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狮城打拼

中国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以前，但大量移居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19世纪初，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要想开辟它，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人烟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是新加坡的一个致命问题。于是，英殖民主义者就从印度、中国输入大量廉价的劳工。近20年，随着新加坡大力发展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对大量科技人才的需求再次掀起吸引海外人才，特别是中国大陆科技人才的高潮。

与当年“背井离乡”的华人劳工不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技术专长的年轻人，抱着实现各自理想的目的，来到异国他乡打拼。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他们的理想是否实现？

高薪的诱惑

1998年来狮城打拼的余文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12年，他当初来新加坡的动机非常“实际”。上世纪90年代，硕士毕业的余文在西安一家研究所工作，当时研究所的待遇特别低，每月的薪水只有700元人民币，只够养家糊口，余文感到继续混下去没有前途，于是联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MEMS的研发，这份工作的薪水当时相当于几万元人民币，对于一名每月只拿700元人民币的普通工程师来讲诱惑是相当大的，余文坦言：“两边薪水巨大的差异是促使自己只身赴新加坡工作的主要动力。”

刚到新加坡，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问题。新加坡是英语环境，而余文在国内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只会看不会讲。“初到新加坡的几个月，感觉有话讲不出，别人讲的又听不懂，感到很困扰，曾闹出很多笑话。”余文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用英语在同事面前作报告，紧张得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报告内容如何展开、每一句话应该怎么讲都在脑子里想好，要点都记下来，在脑子里反复演练。余文坦言：“第一次报告讲得效果其实很差，但大家还是很鼓励我，给我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帮助我进一步提高。”

不仅在语言上不适应，在工作上余文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节奏比西安的研究所节奏快很多，每个工作都设定最后期限，期限一到，必须要拿出东西来。而且国立大学的研发项目都比较前沿，加上语言、气候、饮食方方面面的不适应，余文在新加坡的最初半年过得很艰苦。

半年后，余文的生活逐步进入正轨，开始适应了新加坡的生活。2000年，余文离开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入了德国英飞凌设在新加坡的研发中心，正式转行作IC设计。从高校到企业的研发中心，余文感到这里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在企业做IC设计要考虑方方面面，每个方面都很重要，而且整个设计不能出任何纰漏，任何纰漏都会影响到整个研发流程。在这里余文学会了独立作IC设计研发，职位也从“Engineer”做到了“Staff Engineer”，也正是在这时余文对工作又有了新的追求，2005年余文跳槽到专注有线和无线通迅半导体设计厂商——美国博通公司 (Broadcom)，一直工作到现在。

本世纪初，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始飞速发展，余文出国比较早，自认为失去了很多机会。余文当年的同学、同事都纷纷转行作了管理，现在各自发展得都比较不错，而余文仍然坚持走他的技术之路。余文认为新加坡的工作环境更适合自己，“我是那种踏踏实实搞技术的人，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在这里只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薪酬待遇都有统一的标准，你达到标准自然薪资会涨，这里的途径比较单一，环境比较单纯，这一点是我比较欣赏的。”

开阔眼界、积累经验

和余文不同，来自绍兴的章华江还只能算是“新狮城人”，他刚在狮城生活两年。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去新加坡打拼的主要动力是高薪的诱惑，随着两地薪水差距的逐渐缩小，是什么又在吸引着年轻人赴狮城打拼呢？

毕业于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的章华江，研究生主修的是IC设计，刚毕业就被联发科设在新加坡的研发中心招聘作IC设计工程师。对章华江而言，从小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新加坡是一座闻名的花园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很想出去看看；再加上联发科在Fabless中是全球前十名的企业，对于自己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章华江和女朋友一起来到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章华江最不适应的还是语言差异。由于同事来自不同国家，各个种族的同事讲英文都有各自的口音，开始的时候听不太懂，经常需要重复几遍。他于是展开了“恶补”计划。为了使英语进步，他常看如《六人行》等美国情景剧来练习听力。同时，他也参加公司的英语培训班，并且尽量用英语与同事交流。

章华江认为这两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技术上的长进和思维方式上的改变。“来自国内的研究生、博士生在读书时学到的一些电路设计知识会对IC设计形成一种定式，而国外的工程师思维活跃，他们会想出一些我们从没有想到的方法。”据章华江介绍，那边的项目经理非常鼓励尝试不同的方法，尽管这样有时会引起争吵，甚至会“浪费”一些时间，但有时会发现更好的解决方案。“由于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与我们国内来的有很大不同，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章华江表示，“跟他们一起工作，我的思维方式也会有些改变，会被带动得活跃起来，会愿意尝试更多的方法。”

对于今后的打算，章华江自认为经验积累得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劝告打算来狮城打拼的后来者：“如果你想在技术上走得更远，仅在国内发展，眼光和思维会有局限性，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积累经验，会对你的事业发展很有帮助。”

追逐产业热点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材料研究与工程研究院项目经理、资深科学家张婕刚到新加坡7个月，在此之前，她在美国生活、工作了20多年，一直在Motorola总部的研发中心做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发。随着半导体产业向亚洲转移，张婕的心也飞回了亚洲，她很希望能够回到亚洲，亲身感受亚洲产业发展的脚步。

经朋友牵线，张婕加入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下属的材料与工程研究院，这是新加坡政府的研究机构，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新加坡对吸引外籍人才一直有优惠政策，张婕在新加坡的待遇不仅与在美国一样，而且还享受房贴和孩子学费补贴。唯一的困难是张婕的大女儿快要上大学了，需要留在美国，这样张婕的家庭不得不被一分为二，丈夫带着女儿在美国，而张婕带着小儿子来到新加坡。好在张婕对此很想得开，她深知作为女性，事业与家庭要兼顾，肯定要克服一些困难，一步步慢慢来。

张婕现在的职位是项目经理，负责第三代新型太阳能电池和材料的研发。据张婕介绍，新加坡的基础研究大部分在高校，也有少部分在研究所，但研究所大部分科研项目是和产业直接接轨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快地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张婕强调：“新加坡的研究所要为产业服务，产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发什么；科研面向产业的同时还要尽量与高校合作，将高校做的一些基础科研迅速转化成应用科研，因此，研究所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张婕非常希望能够与国内业界加强合作。据张婕介绍，目前已经与复旦大学在新材料开发方面有一些探讨性的合作，她很想了解国内在这一领域是否有针对性的产品研发，她希望能够进一步与国内业界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加快这一领域的发展。

梁嘉晖目前是跨国企业芯科实验室有限公司(Silicon Laboratories)多点控制器(MCU)的设计总监。与张婕一样，来自香港的梁嘉晖多年前就到美国工作生活，并加入目前的公司。4年前，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单枪匹马来到狮城开始了新生活。

问及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她说：“在工作上，我希望能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在区域内有竞争力、规模强大的设计中心。而且，我在这里的工作也比较广泛，接触面较多。”

身为设计总监，梁嘉晖的主要工作除了带领一组设计师和工程师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外，也必须和客户沟通，根据客户的要求对产品进行改善，直到客户满意为止。“我的工作确实具挑战性，而且因为涉及的是创新产品，所以也让人感到兴奋。”

梁嘉晖坦言，自己是一个对各种文化都很好奇的人，因此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背景，也是一个深深吸引她的重要元素。“我在这里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吃到各式的佳肴，再加上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很稳定，而且还位于机会不断的亚洲，确实是发展的好地方。”

……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人才的全球化。在上海的淮海路、北京的国贸中心随处可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中国的人才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也就没什么稀奇。尽管这些“新狮城人”赴新加坡打拼的目的和动机各不相同，但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