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中国IT业技术路线 （转）振奋

       仅仅五年时间，中国在信息产业核心技术——芯片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让我改变了在芯片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建议我们大家也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前些日子，我在广东调研时，在深圳信息办，偶然看到一些令人吃惊的东西。他们 展示给我一种从没听说过的芯片。按照他们的介绍——如果没有夸大和欺骗的话——我们在核心技术的掌握上，给我印象是，已经离最先进水平不远了，而且马上会市场化。我心想，这一切怎么可能呢。回到北京以后，我开始在面上注意这方面的信息。这才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远不是我们大家想像的那个样子了。深圳那个例子算不得什么，北京、上海已是是一片“芯芯”向荣，中国芯片正处在群体突破的前夜。

　　在芯片核心技术上，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对历史有点印象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战争史上1947年战略反攻前后的情况。如果忽视当时实力对比变化的信号，我们可能会无法理解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压倒性优势是怎么“冒”出来了。

　　最近，表明这种迹象的事态越来越明显。例如，2月中旬，网络计算机销量占全球市场50%的美国慧智公司，宣布以“方舟2号”芯片，替代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X86芯片。而中星微电子公司开发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已占据40%的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的国际市场，全球销量突破1000万枚。等等。

　　算起来，从2001年7月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品化的CPU产品“方舟1号”，到现在的，总共不过四五年时间。四五年前，在我国确定跨越式发展思路的前夕，我曾与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连续论战，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则，到底是他所说的比较优势，还是我们主张的创新优势（波特称之为“竞争优势”）。一个话题就是CPU。今天事实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就是当年我们最乐观的预言，也没有达到现在实际发展一半的程度。我以前主张发展国产CPU时，依据的不过是战略威慑论，现在看来，发展芯片，不光是用于威慑，甚至都谈不上是一种技术引进，这些都已经不足以概括实际情况了。实际情况是，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技术创新之路。这种创新，是指创造美国人没有的技术。具体到芯片来说，“中国芯”集团军的实际行军路线，看来是绕过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正面江防，利用中国市场战线广阔的特点，在专用芯片、功能芯片等方面出奇制胜，多点突破，遍地开花；而且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技术一旦实现突破，由于靠近市场，攻城掠地进展神速，令“敌人”防不胜防。中国这种架式，很象李斯特总结的历史上处于上升期国家，所特有的那种精气神。我有时甚至猜想，再过一百年，处在信息强国的后代，可能都是没有经过信息革命的八旗子弟了，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的战斗精神了。那时再让他们信奉李嘉图不迟。

　　现在我们回过来阶段性地总结一下。我认为有几点正在看清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开放是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

　　芯片在毫无这方面比较优势的中国异军突起，得益于中美间的开放交流，主要不是贸易交流，而是以人为载体的技术交流。在中国芯片的群体突破中，海归派功不可没。过去是一个钱学森，带回了原子弹；现在是一群一群的“钱学森”，水银泻地般地从外部环境向系统带回负熵。这就出现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的势能。比较优势，就学理来说，没有什么错。但为什么没有解释清近些年的中国IT发展呢？我以为，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与李嘉图那个时代不同了。从白猫黑猫论角度说，我认为李斯特的理论对当前中国更管用。中国在崛起阶段，关键任务是从周边比我们发达的环境中吸引先进生产力这个高负熵，走一条中国心带来中国芯的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路径。吸引中国心这个问题，主要不是比较优势的问题，相反，是从比较优势更好（各种条件更好）的地带，将生产力倒着引向比较优势不好的地带的过程。世界外部环境与中国落后系统之间的巨大落差，弄好了，反而成为中国的一个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好比热寂说，跨越式发展理论好比开放条件下的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要注意调整，才能够真正指导实践。

　　其次，竞争优势在产业上表现为集群战略。

　　用产业集群的观点指导经济，体现的是网络时代的产业观。与静态比较优势不同，更加注重的不是孤立的生产要素，而是产业生态。强调的不是诸葛亮的问题，而是臭皮匠的问题。芯片技术产业发展，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新经济特点。芯片的问题不是光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哪个地方的生产力集聚水平高，哪个地方的芯片才能真正成气候。观察北京、上海、深圳，我个人觉得在集群战略上都不到位。相对而言，北京好一些，与硅谷只差软文化一点点了。上海与其说在发展集群，不如说在发展龙骨，微观业态的发育太差了。深圳的芯片还在单打独斗，未得集群真经，广东的战略没有根本性转变，技术创新的业态形成不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纠正一个可能的误区。我认为现在再寄希望靠公司实现技工贸，已成为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要点了。因为技术优势的形成，已不是公司水平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产业形态的问题。这时需要的，是把地区当公司经营。这有点近于薄熙来提出的“经营城市”的概念。

　　第三，“市场换技术”策略需要升级，强调技术引进要为技术创新服务。

　　认识不到这个规律的地区早晚也会倒霉。当我们考虑到，1、核心技术正在酝酿群体突破；2、信息技术产业大国要调向信息技术产业强国；3、国际潮流是透过利润争位势。这时再谈“市场换技术”，侧重与贸易阶段应有不同。

　　在贸易阶段，无论是贸工技，还是技工贸，技术的作用是定位在产品上的。只要产品卖得好，有技术也可，没技术也可（所以才有贸工技压倒技工贸）；技术是自主创新也可，引进也可。如果我们现在从产品定位转向技术定位，着眼点就要进行“火力”延伸，就不光是盯着技工贸，而要追问：这个技是什么技，是自主创新的技，还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技。那就不是怎么都可以了。

　　我正面的意思是说，引进创新重于引进技术。引进创新比引进技术难多了。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学硅谷，没几个学得象的。症结就在于只引进技术，没引进创新。当然，引进创新，需要把引进技术当“药引子”，这是不可少的。只有继续大量引进技术，才能在不知所以然的摸索阶段，形成较高的引进创新的偶然概率。

　　在这方面根本战略的成败上，受到最大考验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我不赞成完全自由放任的主张。只因创新不光是一种行为，更是区域体系，是社会有机化体系，这就与公共事物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了。政府的为和不为，都既可能成事，也可能败事。关键是正确地为，正确地不为。只是这一点最难。

　　如果我们最主要的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我们就可以考虑IT战略重心的调整。也就是从回避硬件和软件核心技术，转向集群作战、正面强攻软硬件核心技术。明确主攻方向后，再谈别的。

　　不难想象，这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比如，在核心技术实力基础上再谈标准和规则问题。放在这个天下大势之下，将来再遇到WLAN类似的蚂蚁挡道，顺带脚把它踩扁就是了，一个国家要在历史上崛起这么件大事，还顾得上照顾这种小蚂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