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资高增长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近日，一篇名为《中国工资高增长时代或将结束》的报道引发普遍关注。该报道援引了彭博新闻社对12名经济学家的调研结果，其中，9位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将会低于7%，而2015年该数据为7.2%;6位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将会从2015年的7.4%下降至6.5%～6.9%之间。

中国的工资高增长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要匹配

“分好蛋糕必须建立在将蛋糕做好做大的基础上，所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跟人均GDP增速要有恰当的匹配。”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打比方道。

实际上，中国前些年出现的居民收入高速增长，基本与人均GDP增速保持同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7年，我国人均GDP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扣除价格因素，同时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以下简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以下简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保持上涨，但是二者的增速在大多数年份低于人均GDP增速。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这使得资本收益的增长要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此外，2000年至2008年，还有2010年和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的份额在不断增加，居民收入的份额就会下降。

李实还特别强调称，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只统计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单位的职工工资，很多小企业都不在统计范围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范围是全国居民，但是工资性收入仅是其中的一项，所以也只能用于趋势性的观察。

2008年至2009年，伴随着人均GDP增速的放缓，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速也相应下滑。不过，到了2010年，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呈现差异性变化。从2010年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有两个主要原因。”李实分析称，“一个原因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收入增长较快。另一个原因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包括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增长较快，这使得农村的转移性收入增速加快。”

李实认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与城镇居民从事的行业有很大关系。很多城镇居民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但是这些单位人员的收入从2006年以后基本就没有大幅度的调整。此外，城镇居民的就业领域较多分布在传统部门，这些领域过去几年的收入增速相对稳定，而农民工大部分的就业领域分布在房地产业、服务业，这些领域在过去几年发展较快。

在苏海南看来，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人均GDP增速，更是受到了“两同步”的影响。“中央在2010年提出了‘两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1978年至2009年，GDP增速往往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这与原来的大政方针没有强调‘两同步’有关。”苏海南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扣除价格因素，自2013年开始统计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以下简称“居民收入增速”)，从2013年的8.1%下降到2015年的7.4%，但仍然高于同期的人均GDP增速。

基于这种判断，苏海南比较赞同今年的居民收入增速位于6.5%～6.9%之间的预测。“预计今年的GDP增速是6.5%以上，那么居民收入增速就要和GDP增速相吻合。蛋糕只有这么大，非要多分，就要把以前积累的和以后的算进去。”李实同样表示，“6.5%～6.9%的预测基本上与对GDP的预测差不多，他们(6位经济学家)可能参照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不过，李实强调，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谁快谁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过去几年，政府在民生支出上作了较大调整，将社保、低保、扶贫资金等转移性收入转到居民身上。未来几年，如果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有一定下降，那就不太可能大幅度增加对民生的支出。这时，要使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就会存在一定困难。”

薪酬增长幅度行业差距较大

咨询、经纪和解决方案公司韦莱韬悦发布的《中国地区整体奖酬调研报告》称，中国企业的实际薪酬平均增幅在2011年出现峰值11.6%之后开始放缓，从2012年的9.6%下降至2015年的8.8%。韦莱韬悦预计，2016年中国企业的预期薪酬增幅将进一步降至8.5%。

但是，比较数据不难发现，从2011年至2015年，互联网行业、消费品行业、高科技行业的实际薪酬平均增幅要高于全行业的平均增幅。其中，互联网行业的薪酬增幅每年比全行业平均增幅至少高出1.7%，且差距还在逐年拉大。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保险行业、外资银行业的薪酬增幅则要低于全行业的平均增幅。此外，互联网金融业、汽车金融业近两年的薪酬增幅也超过了全行业的平均增幅。

韦莱韬悦数据与调研中国区总经理许文宗告诉记者，近5年来薪酬增幅较高的行业都和产业发展方向有关。整个中国跟互联网相关的上市企业就有328家，市场规模有7.85万亿元。不管从这个市场来看，还是从全球竞争力来看，互联网行业都是向上发展的。“行业里的公司在高速发展，肯定要招兵买马，人才的需求是大于供给的。”

高科技行业较高的薪酬增幅，也和互联网行业的兴盛有关。“高科技行业包含硬件、软件、通信、互联网等，因为互联网发展特别迅猛，才把它单独拿出来统计薪酬。”许文宗说，“但是，互联网和其他高科技行业的人才是流通的，互联网需要的研发人才，软件和通信行业也会需要。互联网的磁吸效应会把人才往互联网这方面吸收，也会带动其他高科技行业的调薪率。”

消费品行业的薪酬增幅则直接受到了电商的影响。许文宗表示，消费品行业是价值链很长的行业，但看传统的快消品行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调薪率，但是消费品的渠道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增幅。“O2O(线上到线下)让现实渠道和虚拟渠道结合，带动了消费量，也就扩大了产业和人才的需求，使得行业薪酬随之上涨。”

房地产行业、保险行业和外资银行业薪酬的较低增速，与它们行业的特性有关。许文宗认为，开发类的房地产企业经历过高速发展阶段，薪酬的绝对水平已经很高，此时涨幅就会相对平缓，而且成熟行业的人才供给也比较充沛。保险和银行业，都秉承稳健、注重长期发展的理念，比较重视风险，不会有调薪上的暴涨暴落。

当然，与上述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行业相比，传统制造业的薪酬增幅显得很寒酸。无论是2015年7.1%的实际增幅，还是2016年6.6%的预期增幅，均远落后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在许文宗看来，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必须要转型，要么走高价值的方向，要么通过高效益的方式。

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近年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不同行业的预期调薪幅度差异巨大。在2013年至2015年，金融行业、高科技行业、房地产行业、生物医药行业的预期调薪幅度一直位于所有行业的前几位，而能源化工行业、制造业的预期调薪幅度则相对靠后。

前程无忧《2016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称，2015年，在全行业整体调薪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金融行业与往年调薪幅度基本持平，稳居榜首，高科技行业位居其次，生物医药行业紧随其后，房地产行业与现代服务业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2016年，金融行业仍然以8.8%的预期调薪幅度领跑，这要远高于全行业7.3%的预期调薪幅度，高科技行业位居第二，生物医药行业、现代服务业紧随其后，而房地产行业则跌至第六。

工资低增长是制造业的利好消息吗?

过去，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工资持续上涨成为趋势，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也越来越小。

2010年年初，沿海各省普现“用工荒”，加薪成为企业招人最常用手段。然而，随着用人成本的日益高企，越来越多的外资制造商开始把工厂迁至东南亚等地区。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系统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未扣除价格因素)由2002年的640元增至2015年的3072元。2003年至2011年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速由7.8%攀升至21.2%。然而，从2012年开始，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速大幅下降，2015年的增速仅为7.2%。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是因为供需关系偏紧。这一时期农民工的供给已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时从农业收入转移出去得到的预期好处是非常吸引人的。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得太快，使得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超过了农民工的供给。此外，2008年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了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民工工资上涨。

但是，早期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并未损害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卢锋说，尽管工资增长很快，但那几年生产率提高得也很快，加上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扩大及产能利用率饱和等因素的影响，贸易顺差增长较快。

谈及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增速放缓，卢锋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速下降导致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缓慢增长，而且近几年通货膨胀水平相对较低。不过，卢锋表示，很难单纯从工资角度判断中国的制造业将会怎样发展。“总体来讲这几年发达国家不景气，进口需求较弱。而且我们讲的出口是美元价值量的出口，包括美元的汇率都会有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也对制造业影响较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课题报告显示，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各档次平均值为386元，2013年增加到1139元，年均增长12.8%。但是，近几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增幅也在下降，从2011年的22%降至2015年的14%。

尽管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但还是有部分省份冻结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广东省政府2月29日发布的《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2016-2018年)》称，2016年、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暂按2015年5月发布的标准执行。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也曾有两年多未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刘军胜告诉记者，广东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结合当地经济形势做的审慎的决策。“广东是外向型经济，现在欧美市场没有好转，我们的出口肯定受限制。产品出不去，企业效益下滑，怎么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呢?”

东三省此前没有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因也很明确。“它们原来是国家制造业基地，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所以最低工资的调整肯定会影响效益。而且，东三省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排在后面的。我们要求工资跟经济增长应该是同步，经济增长较慢的情况下，当然工资增长也要减缓。”刘军胜说。

不过，刘军胜表示，对企业而言，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不全是负面影响。“增加了工资，也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增加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和主动性。而且，我们的转型升级要求劳动者提高素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会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