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人生

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就要先于竞争对手找到企业的业绩增长点，先于对手切入具有潜力的市场。而经营人生就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要想人生精彩，就要比别人先行一步，在别人还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前应用材料中国区董事长、现任SEMI中国区顾问董事会董事长的陈荣玲就是这样经营着他的人生。1959年十七岁的陈荣玲考取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半导体器件厂。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四十岁的陈荣玲被公派到美国学习，三年后回到中国，加入应用材料公司。陈荣玲的每一步都比他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早了一步。

童年时代的陈荣玲家境甚好，由于父亲曾在国民党军用机场任文职人员，又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并开设过一家水电工程行，这样的复杂经历在当时那种社会大变革年代，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作为家中长子，陈荣玲随父母亲身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家庭的种种变迁使得年轻的陈荣玲学会了处事低调，性格变得不张扬。

1959年，陈荣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但由于出身不好，被分配到电机系里最不起眼的专业──电缆专业。即使这样，陈荣玲也已深感庆幸，并未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的豁达，也许是少年时期的家庭经历，炼就了陈荣玲阳光的性格。对待任何事物，陈荣玲总是看到阳光的一面，对前途和未来没有过高的奢望。

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荣玲被分配到天津半导体器件厂。这是一家拥有2500人的大厂，从材料的提纯、拉单晶、切、磨、抛，到生产晶体管、封装、测试、老化，各个工序全部都有，陈荣玲本以为终于找到施展拳脚的地方了，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他。

当时与陈荣玲一起被分配到天津半导体器件厂的大学生中，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穿着比较“时髦”──尖头皮鞋、瘦腿裤、头发梳得油亮，在当时很自然地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刚到工厂报到不到三天就被发配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再教育，在农村一呆就是一年。尽管北方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艰苦的环境以及北方人的豪爽与豁达使陈荣玲受益匪浅。

一年后回到天津半导体厂，陈荣玲又被派到长春光机所进修，学习红外器件。一年后，当陈荣玲再次回到天津已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两年都在外面学习和接受再教育，对工厂里闹得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全无概念，陈荣玲很自然地被划分到“逍遥派”的行列。

陈荣玲很享受作为“逍遥派”的生活，他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工作。从光机所回到天津，陈荣玲被派到一条生产晶体管的生产线上作技术员，每天16个小时泡在生产线上，从光刻、制版、外延，到扩散、蒸发、封装，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陈荣玲对整条晶体管生产线有了全面的了解，自己也从一名技术员做到了工程师、车间主任、技术工艺科科长。

七十年代初，文革中“两条路线”的争论开始，打破了陈荣玲原有的生活轨迹。由于出身不好，又是“技术权威”，一夜之间批判陈荣玲的大字报贴满全厂，陈荣玲被停职，送进了学习班，突然的变故令性格一向阳光的陈荣玲怎么也想不通。五个月后，学习班结束，陈荣玲回到生产线，但此时的陈荣玲内心有了彻底的变化，而正是这一变化改变了陈荣玲后来的人生轨迹。

“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生产线上，并没有在业务学习上再提高。”陈荣玲开始审慎地回顾自己的过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从那以后，陈荣玲不再参加中层干部会议，每天晚上下班后买两个馒头，骑着自行车去参加天津市科委办的进修班，学习软件和英语，每天三个小时，从不间断。

1980年的一天晚上，厂组织部部长突然通知陈荣玲第二天去参加“出国培训班”的英语考试，陈荣玲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部长在和自己开玩笑，就凭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从未奢望过出国，可此时机会却真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凭借几年夜校的进修，陈荣玲顺利考取了天津市出国培训班。在培训期间，陈荣玲每天早上4:30起床，背两个小时英语再去上班，下班后直奔培训班上课，下课后回到家还要帮太太照顾孩子，直到晚上10:00以后才能开始学习英语。那段时间陈荣玲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这样坚持了两年。

由于英语成绩好，陈荣玲被推荐参加出国考试，当考试通过、一切准备就绪时，陈荣玲被告知已经错过公派出国的时间。命运的再次捉弄并没有让陈荣玲放弃对人生的追求，第二年，陈荣玲重新参加考试，最终获得作为访问学者公派到美国学习的机会。对于这次公派出国的经历，陈荣玲深深体会到：机会在不经意时出现，只有随时做好准备，才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

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陈荣玲先后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进修分子束外延技术、集成电路工艺及设计、企业管理和业务发展等。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荣玲与应用材料公司结缘，这份缘分一直持续了23年。

当时天津半导体器件厂购买了应用材料的外延炉设备，天津方面派技术人员来参加应用材料提供的技术培训。为了节省费用，天津半导体器件厂希望陈荣玲能够在当地作翻译。当陈荣玲从东部到西部，在下午2:30赶到应用材料公司时，当时任培训部经理的Art Hall正在开会，陈荣玲从2:30一直等到6:30，足足等了四个小时。初期的“不愉快”并未影响陈荣玲的情绪，相反更激起了他做好培训工作的热情。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傲慢”的Art与陈荣玲成为了好友，正是他后来将陈荣玲带进了应用材料公司。

随着中国业务的逐步开展，1984年应用材料开始计划在北京建维修中心，陈荣玲在这时加入了应用材料亚太区。1985年6月，公派留学期满，陈荣玲向应用材料提出回国的要求，并很快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天津。

陈荣玲回到天津后，天津半导体器件厂希望他能够回原厂担任厂长。由于在美国亲身感受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深感国内半导体产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陈荣玲深知如果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很难成功，因此婉言谢绝了担任厂长的邀请。

一年后，陈荣玲正式加入应用材料，当时的职务是业务发展经理。陈荣玲坦言，当时应用材料在开拓中国市场时最大的难点就是价格较高，而国内的客户在引进进口设备时往往比较偏重于价格。应用材料1987年与华晶签订外延炉订单时，当时华晶只有82万美元，而应用材料的外延炉价格最低也要85万，3万美元的差距让陈荣玲绞尽脑汁，最后终于通过维修中心中方上级领导及有关方面的协助，将北京维修中心的佣金减掉一部分来弥补空缺，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随着这笔生意的做成，陆陆续续的订单开始涌入，应用材料的外延炉真正进入了中国。随着机器的增多，维修中心也在不断壮大，工程师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文化理念也逐渐与应用材料接轨。

作为一名技术出身的管理者，陈荣玲带领着他的团队，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不寻常的23年。在这23年里，应用材料在华业务从最初的二、三百万，发展到2000年的一亿美金，2004年更是增长到八亿美金。

陈荣玲常说：“有效的沟通是事业成功最关键的一步”。随着应用材料在华业务的稳步增长，2006年应用材料决定在西安建研发中心。为了促成项目尽快落实，陈荣玲一方面努力让西安市政府了解应用材料在华发展的思路和想法，同时也让应用材料对西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通过有效而充分的沟通，最终顺利地推动了应用材料在西安建起了亚洲最大的研发中心。

从应用材料退休后，陈荣玲加入了SEMI China，现任SEMI中国区顾问董事会董事长。现在的陈荣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地参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的发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