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和数字技术怎样协同发展

2020年2月29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接受浙江卫视“科学控疫情，统筹谋发展”栏目专访，就浙江在促进外来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治理方面的有益做法和实践做出解读。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浙江留得住、留得安心，浙江有什么好的做法？

其实我们说这个人力资源简单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技能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端人才，而低技能的，一般来说他们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说服务业。这些人通常是从农业剩余劳动里面转移出来的，在流动人口大军当中主要是这部分人。对一个城市发展来讲，这两类——高层次的和低技能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形成一个互补，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实际上是我们城市活力的一个来源，所以缺一不可。我们浙江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比方说金华，义乌采取了比如劳动力地图法，包车法，等等方法。但是当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回来了以后，怎么能够让他们安心的留下来，这个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要把他们留下来，主要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浙江省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比方说浙江省早在2008年的时候就提出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计划。经过十一二年的建设，这个计划已经取得了成效，所以我们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对全国的各个省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在评估中发现浙江省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省份之一，而且在经过了前期十几年的积累之后，在这次大考，也就是抗击这次肺炎疫情的过程当中，它就能够初步显现积累的成果。但是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浙江省一个省就能解决，因为在这之中还会受到国家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总的来说。每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可能还是偏向于高技能的劳动力，所以对这个低技能劳动力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再加强一点。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复工后，疫情防控压力必然增加，这个角度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流动人口往往生活条件会差一点，所以这部分人群的防控条件会相对落后些，而他们所从事的又大多是人员会高度聚集的职业，所以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需要重视的易感人群。所以要怎么对这个群体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我们后面需要持续关注的，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后期的健康教育，另一方面可以用大数据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这里面就涉及到跨省的地区之间的合作这些都要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浙江对外来的务工人员依赖度是很高的，所以在我们现在加紧恢复生产生活，复工复产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外来的朋友们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有这样的感受，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对浙江省的价值和对于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更要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也能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有了这些服务才能让他们能够安心地留在这个城市。而能够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里面，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接得回来，请得回来还要留得住，并且让他们留得安心，这也是针对这个群体的重要的防疫措施。

长三角联动机制是否在复工复产中起到很大作用？浙江的一图一码一指数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浙江省为何走在全国前列？

问题一：我们要复产，但因为产业链它不是限定在一个省里的，所以长三角的协同治理，在这次复工复产当中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一种上游的原材料它是来自于江苏或者安徽某一个地区，那么这就在这次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当中更加能显示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性。

问题二、三：这次确实这个一图一码一指数的应用非常迅速，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有一个前期积累的过程。这个是跟浙江省事前的几个领先于全国的改革措施是分不开的，比方说这个以“最多跑一次”为代表的政府数字转型方面的改革，还有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智慧城市建设。政府数字转型是解决了政府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问题，让它们的数据互联互通然后信息共享。这样就使得部门之间可以协同作战。而智慧城市的建设则会让一个城市变得更“聪明”。所以碰到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疫情的情况下才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所以这个迅速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疫情过去之后，相关的数字经济、城市大脑、智能城市这些相关的设计会在未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于智慧城市的这方面的设计我相信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前景。其实之前在推进这些改革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阻力的，因为在我们做调研的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受到来自各方的一些阻力，但这次在疫情这个大考当中大家可以说已经尝到了这些改革的甜头，因为这些能够让政府迅速地作出非常精准科学高效的决策、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所处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设计预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