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的思考与担忧全面分析

“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在前天（10日）的一个学术论坛上，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如此表示。这并非一句话新闻，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下半年八项重点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DC/EP 是 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的缩写，即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央行数字货币究竟长什么样？它和我们常用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有区别吗？它的技术路线会跟比特币，以及 Facebook 的 Libra 等加密货币有关吗？本文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提到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大多绕不开原行长周小川，他不仅是全球金融监管界的明星，也是一位极有预见力的思想家。姚前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前所长，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几年前，当我们开始做数字货币研究的时候，这一领域既冷门，又边缘，不少人都质疑此项研究的必要性。在我国，这项工作的展开不能不归功于周小川博士的敏锐洞察力和学术前瞻性。”

因此，当媒体和专家为 Facebook 的 Libra 或者比特币的跌宕起伏而大发议论时，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者想必都是冷眼旁观、笑而不语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名词和玩法不管如何时髦，其实跳不出已有研究版图的五指山。

姚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的研究视野覆盖了加密领域和金融科技的众多前辈和最新突破。“除焦里币之外，就是从 E-Cash 入手，到 Mondex，到 M-Pesa，到比特币，到游戏虚拟币，到第三方支付……依次爬梳各类典型系统。”关注点也不是只盯着比特币，这支数字货币研究的国家队还得到密码学家王小云院士的助阵，研究和跟踪了 Zcash 等项目，甚至未来的量子货币。姚前本人也和戴维·乔姆等业界如雷贯耳的加密算法学家同台讨论问题。

难得的是，已经离开央行的周小川，在最近的几次演讲中，多次就金融和科技关系进行深度分析，并对 Libra、比特币、第三方支付、共享单车、大数据、P2P 等热点事件进行了点评。

货币体系的两条路线：基于账户 Vs 不基于账户

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周小川和姚前都提到，目前传统银行体系和比特币等加密币存在一个重大差别：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

简单描述一下，在现有银行体系下，你的资金和你的身份可以一一对应。而比特币则不同，一个比特币钱包的关键是私钥（一串很难记忆的文字），在本地生成，可以从中导出多个公钥或者说地址。只要掌握了私钥，这个钱包里的比特币就可以给其他地址发送出去。所以，不管是你把私钥告诉亲戚朋友，还是私钥被黑客窃取，他们都可以使用此钱包的资金。而在传统银行的账户体系下，你即便丢了银行卡或密码，仍然可以去银行凭身份证挂失，找回自己的资金。

从信息披露角度考虑，比特币有点类似现钞或黄金。如果你有一笔巨款，若以钞票或比特币形式存在一个隐秘地方，那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而如果这笔巨款存在银行，那至少这家开户行是知道这一信息的。

这就是加密货币体系和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首要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和总账本是否去中介有关。在传统银行的账户系统下，账户 A 到账户 B 之间的转账，显然是通过第三方（商业银行或者央行）进行，或者说需要一个中心化的账本来处理。而比特币的思路，则完全是点对点的支付、分布式的总账本。中本聪2008年石破天惊的论文的标题就描述了这一目标和理想：《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在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央行、或者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如果要发行数字货币，该选择哪条路呢？

姚前提到，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的一篇报告给央行数字货币做了定义，其提出的分类基础就是：基于账户或基于Token（业界翻译成通证或代币）。该报告将目前存在的各类支付工具进行汇总，然后判定哪些不是央行数字货币。这四个判断条件是：

· 是不是可以广泛获得；

· 是不是数字形式；

· 是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

· 是不是类似于 BTC 这种技术产生的代币。

报告总结说，一种可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账户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社会公众像商业银行一样在中央银行开户，相当于中央银行开发了一个超级支付宝，面向所有的 C 端客户服务。BIS 认为，这样形成的央行货币是央行数字货币，将其称为基于账户（Account）的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Account，CBDA）。

另一种可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以 BTC 这种技术发行的代币，可称为基于代币（Token）的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y，CBCC），这类货币既可以面向批发，也可以面向零售。

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草图

如果说 BIS 提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两个方案，那么中国的央行则试图走一条两者兼顾的道路。周小川曾说：“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

姚前在一篇论文中对此解释道，分层并用的思想要比直接在央行开户的方式考虑得更深。他建议，可考虑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上，引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实现一个账户下既可以管理现有电子货币，也可以管理数字货币。这样可以缓冲单独设立数字货币体系给现有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也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商业银行现有的系统投资。

这样做的话，数字货币属于 M0 范畴，是发钞行的负债，在账户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由于账户行依然还在实质性管理客户与账户，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被通道化或者边缘化。不同于以往的圈存现金，数字货币不完全依赖银行账户，可以通过发钞行直接确权，利用客户端的数字货币钱包实现点对点的现金交易。而且，发钞行可以是央行，也可以是央行授权的发钞机构。具体选择哪种发行方式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而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则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按本文作者的理解，姚前所提到的分层并用和穆长春说的双层运营应该是一回事，但这种架构总让人有叠床架屋之感。这一思路或许能保护商业银行，也便于央行监管或中央财政拨款等，但对普通用户，是一种毫无必要的累赘。第三方支付（尤其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对普通用户而言，在商业银行里再开设一个可点对点支付的数字货币，又有什么必要呢？ 难道央行数字货币只是为了消灭现金吗，那真是杀鸡用牛刀了。

当然，或许姚前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成熟方案有其他未曾言明的考虑。

区块链在 TPS、费用成本方面并不占优势

周小川在5月8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专题讲座中提到人民银行推动的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几条设计思路。第一条就指出，在 DC/EP 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

的确，不论在加密业界还是金融科技界看来，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的技术性能优势并不明显。

TPS（TPS，TransacTIons Per Second，即每秒交易数）是区块链的一个热门词汇，专业解释为“系统每秒钟能够处理的业务数量”。大概来说，比特币的 TPS 能力大约是 7 笔/秒，太坊的 TPS 能力是 7-15 笔/秒。显然，支付宝的吞吐量是秒杀它们的。比如双十一抢购，支付宝全天完成 14.8 亿笔交易，峰值达到 18 万/秒。

周小川在近期的两次讲座中对 TPS 做了点评：“区块链没有按照想象的发展速度使 TPS 达到足够大，远不能支撑零售交易的支付系统，但可以做一些小规模金融市场交易或其他应用方面的试点。所以，人民银行目前正在推进的区块链在两个低 TPS 交易市场的应用：一个是票据交易系统，其交易量相对比较小，现有区块链技术足以处理，同时也没有太多集中监管的需要；另一个是贸易融资交易系统。”

在他看来，Libra 自称其系统的速度是 1000 TPS，这样的 TPS 还要增长两个数量级后才能满足零售交易的需要。与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老百姓零售交易的交易笔数相比，区块链现在量级还不够，有待提高，未来其 TPS 到底能提高到什么程度？提高后资源占用如何？这些都还有待观察。如果 Libra 初期瞄准跨境劳工汇款，其 TPS 要求较低，或许是有些道理的。

说到跨境汇款，周小川也对 Libra 号称的跨境汇款低费率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做了比较。

他说，传统银行汇款的技术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Libra 提出，当前一些跨境汇款的成本可能在 5% 左右。但周小川认为，这并非是现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技术上成本已经相当低。成本高的主要问题是，有些跨境汇款在行政上有障碍或不鼓励，比如汇出国可能对移民工的管理而增加检查和行政障碍；又如接受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外汇账户，也可能是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如中国过去的侨汇券），必然增加管理措施；再有是双方代理行关系是否顺畅，是否能向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均会反映到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还有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收多点费用。既然有需求又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一点。

周小川举例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捷汇款，并未使用区块链和 DLT 技术，收费也很低。这是香港对大量菲佣提供的一种便利。

所以，在他看来，现有跨境汇款之所以收费高，并不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高，而是有其它监管和行政上的因素。言下之意则是，如果 Libra 等加密币的转账费用真的很低，那也是因为绕开了某些监管和行政障碍。

数字货币的价值支撑以及稳定币的意义

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最根本差异，其实来自价值观和经济哲学。

比特币的创造者中本聪，出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给比特币设置了一个绝对上限，2100 万。这一简单粗暴的做法得到很多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奉者的赞同，他们由此联想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哈耶克在1977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说，“要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应当让银行自由发行货币，不同的货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那么出于利润的自利考虑，银行就会极力维持稳定的币值”。

这种让货币自由竞争的思路，当然会遭到央行等监管者的严厉批判。

姚前曾发表过一篇“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的文章，他认为，比特币所谓的挖矿发行，煞有介事，实质上是把记账权、铸币权和发行权混为一谈，央行的角色因此消解。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显然不只是（数字）铸币技术的问题，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才是关键。

姚前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是以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他相信现有的数千种加密货币会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当前的经济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货币发行和管理功能有缺陷的“比特币们”实难担当大任，核心问题在于这类“可转让数字资产”很难构建自身的价值支撑体系。

而周小川则在近期演讲中指出，个别 BigTech 巨头可能会想，凭什么央行可以发行货币、制定基础利率？我是不是也可以？他解释说，尽管各国央行的历史与现状各有不同，其目标和使命大致可描述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以稳定谋福祉等，其人员与组织构成对其使命予以支撑，并有立法保障，这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产物。至少目前来说，这与商业机构的目标和使命相距甚远，尚难相信轻易冲击这一文明能有好结果。

如果说比特币等先驱因为价值支撑含糊而遭人诟病，那么，Facebook 的 Libra 白皮书的发布，则让许多人发现了一种新的中间道路——和法币价值挂钩的数字货币，即稳定币（stablecoin）。

稳定币是如何设计的呢？当前市场份额最大的稳定币是 USDT，其操作就是你存入一美元，就获得一个 USDT 币。反过来也一样，你可以从发行机构换回美元。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定，USDT 项目其实丑闻缠身。而 Facebook 的 Libra 也属于稳定币，它的参照物不是加密资产或某种挖矿准则，而是与法币绑定。

有趣的是，香港的联系汇率（Currency Board）得到了 Libra 团队和周小川的同时关注。Libra 网站关于“Libra 储备”这一节，明确提到联系汇率，即不论是汇丰、渣打或中国银行都可以发行港币，只是每发行 7.8 港币，就必须向香港金管局交纳 1 美元。所以，港币背后有美元作为支撑。

与此类似，Libra 储备（Libra Reserve）可以类比为香港金管局，一般用户并不和它打交道，而是要去 Libra 授权的分销商（Reseller）换钱。根据市场的需求，Libra 储备将相应地制造（mint）和销毁（burn）等额的 Libra。

周小川则说，其实 IMF（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 eMoney 就采用了稳定币的做法。人民银行向 IMF 介绍了香港的发钞制度：香港不是金融管理局发钞，而是有三个发钞行。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出路，但如果技术没看准，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未尝不可以像香港一样，有三家发钞行，每家发钞行每发行 7.8 港币，就必须有 1 美元的全额准备，获一份备付证明书，其实这就是稳定币的概念。

如果 Libra 或者其他类似的商业机构发行稳定币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下一步的监管则是周小川关心的重点。他说，Libra 这样的创新，需明确回答准备金的托管机制：是自己托管，银行托管，还是央行托管？准备金的量又是如何测度和监管的？他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利益人自称的可靠性。

周小川说，Libra 白皮书似乎是说由其自身的协会来托管，但这缺乏制衡，容易落空。准备金的可靠托管，一种是找商业银行，一种找中央银行。Libra 白皮书似已透露，托管的钱如果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那么这可能会产生问题。

周小川特别提到中国的 P2P 行业问题，他尤其关注不良动机——看中客户口袋里的钱，营运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大约在 7 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发了 260 多张牌照，大家积极性很高。他说，这些公司里有不少实际上只是想搞预付卡来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来支持支付服务，而是像银行吸收存款那样，通过预付卡实质上吸收运用客户的资金，且能以备付金获取利息，同时又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达到高的资本充实率等监管要求。不良动机往往妨碍真正有效的技术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

在两次演讲中，周小川都提到，要防止 Bigtech（即科技巨头）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在本文作者来看，监管者当然关心制衡、监督、纠错机制。但从动机角度考察所有金融创新，其实是一个无法辨明真相的难题。在很多复杂的、牵扯众多相关方的商业和金融模式中，人们只能看到行为和结果。如果监管者盯着交叉补贴不放，那么不论是微信、支付宝推进线下二维码支付，还是网约车等新模式，恐怕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