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货币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区块链技术及其催生的加密货币、代币和其他数字资产或许正在推动我们朝着可编程货币模型发展。该模型不仅融合了自动化的公共资源内部治理，还促进了社区间的协作。正是这些代币所具备的数字稀缺性促使我们从前数字经济时代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也正因如此，货币本身才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实现协作的工具。

新型去中心化应用的开发者们正在将一切资源都代币化。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电力和带宽，还有线上内容的受众注意力和验证者的诚信品质等人文素质。虽然媒体的焦点都在于这些代币发行方获得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融资，但是这种颠覆式的经济设计有望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旦社区将稀缺代币与获取这些资源的权利挂钩，就可以通过控制这类货币的使用来管理公共财产。作为一种动态货币，代币不只是一种交换单位，更是一种直接用来实现社区目标的工具。

从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去中心化软件应用的开发者通过 ICO 募集了超过 16 亿美元的资金。ICO 是于 2014 年初首次推出的一种新型工具。到了 2017 年 7 月底，这些发行方所发行的代币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将整个加密货币、加密商品和加密代币市场的价值从 2016 年初的 70 亿美元拉高至 956 亿美元。

许多开发者和加密货币爱好者因此暴富，并开创了一个新的众筹模型。有人认为这个模型会对硅谷的风险投资者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有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将其比作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即，18 世纪的一家英国公司由于炒作和投机而出现股价飙升的情况，最后因为收益率达不到预期而暴跌。人们对于代币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派认为它改变了融资活动和经济策略的规则；另一派则担心会出现 ICO 骗局盛行、监管力度加大的情况。这两个观点都值得深思。

如果支持方的观点是对的，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个新型经济体系正在挑战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可流通代币模糊了“产品”、“货币”和“股权”之间的界限。从理论上来说，内置这些代币的软件能够调节用户的行为方式，例如，计算机所有者可以在去中心化网络上出售多余的存储空间，社交媒体用户可以通过提供内容和关注来赚取收益。这些代币将个人利益、市场价格信号与保护公共利益的治理系统结合在一起。

不过，要想让代币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对审计流程和商业监管进行全面改革，以确保代币发行方守信。如果能实现这些目标，新兴的代币经济将会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一种全新的货币和价值交换范式。

如何解决公地悲剧问题？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写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公地悲剧》，讲述了 19 世纪的农民在一片公共用地上放牛所引发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有多个社区共享某个不受管理的资源，这个资源最终会被耗尽，因为任何一个社区都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哈丁意识到，缺乏信任会引发协作方面的问题。善意的参与者会因为担心吃亏而过度使用公共资源。

自从这篇论文于 1968 年公开发表之后，“公地”一词指代的不仅是土地、水和粮食供给等自然资源，还有公共基础设施等人造资源，甚至还包括言论自由等无形概念。如今，这一概念经常被应用到政策制定方面，以确保公众能免费获得这些资源。

这些年来，哈丁的这篇论文一直被用来证明外部治理——即，国家——在管理和保护公益性质的稀缺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然而，一些经济学家最近已经证明，哈丁对于人性的看法过于愤世嫉俗，并非总是正确的。特别是已故的埃琳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曾经研究过缅因州的渔民是如何自发制定行为规范来保护当地的龙虾渔业的。该研究还获得了 2019 年的诺贝尔奖。她认为，经大量事实证明，社区是能够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来管理资源的。然而，尽管全世界有很多这种实现互利共赢的例子，但它们的成功更多源于艺术而非科学。内部治理通常有赖于社区内共同的文化习俗和紧密的人际关系。

形成一个通用的内部治理模型是一项极具挑战之事，尤其是在许多微观经济环境下，很难判定并有效管理公共资源滥用行为。而今，随着区块链技术及其催生的加密货币、加密代币等数字资产出现，我们正朝着可编程货币模型发展。该模型可以提供一个更加自动化的公共资源内部治理系统。

一旦社区将可编程软件整合到社区内共享的交换媒介中，就可以将使用规则直接嵌入到货币单位之中。只有特定的交易可以使用这种货币单位。我们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决定这种货币单位的价值，让币价随着公共资源状态的改善而上升。因此，代币就是通过编程的方式被赋予了功能的货币，可以按照社区所期望的那样明确个人对公共财产的权益和义务。

根据奥斯特罗姆和施拉格尔（Schlager）分类标准，这些权利包括访问权、提款权、管理权、排他权和让渡权。如果一种代币融合了上述法律概念，就会成为一种元资产，一种价值物，同时也会是一种治理工具。它就会成为一种具有动态用途的货币，不仅是一种稳定且可交换的价值单位，更是实现社区目标的直接手段。代币经济有很大的希望能解决公地悲剧问题。

比特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无论是ICO 热潮中投资者对元资产的投资热情，还是元资产在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方面的潜力，都可以追溯到史上第一个加密代币——比特币身上。这个发明不仅释放了成千上万名开发者的想象力，让他们转而为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经济系统设计应用，还开创了以软件驱动的稀缺公共资源内部管理的先例。通过区块链这一构想（由某个货币用户社区共享的分布式公共账本，被用来记录事实），比特币的匿名创造者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创造出了一个公共物品、一个需要保护的公地。

尽管有可能存在个人验证者（比特币矿工）为牟私利而作恶，输出错误的信息来双花其账户余额的数字造假情况，但是必须确保账本的准确性。比特币并不依赖于中心化的权威机构来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是诚实的，也没有采用外部治理。在此之前，凡是想要创建一个不受中心化权威机构管辖的去中心化货币的尝试都失败了。没有了中心化的权威机构，一个不需要对用户进行身份识别的免许可型账本总难免被滥用。就像公地上的牧牛人一样，参与者总是不相信其它人会诚实守信。

中本聪打破了这个瓶颈。他将一组特殊的软件驱动规则嵌入到比特币协议中，激励网络中的匿名参与者为了公共利益维护账本的准确性，同时又能为自己谋取私利。其关键在于，他利用了一种特殊的工作量证明算法，要求矿工先执行耗电量大的计算任务，才有权获得区块奖励。正是这种“利益绑定”机制极大地提高了控制全网的成本，有效防范了矿工作恶的问题。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每个矿工都会与其他矿工达成共识，共同维护一个可行的账本。由此，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达到了高度统一。通过工作量证明机制，中本聪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

除了利用工作量证明共识系统来激励最自私的参与者保持诚信之外，比特币的另一个巧妙之处在于，它围绕如何利用加密代币来帮助社区管理公共资源（即，数字资产）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想法。由于工作量证明确保了比特币账本的准确性并有效抵御了双花攻击，每个单位的比特币都可被视作独一无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无法被复制的数字价值形式——不同于比特币诞生之前就存在了的 Word 文档、 MP3 歌曲、视频等传播价值的软件工具。中本聪一举创造出了数字稀缺性的概念，并将数字资产变为现实。

比特币和其它数字化交换媒介代币所具备的数字稀缺性让我们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日趋数字化的经济及其内部的微观经济。有了稀缺的数字代币，共享价值创造的社区可以将共享价值嵌入到软件的治理中，并将这些元资产用作价值工具。一旦社区将稀缺型数字代币与获取稀缺资源的权利挂钩，就可以通过控制这类代币的使用来管理公共财产。

这里有一个假设性的例子：某个地方政府想要减少当地的污染、交通拥堵和碳足迹。它可能会以可流通数字代币的形式奖励那些投资当地太阳能发电的家庭。该代币可用于电力公共交通系统，但是不能用于收费公路和停车场。该代币可以转让，其价值与当地碳足迹情况挂钩，从而激励当地居民使用它们。

这是一个以代币为主导直接促进环保的策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为污染等外部因素定价。不过，这一概念并不仅限于管理自然环境中的资源。我们还可以将原本闲置不用的硬盘空间拿来共享，通过代币在去中心化网络中交易多余的计算机存储空间。亦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声誉代币”来奖励那些对预测市场结果做出可证诚实的判断的人，提升并保护“诚实判断”这一公益品的价值。

将代币作为一种有效激励

将数字货币与政策和激励措施相结合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概念与循环经济的目标相吻合。在循环经济中，一条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会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不断地将零件和材料回收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设计者可以通过代币来对机器人和其他伪造新闻的自动化工具征收计算税，让作恶者承担风险，以此鼓励亲社会行为并提高信息的准确度。

从电力到带宽，一切都可以代币化。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将市场效率降低到微交易水平，让物联网经济能够悄无声息地自动管理着我们的经济活动，其精确度和高效性也会是非编程货币所无法企及的。

以前，互联网的开放网络基础设施是由基础层开放式协议支撑的，而这一重要协议的开发是非营利性的。传输控制和互联网协议（TCP/IP）等网络软件是由大学和非营利性组织开发的。其中，互联网协议管理着互联网的核心分组交换功能，即，用于网站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用于电子邮件的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PT）。营利性的私营商业实体是不会直接受到激励来参与开发这些协议的。他们确实与非营利实验室进行了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通过这项底层技术以及开发该技术的工程师人才获得开发优势。

营利性公司主要还是将资源投入到运行在开放式协议之上的商业化专有应用程序中。非营利实体面临的问题在于，面对营利性实体的雄厚财力，很难与之竞争人才。最后，开放式协议的开发间接受到了几家大型公司的影响，因为是它们一直在背后资助那些参与开发的大学。

正如来自联合广场风投（Union Square Ventures）的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和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所言，我们或许正在步入一个“开放式协议的黄金时代”，那些最常用的开放式协议的开发者将会获取价值。举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基于以太坊的 ERC-20 代币标准在 ICO 期间得到普及，由此推动以太币（以太坊协议的原生代币）价格暴涨。

这些免许可型开放式协议成为了另一类公益品，即，公地。只要是持有其原生代币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拓展思路。这就是 TCP 和 IP 的情况，它们的维护必需由一群致力于公众利益的国际组织管理。通过将资金直接交到开放式协议开发者手中，代币经济能够直接激励这一重要基础设施的开发工作。换言之，代币帮助两类人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一类是那些使用去中心化应用（Dapp）来改变经济结果的人，另一类是为这些去中心化应用开发基础设施的人。

不过，这里依然有一点需要注意。根据线上社区搭建平台 BraveNew 的 CEO 卢西恩·塔诺斯基（Lucian Tarnowski）所言，最大的风险是开发者会变得过于强大，让所有社区都像“算法的奴隶”一样依赖于他们的软件。他担心工程师会倾向于构建以数学为基础的大型区块链协议，无法适应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场景。塔诺斯基表示：“僵化非常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主从式依赖性。”

有一群代币开发者正专注于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ECSA）是由一群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其它社会理论家组成的创业公司。该公司正在构建的防欺诈系统无需依靠比特币或以太坊等主流区块链的验证方式，而是采用基于对象功能最低权限原则的点对点形式（least-authority principles of object capabilities）来保障计算机安全。

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可以让任意大小的社群基于本地化的智能合约发行自己的专属代币。所谓本地化的智能合约，就是可以捕获社区的利益，而不受开发者制定的全球协议规则的约束。ECSA 的创始人兼 CEO 阿肯利·维尔塔宁（Akseli Virtanen）希望这个系统非常简单，可以推广“ ICO 的传统”，让所有人和实体都能以代币化这种新形式不断地向其他人提供服务。

无论是 ECSA 的复杂对象功能技术、 瑞波公司（Ripple Labs）的 Interledger 项目的跨账本互操作性、 跨链项目 Cosmos 的“Internet of Blockchains（区块链互联网）”，还是波卡（Polkadot）的“Parachain（平行链）”，这些新兴解决方案都摆脱了“极多主义”思想，不再将所有经济活动都放到主链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步入多代币时代，每种代币背后的去中心化应用都将是独一无二的，其分布式信任治理系统也将千差万别，任由用户挑选。

若要给这些代币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还是需要一种中心化的货币作为参考。或许有一天，这些代币彼此之间会相互参考价格，这取决于它们的交易效率。换言之，未来有可能出现数字化的物物交换，即，不同的资产会直接进行交易，人们不再需要储备美元或比特币之类的通用货币。到那时，人们甚至可以摆脱中心化货币系统数百年来所历经的经济动荡和周期性危机。

当然了，以法币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距离去中心化结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尽管如此，现阶段的快速变化表明，货币系统正在经历巨变，我们已经步入了 200 年来的转折点。这些代币和元资产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发者和潜在用户，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驱动力。如果监管机构开始集体打压的话，可能会令这些代币受挫。但是，代币已经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想象力，他们正在为这个领域注入新的想法。我们无法预测这种无序的迭代创新过程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但是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将迎来一场极具颠覆性的重大变革。

迈克尔·凯西（Michael Casey）是 CoinDesk 的首席内容官。以下节选自亚力克斯·塔普斯科特（Alex Tapscott）的新书《金融服务革命》中的《代币经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