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

前一阵子，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出了一份报告，说在韩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中，超过74%是通过继承财产获得的。这个比例相当惊人，我有点好奇，于是就研究了一下韩国的富豪榜。

数据太多了，我们精简一下，以下是韩国201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

1，李健熙，三星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2，李在镕，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3，徐庆培，爱茉莉化妆品第二代继承人。

4，郑梦九，现代汽车第二代继承人。

5，郑义宣，现代汽车第三代继承人。

6，崔泰源，SK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7，金凡秀，韩国版微信KakaoTalk的创始人。

8，申昌济，教保生命保险第二代继承人。

9，李富真，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10，李在贤，三星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前十名富豪中，竟然9个都是继承者。果然偶像剧不是乱拍的，继承者太太太多了。或许你会说，韩国以财阀垄断闻名，那么其他国家会有不同吗?

我们看看旁边的日本，同样是2015年的日本福布斯排名前十：

1，柳井正(60岁)，优衣库服装创始人。

2，孙正义(52岁)，软银集团创始人。

3，佐治信忠(64岁)，三得利食品第二代继承人。

4，三木谷浩史(44岁)，乐天商城创始人。

5，滝崎武光(64岁)，基恩士仪器公司创始人。

6，高原庆一郎(78岁)，尤妮佳公司创始人。

7，韩昌佑(78岁)，赌博运营商韩马公司创始人。

8，毒岛邦雄(84岁)，赌博设备商三共公司创始人。

9，伊藤雅俊(85岁)，7-11便利店创始人。

10，森章(73岁)，森信托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前十名富豪中，貌似只有两名是继承人，啊，日本有活力的多嘛。

真的是这样吗?你看仔细一点，超过60岁的富豪有8位，他们旗下的公司实际上都已经交给家族的年轻一代去打理了。在这些传统行业，竞争格局已经稳定，基本上不可能有新的挑战者，一旦创始人去世，继承者们就将形成和韩国一样的统治局面。

台湾富豪榜又会是怎样一副景象呢?

1，蔡衍明(59岁)，旺旺食品第二代继承人。

2，郭台铭(66岁)，富士康集团创始人。

3，林堉璘(80岁)，宏泰建设创始人。

4，罗结(90岁)，正新轮胎创始人。

5，林荣三(77岁)，联邦建设创始人。

6，林百里(67岁)，广达电脑创始人。

7，尹衍梁(66岁)，润泰集团(大润发超市)第二代继承人。

8，蔡明忠(60岁)，富邦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9，蔡明兴(59岁)，富邦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10，蔡宏图(64岁)，国泰金融第二代继承人。

这份榜单和日本几乎一模一样，清一色是超过60岁的企业创始人，或者是家族继承者。其阶层固化的程度，甚至比日韩更甚，在韩国，还有一个KakaoTalk的互联网新贵，在日本，还有互联网的冒险家孙正义和三木谷浩史，但在台湾，随着科技产业向大陆的转移，创业的机会窗口正在迅速被关上。

香港，这个盛产华人富豪的沃土，同样如此。

1，李嘉诚(88岁)，长江地产创始人。

2，李兆基(88岁)，恒基地产创始人。

3，郭炳江(65岁)，新鸿基地产第二代继承人。

4，郑裕彤(91岁)，周大福珠宝第二代继承人。

5，吕志和(87岁)，澳门赌王，吕氏家族的继承人。

6，刘銮雄(65岁)，资本玩家。

7，潘苏通(54岁)，松日-高银集团创始人。

8，吴光正(71岁)，九龙仓集团第二代继承人。

9，郭炳湘(66岁)，新鸿基地产第二代继承人。

10，米高·嘉道理(75岁)，犹太人，中华电力第二代继承人。

房地产风云际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把持着富豪榜，等他们逝去，清一色的就只剩下继承者们了。唯一一个低于60岁的潘苏通，是来自广东的新移民，其事业也几乎全部在大陆。而香港，已经不可能再有年轻人的机会了。

老欧洲就更夸张了：

1，阿曼西奥·奥特加(80岁)，zara服饰创始人。

2，莉莉安·贝当古(94岁)，欧莱雅第N代继承人。

3，伯纳德·阿诺特(67岁)，LVMH集团掌门，家族第N代继承人。

4，格奥尔格·舍弗勒(51岁)，舍弗勒集团第N代继承人。

5，斯蒂芬·佩尔松(68岁)，H&M服饰第N代继承人。

6，玛丽亚·弗兰卡·菲索罗(98岁)，费列罗巧克力的继承人。

7，莱昂纳多·戴尔·维吉奥(80岁)，Luxottica集团(雷朋眼镜)创始人。

8，迪特尔·施瓦茨(76岁)，LIDL超市集团的继承人。

9，西奥·阿尔布雷希特(94岁)，Aldi超市集团的创始人。

10，迈克尔·奥托(107岁)，奥托邮购集团的创始人。

十大富豪平均年龄81岁，清一色的继承者和最低年龄80岁的创始人，并且继承者们大多都无法考证是家族的第几代了，而创始者们都在二战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即使是号称最有活力的社会，灯塔之国，也并没有好多少：

1，比尔·盖茨(60岁)，微软创始人。

2，沃伦·巴菲特(85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创始人

3，拉里·埃里森(71岁)，甲骨文软件创始人

4，查尔斯·科赫(80岁)，科氏工业第二代继承人。

5，大卫·科赫(75岁)，科氏工业第二代继承人。

6，克里斯蒂·沃尔顿(61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7，吉姆·沃尔顿(68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8，艾丽斯·沃尔顿(66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9，罗伯森·沃尔顿(72岁)，沃尔玛的继承人。

10，迈克尔·布隆伯格(74岁)，彭博财经创始人。

前十榜单里，最年轻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60岁了，并且占据头名已经有20多年时间，早在十几年前就甩手不干了。

当然，如果我们将榜单门槛放低一点，会找到亚马逊、谷歌、facebook、Uber等科技新贵的创始人。由于风投的活跃和硅谷的存在，在福布斯的400富豪榜中，白手起家和继承者们的比例大概各占半壁江山。

这已经是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最好范例了。

回顾榜单，我们会发现，无论日韩，还是港台，他们的第一代富豪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前后开始创业的，那个年代正是东亚奇迹的发生年代。

随着当地的经济崛起，农民们洗脚上田，办工厂，搞批发，迅速聚拢起了庞大的家族财富。人们的起点差不多是一样的，而结果却大不同，社会剧烈分化，命运天翻地覆。

这是许多人往前数，往后数，家族几代里唯一一次的机会风口了。

当工业化完成，创业的机会之窗就关闭了。

各行各业从无序走向稳定，大者恒大，大公司们垄断了主要的财富，屌丝们在资源上根本无法竞争，唯有打工一条路。即使成为CEO，也不过是继承者们施舍的一点汤水罢了，就像长工和地主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平起平坐。

这是所有红海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红海社会，来自红海行业的比喻，意即稳定的，停滞的社会，蛋糕不再变大，阶层壁垒分明，你要上位，必须耐心等待，要么领导升级了，要么他出局了，才可能留下一个位子给你。

这种社会的终极样本，就是欧洲，继承者们垄断了所有的机会。年轻人，最好的归宿，要么是出国，要么是开一家小确幸的便利店。

这个时候，科技行业成了人们唯一的创业机会。在拥有科技竞争力的地方，比如美国，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力，失去了科技竞争力的地方，只能垂垂老去，成为一个衰落中的没有希望的社会。

现在，我们再看看中国2015年的福布斯榜前十：

1，王健林(62岁)，万达地产创始人。

2，马云(52岁)，阿里巴巴创始人。

3，马化腾(45岁)，腾讯创始人。

4，雷军(47岁)，小米创始人。

5，王文银(48岁)，正威集团创始人。

6，李彦宏(48岁)，百度创始人。

7，何享健(74岁)，美的电器创始人。

8，许家印(58岁)，恒大地产创始人。

9，刘强东(42岁)，京东商城创始人。

10，丁磊(45岁)，网易创始人。

很显然，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还不算严重，甚至可以称之为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社会之一。

但是这一切的原因，我们都心知肚明。工业化的窗口正在悄然关上，传统行业的大亨们已经不会再允许新创业者的出现，凭借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捏死一个小后辈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轻松。比如万达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比如美的所在的家电行业，已经不可能还存在创业的机会了。

这正是人们哀叹“寒门难再出贵子”的原因所在，虽然这个结局其实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常态。

所幸的是，中国的科技行业发展还不错，十大富豪中竟然有6个来自这个领域。这个比例之高，可以说是全球唯一。

这正是中国改变命运的机会所在。

这个星球的历史上，从来只有一个科技创新中心。

这个中心曾经在欧洲，如今在美国，一度曾经有可能被日本抢走。在日本奇迹的年代，松下、索尼、佳能等电子科技企业的成批崛起，让美国人曾经一度以为，科技中心要转移到日本去了。但是最终，日本人的运气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中国要保持社会阶层的活力，唯一的机会只能是挑战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有可能吗?

这个答案，只能从日本的身上去寻找。

日本为什么挑战失败?

答案有无数，取决于人们的观察角度。汇率政策、房地产崩溃、人口老龄化、人口规模是主要的四个结论。

以我的观察，前面两个原因，最多影响传统工业的竞争力，对科技创新产业的影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日本的衰落，新兴产业的缺乏竞争力，归根究底是人口问题。

1，人口老龄化。

科技产业是年轻人的行业，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保守思想的盛行，不鼓励创业。其实人口老龄化是所有后工业化社会的通病，解决的办法唯有大力引进外来技术移民，比如美国。但很可惜的是，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几乎不可能这样做。于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创新的水源渐渐就枯竭了。

2，人口规模。

当两个地方的科技水平达到相同阶段的时候，创新就是个概率问题。于是人口规模越大的地方，创新的种子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竞争也越激烈，这样存活下来的优胜者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在对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在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中，早期的时候，日本的电子产业拥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所以很容易就击败了美国的对手。但是当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后，创业成本与美国持平，这种后发优势就不存在了，而人口又比美国少一半，科技产业的规模、成长速度都无法与美国竞争，就此落败。

上面两种原因，哪个更重要呢?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将步上日本、韩国、欧洲的后尘，成为一个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如果是第二种，那么中国将有很大的机会击败美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科技中心，长期保持一定的社会活力。

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看看现在的科技行业，BAT已经渐渐形成了类似财阀的垄断格局，新一代的科技创业者似乎已经很难有出头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投资者们仍然大把大把的往科技行业撒钱，创业者们正处于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或许，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