱好可以揣摩的非常透彻。显然彭博社也深知这一点。如果报道掺和很多艺术加工，显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在dilbert.com的博客里，笔者发现一篇来自Scott Adams的博客，其揭露彭博社对其采访报道存在虚假成分。

两天前，苹果CEO库克表示，彭博社应当收回关于苹果内部计算机系统被中国植入恶意芯片的虚假消息。亚马逊和服务器厂商超微（Super Micro）的高管都要求彭博社撤回这篇报道。

苹果对于彭博社的感情是更多是无奈的，去年2月份彭博社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苹果难以达成大额交易，战略转型遭遇阻碍》的文章，整篇文章都在引用投资银行家的话，在嘲讽苹果的收购。但现实却是苹果收购后，其盈利能力非常强。

随后又发表了嘲讽苹果电视业务的文章，将电视盒子描述成小丑，而从下表中可以看出，Apple TV使用率超过五分之一。

iPhone X也遭遇到疯狂嘲讽，预测其销售疲软，而事实证明iPhone X非常受欢迎。

今年7月25日，彭博社发布一篇《普京赠予特朗普的足球装有发送器芯片》的新闻，在西方媒体中引起轰动。新闻中写道，普京在赫尔辛基送给特朗普的足球上装有可传递信息的特制芯片。不过，其制造商阿迪达斯介绍称这个芯片并不是“监听设备”，而是这个足球的标准配置。阿迪达斯表示，足球上的NFC芯片可以与用户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建立连接，启动配对应用，让用户体验产品的“不同功能”。

其实，你单纯看这个标题，一点毛病都没有。

“错误会毁掉声誉、公司和我们的员工，甚至引发战争、夺去生命。撰写新闻报道需要时间而且必须谨慎。作为新闻机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犯错误，即使有时这意味抢头条的时候落在别人后面。”这是本文一开始引用创始人自传中的一句话，一次次事例证明，此乃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