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往事：一个硬核直男的崛起故事

尽管极力掩饰，但华为手机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它身上那种无法挥去的直男气息。

比如别人家的手机用“拍人更美”的广告词来吸引女性用户时，或者用王源和吴亦凡等来做代言人时，华为手机却在炫耀自己的50倍的变焦功能，让诸多曾经眺望女生宿舍的直男用户们欣喜不已，加上那些被着重强调的工业参数，一股浓郁的硬核直男风扑面而来。

华为手机如何崛起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硬核直男如何成长的故事。从昔日的无路可走，在巨大的差距面前徒然无力，到历尽千辛看到光亮，这是一个狂飙盲进年代里，一群硬核工程师们斧钺相加而无畏的故事，这是观察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崛起的一个切片，耀如星灯。

试着去了解它曾经的崎岖与暗淡，才可能理解它如今的充沛与光芒。

01. 弃子

华为手机的宏大故事，由任正非的一次战略失误来开头。

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拆分出去，移动通信时代到来。但这次拆分很“偏心”，没有给电信颁发移动业务牌照，相比之下，分家后的中国移动用户蹭蹭上涨。2G时代，中国移动的GSM网络发展迅猛，葛优代言的神州行、周杰伦代言的动感地带，都是一代人的记忆。

中国移动的日进斗金，引起了苦守固话业务的电信的眼热。由于没有牌照，他们只好曲线救国，找到了日本一种相对落后的通信技术，命名为小灵通。小灵通资费便宜，功能够用，迅速席卷全国。抓住机会的UT斯达康年收入曾超过26亿元，市值一度达到70亿美金。

任正非却看上不小灵通，据说日本公司曾将整个方案摆在任正非面前，都被他直接拒绝掉。他把宝全部压在了最先进的3G技术上。从1993年切入运营上商市场到2002年，华为一直坚守在供应商设备这个领域，对于电信业务和其他增值业务，华为都没有涉。

任正非对“华为不做手机”异常坚持，1997年信息产业部主动希望华为做手机，被任正非一口回绝。

老对手中兴却迅速出击，全面拥抱小灵通。到2002年，手机从濒临卖掉一跃成为中兴的三大战略业务之一，前前后后赚了100多亿元。与此同时，爱立信、诺基亚、松下等外资品牌凭借着跟中国移动的合作大赚特赚。一个松下GD88彩信手机都能卖到8000多块，一机难求[1]。

华为人眼馋了。2002年10月，时任运营商解决方案部副部长的张利华收到副总徐直军的命令：准备手机立项汇报材料。结果材料还没准备好，她就在一次任正非出席的研讨会上发言道[12]：”消费者一年会换好几部手机，中国有好几亿消费者，华为应该尽快立项3G手机!”

任正非听了暴怒，拍着桌子大喊道：“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任正非的固执，并非没有理由。华为做手机的优势是跟运营商关系好，可以通过定制贴牌的方式迅速打开市场;但劣势也很明显：2B和2C的商业模式有着天壤之别，而消费者又特别认准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都有着极高的大众知名度，华为在毫无优势。

正因为这些原因，在任正非眼里，“做手机”是跟“搞地产”一样的不务正业，这个话题也变成了公司的禁忌。听到任正非咆哮后，张利华心里一凉，心想惹怒了老板，自己肯定在公司混不下去了，会后她更是萌生退意，不过她还是决定，先把手机立项的材料做好，再做打算。

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张利华，公司其他核心高管虽然极少公开挑战任正非的禁忌，但暗中也在用各种手段试图改变任正非的想法。在徐直军等人的努力下，任正非同意在2002年底召开手机终端的立项讨论，张利华负责汇报，参会的有任正非、徐直军、纪平、彭智平等人[12]。

这是一场前途莫测的会议，任正非究竟会不会松口，谁也不知道答案。

02. 出征

多年之后，已经从华为离职的张利华回忆起这次会议，总会提到一个细节[2]：她把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材料汇报完，大家都紧张地不敢说话，等待着老板的表态。

任正非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拍桌大怒，而是语调缓和地对负责财务工作的纪平说：“纪平，拿出十亿来做手机。”然后又对房间里其他人说：“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你们几位筹划一下怎么搞。”

言简意赅的两个决定，让华为手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这样波澜不惊的开完了。

很显然，投10个亿做手机这样重大的决定，绝对不是脑子发热临时起意。要知道，2002年华为净利润只有1亿美金出头，任正非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转变。这种战略掉头能力，跟华为长期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密不可分，也跟任正非的性格密不可分。

2003年11月，华为终端公司正式成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红海大战。

此时，大陆分布着上万家大大小小的手机公司，台湾公司联发科提供芯片及主要电子件，再找个贴片厂生产主板，套上一个成本不到30元的外壳模具，这些无商标的白牌手机构成了华强北的蚂蚁雄兵，外加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全球巨头，双面夹击，华为手机的战略空间在哪?

他们从中选定了一条赛道，“运营商定制机”。为了推广3G，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不贴商标，不用推广，看似轻松这个活儿却做得很心酸，一款手机，净利润大概只有5个点。如果市场预测不准，库存物料一积压，利润立刻全部亏光[2]。

2004年到2010年，这是华为手机的初创阶段，给运营商做的贴牌机不赚钱，支撑其活下来的是固定台电话和3G数据卡，98年抗洪，国家领导人使用华为的固定台电话指挥调度，让华为人自豪了一把[2]。但此时诺基亚如日中天，波导、夏新、TCL也风生水起，华为手机则无人知晓。

2008年左右，华为再次遭遇“冬天”，运营商业务由于跟竞争对手在全球短兵相接，利润率大幅下滑，公司负债率高企。做贴牌机又苦又累还不赚钱，华为思想有所动摇，他们决定出售手机公司49%的股权。找了一圈顶级的基金来谈， 黑石、银湖、KKR、贝恩资本都来了。

人算不如天算，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进入最后一轮的贝恩和银湖最终报价只有华为预期的3/4。任正非一气之下决定不卖了。这个收购如果早推动一个月，可能就成了。不过既然卖不出去，就只能重新规划华为的手机战略，很显然，低端贴牌机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了。

2010年12月，华为手机召开了高级座谈会，在会上，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把产品重心从低端贴牌机，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高端自主品牌，并豪言要做到世界第一[4]。此言一出，大家觉得任总又在吹牛皮了，toB向toC业务转型极难，华为能行吗?

业务转型，粮草先行。手机转型的先决条件，是华为有钱了。 2010年，华为净利润238亿人民币，相比于华为刚做手机的2003年，利润涨了20多倍，今非昔比。而除了资金外，华为在3G时代还积累了大量跟手机相关的专利，这些家底，是任正非敢于向手机砸钱的底气。

会后不久，华为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整合在一起，组成消费者事业部，成为华为三大事业部(Business Group)之一。同时任正非承诺，将会给这个新部门大幅度的支持，至少在研发预算和投入上要胜过竞争对手。思想破冰，粮草给足，只缺一个能打硬仗的闯将了。

任正非盯上了一个皮糙肉厚，浑身上下充满钢铁直男气息的汉子，名字叫余承东。

03. 首战

余承东毕业于清华，1993年加入华为，从基础研发员工做到华为无线部门的核心高管。2007年，他主导的Single-RAN产品横扫欧洲，助力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逼近爱立信，立下汗马功劳。在那一纸调令下达之前，余承东不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会跟手机扯上什么关系。

任正非为何派余承东来挑手机部门的大梁，坊间有很多解释的版本，多数都集中在他性子直、脸皮厚的特点上，比如他在欧洲推广手机时需要说英语，同事听了他那蹩脚的英语问他：观众听不懂咋办啊?他眉头都不皱：“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我只管说自己背好的词儿!”[2]

2011年2月24日，刚从欧洲回到深圳总部的第二天，余承东就懵了，他身兼5个职务，每月光例会就有25个。此时，友商天天围着风口转，已成风口上的名猪。他若天天围着会议转，八成得成炮灰。他决定一头扎进手机，学着发微博，更新华为手机动态，跟网友互动。

2012年3月9日，他发了一条微博：”最近被那些盲从的跟风者搞火了，我在此不谦虚的说一次，我们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将推出一款比iPhone5要强大很多旗舰手机。”这条吹牛的微博被转发了4000多次，评论达到5000条，被网友冷嘲热讽， 之后“余大嘴”的称号便不胫而走。

这种方式，余承东偷师雷军，2011年8月13日，小米1发布，雷军在微博上摇旗呐喊，获得巨大成功。此时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刚刚兴起，三星、魅族、小米、OPPO、VIVO混战一片，大家集中在2011年发力，这看似是一个不经意的巧合，但却稳稳地踩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产业节点。

这个产业节点，便是大陆智能手机产业链的崛起。

2007年iPhone问世，苹果为了抑制台湾供应商，开始有意扶持大陆本土供应商，在劳动力低廉和政策优势的激励下，大陆消费电子行业借势崛起，成就了行业的黄金十年。世界电子产业链经历了日本、韩国、台湾，逐步转移到大陆，为小米华为们提供了丰厚的配套基础。

这种基础是如此的强大，一个例子可以证明：2012年，离iPhone预定上架只有数周了，手机屏幕临近午夜时才被运到装配工厂。工头立刻叫醒了工人，每人一包饼干一杯茶，立刻赶往车间，半个钟头内，组装线开工。96个小时后，这家公司便可以用日产1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6]

一年前硅谷科技大佬们组团儿跟总统奥巴马共进晚宴，按照规矩，每位客人都得向总统提一个问题。等轮到乔布斯时，奥巴马却问了乔布斯一个问题：要啥条件你才愿意在美国生产iPhone? 为啥不把这些工作迁回美国呢?乔布斯正襟危坐地说：这些工作不可能回来了。

自2012年以来，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增加了1倍多。到2018年，766家全球供应商中，仅来自大陆地区的已经升至346家。立讯精密、德赛电池、安洁科技·······成熟的技术、完整的供应链、便利的物流、低廉的人力，以及巨大消费市场，这是小米华为们能够成功的产业基础。

小米M1推出一个月后，华为发布了对标性的荣耀手机，定价比小米高出四五百，然而内存、芯片等主要指标均落后小米。2011年，余承东费劲还意欲推出两个品牌“远见”、“火花”，并呕心沥血推出一款高端机Ascend P1，但从研发到问世，都是一场灾难。

余承东虽然脸皮厚，但对手机的要求却是薄，不过正如杜蕾丝老师讲的那样：光追求薄，迟早要出事。

这款本名“埃菲尔”的手机特点鲜明，余承东这个技术狂人要求手机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要薄，结果追求超薄的刻意，导致工业设计的美学被无情扼杀，整个手机看起来就是一个板砖。以至于连余承东看到P1样机时都忍不住吐槽[4]：“这(tm)是个什么东西?”

手机推出后，华为零售渠道不足的软肋暴露无疑，而Ascend一词意为上升，生僻拗口，线下门店店员连单词音儿都发不准。余承东虽然使出浑身解数，走到哪把P1介绍到哪，甚至亲自到门店站台，但这款手机最终销量不到一百万台。而此时，小米的销量已经过千万。

首战滑铁卢后，华为又推出了另一款Ascend D系列，一经面世，也被骂成狗。这款手机首次使用了华为自主研发的海思四核手机处理器芯片k3v2，缺点非常明显：手机发热、加载缓慢，用户体验极差。据说震怒的任正非曾当着众多高管的面，把这款手机砸在余承东脸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同一年，余承东为了让团队专心做智能手机，将总量5000万部的功能机直接砍掉3000万，引起了运营商极大不满。15家欧洲运营商有14家中止了跟华为的合作[3]，无异于釜底抽薪。这一时期，余承东至少推出了D2，P2等5款手机，但均以失败告终。

余承东虽然在无线部门叱咤风云，但面对消费者市场的供应链、渠道、品牌的业务，他仍然没有摸到门道。此时，余承东下课的声音此起彼伏，他的压力达到顶点，连他自己也承认存在换人的可能性。关键时刻，任正非站出来拍了桌子[7]：“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2012年底，华为年终奖总额125亿元，因为没有完成预定的绩效任务，余承东年终奖为零。

任正非把一架歼-15战斗机模型送给他，意喻“从零起飞”，不过这并没有缓解余承东的压力，他带着团队去广东增城白水寨瀑布团建了一次，他在微博上感慨：“号称落差最大的瀑布，爬山很吃力，再到山顶的天池，则一片平静。人生、事业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