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AI会和预想的一样吗

2020年就要来了，说好的科技改变生活，可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如往常。那些说在2020年就会实现自动驾驶的汽车厂为什么都没了动静？

AlphaGo打败李世石三年有余，为什么家里的智能音箱还不能好好地跟我完成一次多轮对话？

现在的智能音箱大多数是“尬聊”音响

说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的工作岗位，但那些工厂中挥舞着的机械臂，你别告诉我那就是“AI”吧？

拿融资钱买P2P的“首席战略官”

先来讲个狗血的故事。

一家自动驾驶公司，成立时风光无两，不仅创下中国自动驾驶行业A轮融资之最，还在中国科技界含金量最足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为参会者提供无人驾驶班车服务，正可谓2018年资本寒冬中一抹红。

但故事并没有朝着人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先是在天使轮融资中有贡献，随后加入公司的首席“战略官”出了幺蛾子。

A轮融资到账不到一周，就被这位战略官从托管银行划拨出去，购买了当时尚未爆雷P2P理财产品。这件事显然触及了资方的风险红线，这位既非创始人，也并不担任实际管理职务的战略官自然也被要求出局。

然而在资方压力下，这位战略官的大学同学、同时也是公司的CEO却逆道行之，力保其留下。资方不满的同时，进一步对公司进行审计调查。

一审计，发现在公司采购汽车的过程中，有一些车通过个人渠道购买，归属权还被划至了战略官和CEO二人名下。

“一开始考虑让战略官走。但CEO要力保，那大家都觉得你做CEO也不合格，那就一块走。”天使轮投资人回忆。二人出局后，原首席技术官临危受命担任CEO，却在三个月后因能力不足引发各方不满。

在预感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后，第一反应不是证明自己，而是向最可能“篡权”的CTO痛下“杀”手：趁他出差之际，联合此前出局的二人，发布声明将CTO罢免。

是的，这家企业就是今年猝死的自动驾驶明星企业Roadstar。

上面的前CEO、新CEO、CTO和首席战略官对应的分别是佟显乔、衡量、周光和那小川。前三人为公司联合创始人，后者是佟显乔的大学同学，因在天使轮融资的贡献入局。

公司震荡，员工四散奔逃;官司不断，投资人后悔晚矣。上面已经是最简化的故事版本，但个中细节和内斗更为复杂、震撼。

人们常说，艺术源自生活。而在这样的故事面前，艺术也不得不羞愧地低下头。

总结下来，Roadstar的“死”因是什么？乍看是因资金使用不当、股权分配不均导致团队内讧，带队人缺乏领导经验以至于在权利和利益面前心态失衡。但深究下去，既是创始团队的投机心态，也是自动驾驶光环之下投资人对项目和创始人的超常规容忍。

再深一点说，人们错误地估计了AI及自动驾驶技术在现阶段能产生的实际价值，在错误的时间给了错误的人一大笔错误的钱，导致了一个必然发生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对于创业者而言无疑刻骨铭心，代价甚至是倾家荡产。但在咨询从业者眼中已经见怪不怪。在Roadstar一事数月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在文章中写下一句：无人驾驶汽车又一次令人无可奈何地循着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很快的度过“过高期望的峰值”，正在快速坠入“泡沫化的谷底”。

院士瓦特和富豪奔驰

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也被称为技术的“炒作曲线”，字面意思，它的背后既有被媒体捧在手中的宠儿，也有炒作下虚假繁荣而迎来破产倒闭的企业。

那么在一场涉及“科技”的变革中，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妨来看看那些在历次工业革命中赚的金盆满钵者。

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急剧增加的人口致使工商业大力发展，中北部新发掘的煤矿和铁矿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用武之地，在这一背景下蒸汽机的发明及瓦特的改良一下子就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蒸汽机改良者詹姆斯·瓦特最初只是一家维修店老板

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资本对技术革命起到推进作用。

工业革命前，一场以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他金融业的变革为标志的“金融革命”展开，为工业革命注入源源不断的燃料和动力。

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甚至认为，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其实早就有了，但早期缺乏大规模资金以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导致技术不能从作坊走向大规模生产，“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从这点来看，放在今日倒也颇为适用。

而作为这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人物之一的瓦特，后来怎么样了呢？1776年，在第一批改良的蒸汽机得以量产后，获得了大量订单的瓦特开始奔波于各个矿场之间，安装由蒸汽机带动的水泵。

虽然成立了公司，但直至此后20年他的博尔顿加入后，他们合作的公司才得以更大规模地生产。虽然瓦特在工程发明上的异常天赋，让他从修理店老板一步步走到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然而据说他在商业上“一窍不通”，虽然和合伙人博尔顿组建了公司，但是却“特别讨厌与那些潜在客户讨价还价或谈判合同”。

瓦特的公司被持续经营了120年，直至1885年停产，并被当时的企业集团Avery收购。正是在瓦特公司停产的同一年，受益于蒸汽机蓝本改良出的内燃机，世界上公认的第一辆汽车被德国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了出来。

汽车的发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但其本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蒸汽机的极致应用。

卡尔·奔驰发明的第一辆内燃机汽车

卡尔·奔驰的公司也在与另一位载重汽车发明人戴姆勒的公司合并后，创造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商业神话的其中一个。

蒸汽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得以真正走入千家万户。用现在的话说，在矿场和工厂里的应用是“To B”的，在汽车中的应用才是“To C”的。

它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发明者本人，而是戴姆勒公司。同样地，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电气时代，但发电厂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最大的受益者是通用、西门子和石油公司。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制造商固然收益颇丰，但谷歌、微软和Facebook们才是更大的赢家。

这么看来，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就谈受益者确实是早了点。

何谓伟大？

如果说RoadStar的死是因为人们对AI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那么谁才代表了当今最真实的AI水平？莫过于在围棋上击败李世石的AlphaGo的创造者，美国的Deepmind。

作为谷歌的兄弟公司，人们看到的是它击败李世石的高光时刻，但人们很难关注到这家拥有约1000员工的公司背后的艰难。

这家公司的核心创始人是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这位在19岁时就已经击败了围棋专业玩家的天才少年，在他的规划下，公司的建立、筹谋一年之久只为与初始投资人在一场会议上相遇，精心设计的、能够保证公司最大程度获取现金并保证独立运作的被谷歌收购的计划……都成为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为的是实现他关于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终极野心。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哈萨比斯把他创建的公司视为实现他理想的筹码。公司仅在员工的支出上，前年花了2亿英镑，去年翻番为4.83亿美元。按照领英的员工统计839来计算，平均每位员工的成本超过4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成本，如果哈萨比斯不把被字母表（Alphabet）收购放在计划之中，恐怕难以实现。然而，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2019年已经是公司连续第三年亏损了（2016 年其亏损额为 1.54 亿美元，2017 年为 3.41 亿美元，2018 年则为 5.72 亿美元）。

由于越来越需要母公司的支持，因其公司业务也不可避免地向字母表及谷歌倾斜。这家最接近AI纯理论研究的公司，在公司网页的显要位置放了四个应用案例，其中两例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另外两例其中之一是帮助谷歌节约30%的能源，另外一个是帮助全球安卓用户改善手机电池的使用量和屏幕亮度。

deepmind网页上展示的应用

瞧，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一的AI企业正在做的事。

未来由科技驱动，当然也由资本驱动。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承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利用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蒸汽机的发明到汽车的诞生之间整整用了一百年。

与其期待这些技术尽早地改变人的生活，不如说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导致了资本的盲从、过分的宽容和更大的失望，这些会反而推迟了这些技术应用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这些期待也会让科技企业过高地评价自己在变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企业并不多，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通常都与消费者直接相关，而这些公司通常都不太会把“技术”放在核心驱动要素上。

阿里巴巴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腾讯的使命是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百度的使命是，即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它们都围绕着用户，而非围绕着科技。

因此，如果说一家不具备连接消费端用户的能力的公司，突然想“用科技改变生活”。倒不如去用科技，改变上面提到的那些有能力改变人们生活的企业、组织和机构。让它们成为客户，用科技改变这些企业也已然十分伟大。

而如果说，一项技术的诞生，既不围绕人们的生活，也不围绕它的客户。它是否具备价值？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些人和机构更适合在科研院所里，靠另外一套体系去激励。一个科学家的智力劳动价值不能，也不应该用商业的成功去衡量。AI之路，依旧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