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有什么联系

机器拥有比人类更快速的反应，更精细的思维。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类所擅长的逻辑思维上，也大有被机器所超越的可能。而这一超越随着去年“阿法狗”战胜世界职业围棋顶尖选手李世石成为现实， 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某一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近日，科技日报报道称，俄罗斯军方正在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测试用软件代替士兵做出作战决策，以应对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打击。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果测试成功并投入使用的话，这将极大改变未来战争模式。对盛产黑客和数学家的“战斗民族”来说，将机器和程序用于作战毫不令人意外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战争始终是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而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专家石海明副教授告诉记者，“人类战争的历史，也是人与武器不断内嵌融合的历史。从冷兵器战争到信息化战争，武器是人体器官的自然延伸，人与武器的界限尚比较清晰。随着聚合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人体植入及基因编辑等人机结合技术不断突破，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进一步缩小 ，人与武器之间的传统界限趋于模糊化，人的‘武器’化及武器的‘人’化趋势越发明显。在智能化战争时代，智能化系统应该是对人的补充，人工智能更大的价值是介入战争协助作战指挥和控制。”

一、智能化战争帷幕已渐拉开

“目前看来，尽管信息化战争还是主导军事领域的战争形态，但智能化战争的帷幕已逐渐拉开。”石海明指出，将人工智能应用到作战上已有先例，层出不穷的武装机器人系统和应用广泛的无人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大国角逐的重要空间，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但各种运用尖端科技的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武器与平台已越来越多，相关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前景值得关注。”他说。

例如，海军专家李杰已指出，曾在多艘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上成功起降的X-47B察打一体无人机，既具有极强的隐身性，又完全由电脑操控而无需人工干预。

他表示，“近年来， 由于相关科技前沿推进极其迅速，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较大变化，采用大强度计算和数据驱动来发展智能成为一个探索方向。试想，如果计算机系统能够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从根本上提升智能化水平，这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必将产生较大冲击。这一进路与以往科学家‘仿脑’研究不同，过去 试图模拟人脑的思维过程来打造人工智能，这种传统进路受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发展制约而进展缓慢，已有精通的专业人士指出，‘类脑’研究或许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

对此，李路介绍，“大数据方面，目前还未听说将其用于实战的官方报道。此外，据我了解，即使是北约组织的内部演习中，也尚未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决策。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大数据技术早已广泛使用。尤其是反恐领域，利用大数据筛查可疑分子、降低恐袭风险已经是日常反恐的重要手段。”

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恐怖分子以高压锅和背包为作案工具展开袭击。事后，有人在网上同时搜索上述两种工具，警方立即利用大数据技术捕捉相关信息，进而调查搜索者的目的，大大降低了恐袭风险。

二、机器尚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决策

据俄军方披露，目前俄海军某部的专家正在研究前述应用程序的效果。有专家认为这一应用程序有助于进行独特的作战策划，并能推演现代化海战武器的使用情况。那么，机器真的可以代替人类做出作战决策吗？

李路介绍，“在战争指挥和作战规划方面，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以前规划一次20分钟的大型空中作战行动一般需要40-50人耗时12小时，而采用自主技术之后该规划有望在1小时内完成。”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介入战争指挥方面，DARPA研制的“深绿”系统最为出名。五角大楼试图仿制曾战胜人类棋手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利用计算机造出一个智能化辅助系统，帮助指挥员决策，并随着作战进程不断调整和改进，使作战效能大幅提高。但经过多年研制后，该项目的主体目前已经暂停。

对此，石海明指出，“目前，最需要智能化介入的确实还是在较高层级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军推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也认为，以智能化军队、自主化装备和无人化战争为标志的军事变革风暴正在来临。未来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充分互联互通之后。此物非彼物，此时的‘物’是人大脑的延伸，智力的延伸，更是智慧的延伸，人类社会进入‘脑联网’的智能时代。当人机充分实现融合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彻底告别作为战争终端的惨烈角色，而是作为‘云大脑’的神经系统控制者，远离血雨腥风的战场，安身于舒适的环境，用自己的智慧与‘云大脑’交互，遥控着前线无人机、无人装甲车、超级战士等战争主体展开生死搏杀。”

“军事系统经历了从‘物质系统’‘能量系统’向‘信息系统’的演进，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智慧系统’。当然，人工智能倘若要实现较高层级的与作战系统融合， 必须进一步融合更多的前沿技术。例如，超级电脑‘沃森’的基于自然语言的知识获取和统计推理技术，基于贝叶斯方法的复杂概念建模技术，也包括超级电脑‘深蓝’的基于规则驱动的暴力搜索技术等 。”石海明说。

然而，李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在重要攻击行动中，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决策。以当前的人工智能水平，机器对目标和威胁的判断还相对简单初级，对临界点的判断可靠度难以保证。”

李路举例说，2016年6月，英国某潜艇上携载的一枚三叉戟Ⅱ -D5潜射洲际导弹误射向美国本土，无奈之下英国将该情况通知美国。美得到消息后却发现，本应自动搜索、自动响应的美本土反导系统却毫无反应。好在导弹并未安装核弹头，最终在美西部无人区上空自毁。

“假如当时自动反应机制及时反应并运行了，则理应触发核报复机制，美国的核弹将会自动射向英国，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重大问题上机器替代人做出反击决策，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他说。

三、人工智能武器化争议不断

李路指出，“机器人替代人来执行作战任务已经成为现实。现在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允许致命自主武器系统。”

他介绍，目前国际人道法对此类技术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国际社会也未明确支持一个限制或禁止此类武器系统的条约。1949年签署的战争人道主义《日内瓦公约》要求任何袭击需要满足3个条件“军事必须、参与战争者和非参战者差别对待、军事目标价值及其潜在附带伤害的平衡”。当前自动武器很难做出这些主观判断。学界对此也争议不断，许多重量级科学家反对人工智能武器化。马科斯和霍金等人就曾签署过一封公开信，呼吁禁止自动化武器。他们甚至称完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招致人类历史的终结。

以无人机为例，美国媒体曾大肆吹捧无人机反恐是“最人道的战争形式”，但由于打击授权的门槛设置过低和无人化作战平台自身的不可靠性，相关作战行动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武力滥用行为，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

“伴随着军事‘智慧系统’的自生成性、自组织性、自演化性不断发展，在未来无人化战争中，战争对垒双方已不再是用‘能量杀伤’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是通过‘脑’控武器来控制敌人的思想和行动。作战主体由‘知识战士’向‘超级战士’转化，作战平台由信息化‘低智’向类脑化‘高智’发展，作战样式由‘体系作战’向‘开源作战’演进。到那时， 作战主体将远离战场，机器人会不会像电子游戏一般视生命为草芥，以一种‘非人性化’的方式杀人 ？毕竟，此时的‘超级战士’已经没有了人类所具有的‘人我共识’情感体验， ‘隔离因素’将战争的发动者与实施者区分了开来。”对此，石海明忧心忡忡，“也正因此，有关战争责任的伦理问题就出现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机器人是否要受战争伦理的约束呢？参战的机器人是不是战斗员？现有的战争伦理规约是否意味着彻底失效？”

石海明介绍，早在2008年，美军海军研究办公室就发表一份报告认为，运用于战争的自主机器人无法承担法律责任。

“以往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见到各种‘超级战士’的身影：《机械战警》中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完美结合，身上配备各式武器，能应付各种暴力活动的机械警察；《再造战士》中通过基因设计工程制造出来的拥有超绝战斗技巧和力量的超级战士；《阿凡达》中用人类的基因与当地纳美人基因相结合，由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得以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作为作战链条上的信息终端与执行终端，未来的机器人能否区分平民和士兵？倘若不能的话，它们怎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机器人无法承担责任，那么，程序设计者或后方作战指挥员谁更应是其‘代理人’？不难发现 ，当机器战士或生物战士全面取代人类主宰战争后，高端无人化战争也必将引发一系列伦理困境，这涉及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等多方面，相关战争责任的追究会变成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他说。

李路也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相关争论很可能会越来越现实和激烈。但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人类的理性恐怕很难阻止新技术军事化的步伐。军事领域自主化时代的到来似乎已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