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制造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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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今天，2015.5.19，《中国制造2025》正式对外发布，成为中国制造的统领性文件。它指向了一个十年之约，给出了中国强国之路。
图 | 5.19日发布《中国制造2025》
三年来，中国制造从来没有如此提气。经历了空前的概念大辩论、知识大传播、蓝图大设计、示范大落地，工业兴国已经成为一种舆论喜闻乐见的现象。“世界工厂”曾几何时，被“扣在”中国的头上。而这几年，随着各个国家表达对制造业的高度关注和抢回工厂的回流趋势，我们才发现，“世界工厂”其实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赞誉。
然而，在国际舆论环境上，“中国制造2025”却经历了曲线般的评价。
2015年，这是一个孔雀开屏、百花齐放的时代。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和随后的社会5.0，在国际上交相呼应。犹如仰望夜空，满天星河辉映，万物竞天的美好时代。
2016年，空气开始弥漫着国家竞争的气息。美的收购库卡，引起德国上下的恐慌,成为最为标志性的转向点。这一年晚些时候，位于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高科技霸权的崛起和对工业企业的影响》。MERICS是墨卡托（Mercator）基金会于2013年11月投资成立，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对中国，并不太友好。在这篇报告中，“70%的自主目标”被重点提及。在《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强基工程”中提到，“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图 | 2025工业强基的自主保障目标
2017年2月美国商会开始发难，发布了《建立在本土保护上的全球野心》，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指责，大量引用了墨卡托报告的数据。墨卡托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内部或者半官方文件，来引导企业实现自主化目标，从而避免公开违反WTO规则。
图 | 墨卡托给出的中国替代目标
中国官员已经声称这种替代目标，并不是官方政策。美国商会造的报告也意识到这一点，指出“中国政府表示，绿皮书及其设定的目标是不具约束性的”。
实际上，美国业界并不认可这样的目标。美国商会报告中直接点名指出，“然而，中国的官员包括副总理马凯，曾经公开支持绿皮书中的策略和方向。和其他标准文件一样，绿皮书表达了中央政府的重点和目标。”
这段ChinaDaily九月份发布的一条新闻，被美国商会报告当做证据，写入其报告之中。
这意味着，美国人对于我们领导的讲话，做了非常细致的统计和分析。
2018年，随着美国对外贸易强硬派的鹰派官员上位，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关税措施，《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工程成为冲击的焦点。
《洛杉矶时报》在2018年4月份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美国强硬派代表莱泽希特在3月国会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明确地列出一些技术，将投资数千亿美元，获得技术，占领世界”。莱泽希特继续说，“如果中国统治世界，那对于美国就太糟糕了”。
在美国3月份出台的将近200页的关于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301调查报告》中，重点讨论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
随后美国学者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人憎恨‘中国制造2025’”？Segal对比后指出，中国2017年5月份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让美国跨国公司头疼至极，但这份报告在《301调查报告》中这都根本不是重点，仅仅被提到13次，“逆差”也只出现了一次，而 “中国制造2025”则出现高达116次。显然，这才是它瞄准中国的最主要目标。
中国宏大的制造升级计划，似乎是惹恼了全世界的政府，证实了他们的怀疑：中国政府并不是像那些外交家所说的那样，在寻找一个双赢的贸易关系。在中美竞争的时代，“中国制造2025”好像成为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眼中钉。
为什么中国设定“自主保障率的定额”是错误的？Adam分析到，这违反了WTO规则，因为WTO明确反对技术替代。
而且外方普遍认为，还有更多的中国半官方文件，披露了更多的具体目标和野心。
中国制造2025，成为国外“一惊一吓”。
“吓”的是，这些发展目标，明确指向“技术取代”；
而“惊”的是，这些目标，如何实现？
国外一直在发问，中国制造2025将如何实现这些惊人的目标？
国外担心的是，中国试图掌握整个高科技产业链，但不是通过自由市场获取，而是通过补贴国内产业，以及重商工业政策；在落后的核心技术方面，则由政府推动国外并购、加强合资公司的技术转让协议。
2015年之后，中国在美国和欧洲的连续并购，引起了极大的警觉。
2016年9月，TCL欲通过全资子公司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Novatel Wireless公司旗下MIFI（智能移动热点设备及移动宽带）业务。但这个项目在提交申报两次后均未通过。
2016年11月，中资（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厂爱思强的计划也被美国否决，理由是该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而2016年美的对KUKA机器人的收购，震动了德国朝野上下。
2017年9月美国财政部官员声称总统特朗普下达行政指令，叫停私募股权基金（Canyon Bridge Fund Partners）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LatTIce的交易。其华裔高管，在今年四月甚至被纽约法庭定罪。
2018年4月，中兴被封杀。一个国家对一个企业进行赤裸裸地“断供”，也是旷世难觅的案例。
这是一个连锁现象中的一环。欧盟在去年7月通过投资限制法案，看上去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而美国，看上去也会升级投资审查委员会职权。这些都使得中国正在海外的投资和技术并购，将非常困难。
布鲁斯金的一个高级官员说，在中国高科技野心的实现过程中，包含了大量“使用补贴、市场准入等产业政策工具”。这些都使得美国反对中国制造2025的实践。
就在刘鹤副总理前往美国谈判之际，强硬派美商务部长罗斯5月14日在出席全美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时发表演讲，用数据深度解析中美贸易冲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冲突背后的根源以及未来预期。“我们欢迎合法竞争，但不能容忍基于大规模政府补贴和工业网络间谍活动的竞争。”他强调说，“中国资助其企业的方式有大约100种，甚至在不需要增长的情况下仍促进无利可图的工厂持续扩张。”
“100种”，如果罗斯不是信口雌黄地提出这个数据，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政府真的给企业有这么多的“资助”方式？
美国人，正在拿着放大镜研究我们的每一条政策。
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本来就是有专项。04专项的数控机床专项。为什么这次引起巨大的震动？外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此次与既往目标的不同。2006年发布了一份15年计划，该计划的关键概念是“自主创新”，完全集中在先进技术上。该计划的高潮是在2010年10月确定了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外专家已经判断出来，中国制造2025不仅仅强调创新，而是抓住了“制造业生态”；不仅仅是先进制造，也包括了传统制造的升级和现代制造服务。这是一步大棋。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制造2025》，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启动了“1+X”规划体系。“1”是指《中国制造2025》，“X”是指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发展规划。
图 | 1+X配套
从目前来看，这11个配套的发展已经深浅不一，有的大发展，有的小慢跑，差别很大。智能制造工程无疑是受益最大的一个工程，怀揣着对于“智能制造”的愿望，它是风头最劲的一个五大工程之首。
智能制造工程通过“综合示范应用”和“新模式”，带动了一批数字工厂的建设。据官方口径，2017年10月已经有207个数字示范工厂。这个数据在2018年5月，微调成208个。目前已经有155家单位向相关行业复制推广了805个项目。
然而，智能制造工程，在实际操作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大号的“两化融合”，只是其体量是后者的十倍到上百倍不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两化融合的一次恶补。不同的是，两化融合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兼顾中小企业的普适惠民的正常餐，而然“智能制造工程”则更像是补贴大乡绅的盛宴。
其中的示范工程，也是毁誉不一。它一方面对于观点的普及、技术推广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示范工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项目的报审制。在这个过程中，大户企业联合大院大所，一起拼凑方案，拿着既有的老酒，重新装入到一个数字工厂之中。许多企业的智能制造项目，根本就是引入MES、引入可视化看板、引入物联网的数采技术。这根本就不是补助未来，这是在补贴过去。
而且，到底哪种探索之路，才是真正市场所需要的？谁都没有权利去选择市场的竞争者，也不应该剥夺中小企业的“智能制造梦想”。示范工程的补贴和报审，破坏了这个基本的原则。
示范会带来很多负面因素。像红领这样的公司，放到市场，让它直接去发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示范、宣传捧上天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公司开始大搞总裁培训班，另外开辟了一条另类的逐利道路。这样所有善意的支持者，似乎都变成不拿钱的托儿，尴尬的身份。
示范就像是花港观鱼的撒下去的面包，激起水花一片，却是受益寥寥。这种投添鲤鱼式的即兴表演，还是少一点的好。
好消息是，近三年已突破并应用了4700余台套关键技术装备，开发了1700多套工业软件，申请专利1300余项。初步建立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目前已有7项国际标准、74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还有90项标准草案获得国家标准立项。尽管这些标准，要落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门打开了，总算是带进来一些明亮的光线。
旨在推动共性技术的发展，是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的艰巨任务。2016年6月，批复成立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同年12月批复筹建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由顶层设计进入实施阶段。
然而，这两家最先成立的两个创新中心，吞下巨资之后，却走出了出乎意料的道路。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是由西安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筹建。其网站显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2亿元资金及省级2016年度配套资金已经在去年四月全部拨付到位。而在今年的5月11日，这个中心的工程主体结构举行了封顶仪式。
图 | 5月11创新中心封顶
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看上去只是以西交大为主体的大学企业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并且建立了围绕市场的产业链。
这是一个怪现象。学校本来就离产业化很远（自主创业不在这个讨论范畴），但围绕着这个创新研究院，校办产业却意图在商业化方面走的更远。按照美国制造创新网络所涉及的创新研究院，技术成熟度只在4-7之间，远远未达到可商业化的程度。这样，才可能是共性技术。
动力电池创新院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投下巨资建设生产线之后，甚至有了可以商业化的产品。
又见新生产线，又见新大楼，这些先行一步抢占无限风光的两个创新中心，在管理机制和战略定位上，给行业留下了不少的惊愕。
2018年又有三个国家创新中心陆续上马。如何更好运转，其运行机制需要小心设计好。“公司+联盟”的方式，看上去正在成为一种主流。但这种双轨机制，很难真正落实好“决策、知识产权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一个参与美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机制设计的教授表示，公司成为股东，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很难想象这样能够产生“前竞争技术Pre-compeTITIon”而不引发纠纷。
更大的坎却是在后边。发改委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这些已经先行一步并占位明显的资源体系，如何在创新转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重启新体系建新队伍，还是利用旧资源开启新体系？一时似乎难以回答。而地方上的创新中心建设，也是空前高涨。由于原则上，是省级创新中心，才能转化为国家级创新中心，因此各地也是高潮一片。目前48家省级创新中心正在指导培育中。如何弥补中国大院大所改制留下的共性技术欠缺的大坑，我们仍然有太多的问题要回答。
强基工程，虽然不温不火，从来未曾成为正面焦点。反面教训，却是一大把：中兴事件，上了一堂“芯”课。
其实工业软件也非常值得关注——可惜它被淹没了，从来不曾引起重视。这次中兴被禁止采购的产品中，就有一个叫做CADENCE的设计软件（它的竞争对手之一Mentor前年被西门子以45亿美元收购）。这是一种EAD电子设计辅助软件，由于芯片都到了纳米的维度，没有这种软件，产品根本就设计不出来。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呼吁发展芯片一样去呼吁工业软件的发展？因为我们看不见它。而且投资巨大巨大，发展CAD、EDAD、仿真软件要投入多少？没有1000亿，咱们就先不谈了。
工业强基，如果要说给钱，那么给多少都不怨。这才是“武装”装备制造业的根本。
以前一个提法，叫做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就是先发展整机，再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然而，在整机带零部件的情况下，整机发展了，但零部件并没有跟着发展起来，许多都是内嵌外货。这是中国有可能“大而不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现象。
日本二战后工业立国，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道路。但是到60年代，日本发现这条走不通，就开始大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到现在还每年拿出200多个项目支持基础技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这里面有50个是铸造技术，就是一般人认为的“脏乱差、能耗高”的企业。
当然整机发展，是亮彩工程，振奋人心，容易形成高GDP。而“工业四基”要么“品相很小”，产值不大；要么巨资投入，不见效果。这就使得一般政府任期内的领导，也很难大力去支持这样的项目。
工业强基最大的启发是，不要一味追求集成创新，而要在微小的利基市场上，做正面突破。
绿色制造工程受到的关注都是比较小的，在2016年6月《指南》围绕“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示范推广”、 “绿色制造体系构建试点”等提出了工作部署。
绿色制造，本来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切割出来的正面战场，它包含在能源结构调整、工厂能耗管理、机器能耗等多方面的工业体系中。
在美国，美国制造业消耗的能量大约占总能源的25%。因此美国会大力发展高效的电力转换技术。美国制造创新网络的14个研究院中，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平台建设，推动工厂能耗的降低；而在德国，由德国机械制造协会VDMA牵头发起的能耗倡议——“蓝色竞争力”BlueCompetence受到了40多个机械制造分会的支持，德国纺织机械、塑料机械等都在这方面表现了高度一致的行动。机器能耗低，正在成为德国机械的另外一个杀手锏武器。
《指南》中也提到了实施基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改造。这显然跟“强基工程”有关，而这又是根本。
高端装备瞄准了大飞机、核电、电网、先进轨道等十一项。三年下来也是呈现了不少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来，近三年已突破并应用了4700余台套关键技术装备。
但高端装备，看上去都是国家大计的建设，除了医疗、高档机床和先进农机这三项，其他八项都是国家级攻坚工程。
发展高端装备，也需要大力发展专用装备。现在很多的装备都是通用型的，针对用户的专用装备、专用的工装现在研究得还很少。但实际上，国内这一块的需求量很大。专机的特点是必须跟用户结合起来，需要了解用户的工艺特点。
例如，作为“机器中战斗机”，机床已经算是一个普遍应用的设备。但机床企业，本来没有规模化的概念，国外的这些企业到一二百亿就是很大的企业了。沈阳机床在2011年达到了180亿，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再突破。这个行业，不太可能出现一千亿，跟工程机械、汽车产业完全不同。
它很难成为一个GDP大户，更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形象工程。然而大量的这种专机设备制造商，却是德国“隐形冠军”的奥秘，这也是我们艳羡的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根据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统计，现在机械工业产值两万亿是专用装备，而四万亿则是通用装备。这个比例不调整过来，供给侧改革的高质量发展，难言成功。
1+X中有两个行动指南。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比较缓慢，算是颇为悲凉的一个。“服务型制造”，在概念上一开始就必须要跟既有的“生产性服务”进行切割和区分，这是两个部委之间微妙的结果；在实践中，则被“智能制造工程”轻松地击倒，因为它从语境上不占任何优势。智能制造只要稍加概念上的推演，立刻就可以杀入到“服务型制造”的领域；而从去年年底火爆到天的工业互联网，几乎完胜，将“服务型制造”踩在脚下。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追求利润、高度竞争的一个自发结果。英国罗罗发动机在1997年启动了秘密武器，一举打败宿敌GE获得了日本全日航的全部发动机订单，而此前全日航用的全部都是GE发动机。这一武器，打的GE满地找牙不知就里。其实罗罗开始使用的一种全新的销售策略，叫做“全程式服务”（TotalCare）。它在报价发动机价格的同时，会提供几年免费保养的承诺。这是发动机远程运维鼻祖。它彻底地颠覆了制造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后来另外两家发动机供应商GE和普惠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当下，因为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GE的故事更加广为人熟知。然而，这是在20年前企业竞争的自发结果。那个时候，没有服务型制造。
质量品牌提升行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弱项，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质量问题本来是企业生命线，无劳国家来反复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质量问题不能靠工匠精神来解决。而且，工匠精神不能上升到道德问题。扯着嗓门喊工匠精神，是把质量问题的本质，给掩盖起来。
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产品交换和社会反馈机制的命题，它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评价的荣誉和消费者的利益反馈机制。
图 | 工匠精神的蝴蝶模型
工匠精神的需要通过系统的社会体系发生放大作用，体现在保护产权、有尊严的活着（有优越感，包括收入，或者荣誉）、有社会等级等。只有这样，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地在当下的社会土壤中发扬光大。
中国互联网软件界的码农程序员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他们给中国用户提供了最好、最舒服的界面，各种手机上的APP，使用很好，bug很少，也就是质量很好。快速的用户反馈和快速迭代，给了工匠最好的反馈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了物质上的回报。
竖典型不如回归故里。质量其实只是一个表明现象，它是一系列行动产生的结果。回头看看丰田在上世纪60年代就启动的“丰田生产方式”，回顾那些杜绝浪费的令人窒息的“持续改善”——直接的结果就是质量提升。如果去看看日本在1960s-1990s所做的精益改善和工业工程的努力，以及众多理论的提炼，此一刻，我们会感觉中国的制造理念，至少落后30年。
技术，暂且可以放到一边。
四个专项中的医药、信息技术、新材料可以一跳而过。生物医药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制高点，它所处的产业价值链远高于汽车，成为美国优势最为明显的领域；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无处不在的制造业使能，而新材料，在中国正在以“折子工程”的方式，成为关注重点。
值得提一下人才专项，这向来都是最弱势的话题。最近各地“哄抢大学生”的现象，让人感觉很开怀。作为全世界大学最多的城市，武汉一口气抢下30万高校生，并给出了各种条件。当然，抢高校人才，还只是一种朴素的“拯救城市人口”的行为：与其在说抢大学生，不如说在抢城市人口。沈阳的人口大量净流出，直接就会带来城市活力的下降。尽管大学生从毕业到职业熟手，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
还可以有更好创新的路径吗？美国数字设计与制造创新研究院DMDII，在今年推出了一份“面向制造升级的数字人才”报告，详细地规划了数字人才的64种角色和岗位描述，基于数字企业重新划分了各种数字人才的位置。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面向未来的制造，至关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人才去匹配。随着德国工业4.0的普及，德国工业也深感数字型、软件型人才的不足，与技术发展不匹配。这也是我们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富士康曾经“让100万机器人上岗”的豪言并没有真正落实，倒是数字型人才缺口有好几万。
数字型人才，你到底需要什么技能？需要在人才专项的后续发展中，来仔细回答。
这两年让我们抓狂的那些智能制造相关热词，四处飘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两化融合、两化深度融合、互联网+、工业云、新一代智能制造。
工业从业者开始在车间里寻找可以智能化的金属、塑料和导轨；供应商给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迫不及待地贴上“智能制造”标签，智能物流、智能夹具、智能仓储，各种软件如果不智能，都不好意思推荐给客户；演讲者把以前所有的PPT材料，将“X”批量换成“智能X”。
智能制造不像是在搞制造，而是在搞“智能”。工厂里面哪里有什么智能？不过是自动化而已，信息化，加上一些物联网的手段和一些数学分析而已。
中国整个制造业水平比较低。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车间建设的，可能不到10%—20%。许多传统产业还在用手工来加工，用图纸传递设计思想，用excel表格来传递数据。最基础的一些数字化的东西，信息的传递都没有变成数字化，如何能够向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转型？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均GDP达到6000到1万美元期间的时候，他们都开展了工业自动化的升级运动，这为它的工业化深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2016年的人均GDP为8260美元，正是自动化和工业工程应该大行其道的时候，断然不能忽略。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推动，很多企业无论从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等方面差距还是很大。
除了技术上的导入以及产品的优化、改造，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思想突破和组织的变革。智能化改造，如果没有管理上和组织上的革新，将见效甚微，难以享受到智能制造的红利。
与其学习智能制造有多柔性，不如直接学习丰田生产方式的小批量生产。丰田早在1961年，就意识到了即使是大量生产的订单，也会采用小批量生产。这就意味着，车间中将发生无数惊人的微小创新——那才是工业化的根基。
然而，概念在中国却无人马虎应对。因为这可不是小事情，每一个新的概念背后都会有利益集团的身影。
工业互联网在2017年下半年意外走热，在2018年成为最大的“概念黑马”。
图 | 百度指数的热度对比（蓝线为工业互联网）
根据百度指数，在2018年3月，“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制造”的四倍。然而工业界不需要去了解百度指数，从各种政府铺天盖地的文件中，就可以知道工业互联网有多热？广东、浙江先后回答了这个问题。
浙江的目标是，到2025年创建1个以上跨行业跨领域、生态型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30个行业领先的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集成10万款工业APP，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达到2亿台，上平台企业数达到30万家。并且给出了各市“企业上云2018-2020年”的详细分解地图。
表 | 各地2020卫星云图（来源：综合整理）
这算不是放工业卫星？去看看各地政府的实施意见，从《中国制造2025》公布以来，各地经信委一般都是继承了国家指导意见，并且形成“地方加强版”、“土豪版”。
中国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在总结隋炀帝的功过时候，指出了文官管理的一个关键性技术性问题，隋朝官吏“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
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做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已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开创了全新的选官方式：各地的管理均由中央派出，而为了应付中央吏部的考核，给地官员不得不“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1400多年前的做法，现在看起来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终究不是隋朝的宿命，这几乎就是中国千余年的巡回，黄仁宇继续写到，“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设定的数字目标，首先有“人造浪”的浮夸，其次是明晃晃的技术取代问题，最后一个是补贴路径的问题。后两者都给了国际贸易体系下授人把柄的机会。
除了上文墨卡托报告中那个被广泛引用的“70%”目标，五大工程中的“智能制造工程”中，也提到了这样的目标。
图 | 智能制造工程指南中的目标
智能制造工程中提到了“具有知识产权的智能制造核心支撑软件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30%”。
这个目标，我们是否能够实现？
当下最为基础的高端工业软件如三维CAD软件、PLM，中国占有率恐怕不到5%，高端CAE几乎全军覆没。而且没有任何改善的现象。这个需要去反思，我们似乎设定了一个不可完成的目标，吓坏了国外认真研究每一个数字的学者和政客。
这让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所经历的反弹和抵制，几乎是必然的。地方政府或者某些行业一些大而不当的目标和公开的补贴手段，无疑成为国外舆论施压和反制的重要证据。
工业互联网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数量的游戏狂欢？因为它可以制造一种简单的数字指标。在一些省份的企业上云的目标中，阿里、三大运营商、华为云，就能占到95%。这种云，跟工业互联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即使《中国制造2025》成为发达国家抨击的目标，也不过是一个干扰而已，并不耽搁这样一个正面进攻中高端价值链的国家制造战略。只是三年下来，我们需要考量的事情颇多：需要大力普及工业工程思想，让朴素的理念再次成为闪电，工业发展史上那些经典思想，其实并没有过时；少进行示范，那是管理学中最为忌讳的直升机式管理——尘土飞扬的运动式；让制造创新中心，重新找回大院大所当年的定位，不能太靠近市场，要成为 “听不见炮火的参谋部”。离战壕太近，动作就难免变形，做不出适合基础共性的决定；进行上下游结合的绑定创新，弥合甲方与乙方的裂痕（包括废除“最低价中标”规定），将用户和供应商连接，实现连锁式创新。尤其对于特别需要用户使用反馈的中国工业核心软件而言，这可能是唯一机会；人才行动，必须从通识教育到专业突破。等等。而各种政策的对外表达方式，也需要仔细斟酌，从现实出发，从符合国际规则的角度出发：要知道，中国制造正处于全世界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显微镜观察之下。
为什么德国提倡的工业4.0，可以让中国尊为圣明，让德国供应商以“工业4.0”卖出更多的自动化、机械设备和产线，而国际上视为对等物的“中国制造2025”，却让中国制造被视为芒刺？这中间需要做一些技术性的反思和研究，会使得我们此后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环境。
全世界制造业的西洋镜，都在中国。我们在这里有足够多的实践，让我们一一应用，也一一拆穿。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是中国发展自有工业史的一个收获过程。三年厉行，始知路远。
——谨以此文表达草民之心，庆祝《中国制造2025》发布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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