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战：谁的代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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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大幅度升级，已经将中日经贸战推上了决策者和民众选择的前台。我国有能力让日本在经贸战中付出较大代价，但在实施对日经济制裁时，我们需要周全考虑、设计制裁原则、目标、终结、领域、方式，以便实现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中日经贸战：日本代价更大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有能力通过贸易制裁给予日本较大损害，而使自己付出的代价小于令日本受到的损害。因为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有明显差异，日本对中日贸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国对中日贸易依存度。

从货物贸易总体而言，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趋向下降。1993—2003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于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越，后来又落到东盟之后。

2002年，中国对日贸易101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的16.4%;对日出口484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4.9%;自日进口535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8.1%。

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3429亿美元，占当年外贸总额的9.4%;对日出口148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7.8%;自日进口1946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1.2%。

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为8227亿美元、8543亿美元，按日方统计数据，对华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按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自日本进口已占当年日本出口总额的23.7%，对日出口则占当年日本进口总额的17.4%。这样一种不对称的依存度，且中国对日出口少于自日本进口，决定了中国有能力让日本在两败俱伤的经贸战中付出更大代价。

同时，如果在对华直接投资中受阻，正经历着艰难转型升级和重新布局的日本产业生存发展前景将受到较大损害。

生产成本和技术革新的变化已经使得曾经是日本制造业骄傲的家电等产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窘境，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向海外重新布局来摆脱困境。

而在承接日本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在国内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不是其他热门新兴市场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能比拟的。

进一步地看，中国作为一个在大国之中经济增长率、进口增长率最高且宏观经济稳定性数一数二的国家，绝大多数志在称雄全球市场的产业或企业，如果不能打入中国这样一个高成长大市场，就必然意味着其占据全球行业前列的梦想破灭。

关于这一点，看看康师傅和旺旺如何通过早早投资大陆而跃居台湾岛内食品行业前列，看看雪孚集团等德国老牌工程机械厂商如何因为1990年代与中国企业合资失败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沦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收购的标的，就不难理解。

同时，经过去年的破坏性地震和由此而来的客户、市场份额等损失，许多此前不愿意向中国转移生产的日本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已经不得不考虑至少向海外转移一部分生产能力，他们越发难以承受被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投资地点拒之门外的代价。

在实践中，中国对日本发起的经济制裁已经给日本造成过重大杀伤，从而迫使对方自律。在2001年“大葱之战”中，由于日本单方面对中国大葱实施紧急出口限制，中国宣布对日本汽车、手机等机电产品进口加征100%报复性关税，就导致日本相关产业阵脚大乱，日本著名工程机械厂商加藤公司此前从未裁员，在那次制裁中也不得不突破了这道底线，该公司与厦工集团酝酿中的合资也宣告泡汤。

 

对日经济制裁领域的选择

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出口大国、进口大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国和迅猛崛起的对外投资大国，我们在选择对外经济制裁时，可以从货物贸易进口、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服务贸易出口、外资市场准入、对外融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等多个方面选择。根据中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在选择对日经济制裁的领域时，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货物贸易进口。

进口能力就是权力。一般情况下，一国作为最终消费者进口的数量越大，该国由此掌握的对出口国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因为出口国企业和政府为了保住这个重要市场，往往会不得不接受进口国的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会不得不接受与本国法律抵触的进口国司法制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两年美国市场上的“丰田质量风波”中已经见识得非常充分。

正因为如此，鉴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近10年来进口年均增幅高达全球进口年均增幅的两倍多，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又赋予中国可持续的巨大进口能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寄希望于对华出口，我国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

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即使按日方统计数据，当年对华出口也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因此，抵制日货进口、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对日本造成较大杀伤力。

但这种抵制主要应当集中于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除非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合适的替代货源，以免误伤我们自身。

货物贸易出口。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做的不多，因为我们对日出口绝大多数产品可替代性较高，限制对日出口等于是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给正经历出口困境的企业火上浇油。

在2011年对日出口总额1483亿美元中，最大的4个项目依次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540亿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263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102亿美元;杂项制品，79亿美元。

稀土这种中国控制国际市场较大份额的战略资源，是最合适的限制对日出口产品。

服务贸易。

最合适的突破口是减少赴日旅游。我国出境旅游增长极为迅猛，备受各国重视。2006—2011年间，我国居民出境人数从3452.4万人次上升至702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数从2879.9万人次上升至6412万人次;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旅游服务支出已从上年的548.80亿美元猛增至725.85亿美元。减少赴日旅游，对日本旅游及相关产业打击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抵制期间，中国企业在选择合资伙伴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非日本合作伙伴。但除非中日矛盾极度激化，否则政府不宜直接明令对日资实施额外的市场准入限制。

对日经济制裁的五大原则

中国无疑应当坚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能战方能言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斗争的准备和勇气，而经济制裁手段无论如何比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温和得多。

在这类争端决策中，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尽管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利用“世贸规则”之类的旗号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世贸规则”是为和平相处的国家间调整经贸关系用的，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世贸规则”就只不过是空气。

我们永远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一切愿意与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及其国民，但作为大国国民，我们需要记住，在现实生活中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是大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时刻牢记，无论我们经济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容不得浪费，而且必须防备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因此，尽管我们应该积极思考、探索如何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我们不能滥用这一工具。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汲取美国的教训。美国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经济制裁手段最多的国家。在1914—1990年间的116起国际经济制裁中，美国主导的就有77起;在冷战结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就超过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滥用贸易制裁工具令美国蒙受了多方面损失，不仅冷战后经济制裁频发与西方标榜的“民主自由的胜利”背道而驰，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经济制裁受害者，更严重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严重损害美国自我标榜的道义形象“软实力”，而且实质上将美国自己放逐于许多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外。

有鉴于此，我们只能在充分考虑以下原则问题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运用这一工具：

第一，确定最终目标。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现在若拿日本开刀，要实现什么目的?事情做到哪一步截止?

第二，防止制裁推动对华现实、潜在的敌对国家抱团结盟遏制我国，特别是要防止斗争和制裁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干预和组织反华统一战线的契机。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拿日本开刀后起到威慑作用，又不至于推动周边国家投向美国怀抱?

第三，防止制裁和斗争成为霸权国家直接军事干涉的契机。就钓鱼岛争端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确保美国不直接干预相关争端?毕竟，世界第一、第二大国在没有直接领土争端的情况下贸然兵戎相见，不仅是对两国本国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不负责任。

第四，怎样把握分寸，保证我们适度运用经济手段震慑对手而又不至于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太大冲击，保证中国经济制裁对国际经贸秩序的一时扰动能够换来时间长得多的稳定，保证别国对华经贸不确定性不至于升高，保证我们绝大多数贸易伙伴仍然愿意对华贸易?

第五，如何把握分寸，保证我们的经济制裁对我国自身经济运行干扰最小化?

具体到中日经贸中，日本对华出口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关键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去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电子市场引发重大震荡，根源就在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只有在我国上述先进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在这些领域抵制日货才不会损害我们自己，反而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成就，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样一条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其结果是中国大量进口日本高技术产品、上游中间产品和设备，以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之需，形成了中国大陆对美欧贸易巨额顺差，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原料、能源输出国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连续多年分别包揽中国大陆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前三名。

同时，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浪潮中，中国以良好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而成为新兴产业投资热点，成为海外先进制造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倘若盲目抵制日本或其他国家货物，完全有可能损害跨国产业链条正常运行，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令先进制造业对中国的转移却步不前，进而伤害中国自己持续发展的潜力。

我们要积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打击敌对势力，但不能选择自伤;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增长，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弱点，更不能把力量增长未来的前景当成当下的现实。

总的说来，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炽烈的爱国热情与冷静到冷酷地步的理智盘算缺一不可，旨在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尤其需要把握分寸，以免造成的结果与我们的期望适得其反。

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基本面决定了两国综合国力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只要我们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时间就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要力争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而不能由于冲动落入别人的圈套，被迫选择不利的时机。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惨死是否会引发美国调整对阿拉伯之春的政策，是否会导致美国重新评估其全球军事外交布局、进而收缩在东亚的布局以集中力量对付中东等地极端主义势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日之争肯定降温，甚至可能出现戏剧性急刹车。

数据·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游客一个月贡献3.5亿人民币

今年1月份，中国两岸三地的访日人数高达25.4万人，占外国游客数量的43.7%。中国赴日游客平均每人消费16万日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位居日本“重要旅游推广国家”之首。据估算，仅1月份，中国游客给日本旅游业贡献3.56亿元人民币。

8月份日系车销量剧降

8月份，日本车在全球销量下降了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称，“日本汽车8月在中国市场销售情况不佳，与钓鱼岛问题有关。”其中，丰田汽车和三菱汽车等4家公司和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出现下滑。而截至6月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高增长的日产汽车仅增长了0.6%。(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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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悍然“购岛”的六大原因

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永生

012年伊始，日本就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不断制造摩擦，包括为钓鱼岛附属岛屿起名，允许国会议员登岛，允许地方议员登岛，在附近海域举行钓鱼大赛等;夏秋以来，又强行拦截和逮捕中国保钓人士，放纵日本右翼团体和人士登岛宣誓主权，允许东京都政府沿钓鱼岛周边进行测量和地理资源调查等。

9月10日，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由政府出资20.5亿日元(约合1.66亿元人民币)，从所谓的“岛主”手中“购买”钓鱼岛。

野田佳彦政府借着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谋划，在2012年秋季积极并强力地推动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进程，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开创了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新的法理案例。那么，日本制造钓鱼岛摩擦的原因何在?

转移国内视线，

提升执政党民意支持率

野田内阁执政以来，在内政上没有任何建树，反而因为通过了提高消费税的法案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2011年经济机构预测认为，日本2012年因为救灾建设的全面展开，可以刺激日本经济增长率提升到3%。但是，2012年8月，日本方面预测只能达到2%左右的增长，比去年的预期有所降低。野田内阁主导恢复大饭核电站的运营也激起民众的广泛抗议和反对。

在外交上，因为对俄、对韩领土争端处处被动，居于下风，只能通过有关于钓鱼岛的强硬行动来吸引日本国内公众的眼球，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为了提高自身和民主党执政民意支持率的中短期利益，野田内阁加快了“购岛”进程，期待能因此获得一些选票，起码不至于让支持率更进一步下降。‖

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制约中国

美国战略东移的目标之一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便减少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阻力，维持美国一国独大的霸权地位。野田内阁摸透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多次利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利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制约中国。有了美国的支持，日本有恃无恐，期待通过所谓“国有化钓鱼岛私人土地”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从而使从日本九州向南延伸的第一岛链在钓鱼岛海域地区保持连贯和延续，以便严密封堵中国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妄图使中国海军没有太大发挥余地。

创造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法理案例

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增长，在政治家和舆论的鼓噪之下，几乎是处于惊恐状态。他们最怕中国出兵占领钓鱼岛，更想通过国家购买钓鱼岛“私人土地”的方式，尽快将钓鱼岛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

钓鱼岛土地“在私人手里”对日本来说有很多不便，因为公权力不能随意干涉私权利，这就影响了日本政府对钓鱼岛政策的实施。因此，尽快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是野田内阁急切“购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而“购岛”，始终是野田内阁考虑的长远目标和根本指针。同时，“购岛”行为中的买卖和交易程序，等于创造了一个所谓日本实际有效控制钓鱼岛的重大法理案例，妄图将来若通过国际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机构判决时，能够按照实际控制原则将钓鱼岛判给日本。

但是，“购岛”改变不了“窃取”钓鱼岛的前提，大前提不对，再创造法理依据也没有意义。

利用中国内政需要安定的时机

中国“十八大”召开在即，需要国内保持稳定。野田选准这样的时机，认为中国忙于内政、无暇他顾，不会对日本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因此，日本在8月下旬以后就加快了和所谓“岛主”的谈判，同时，也和石原慎太郎秘密勾结、磋商，以便形成对中国的合力。

日本民族性中一贯有一致对外的传统。无论石原慎太郎多么想出尽风头，所谓的“岛主”多么拿捏作态地以不愿意卖给政府的表态来提高要价，但是，一旦涉及到其国家利益，他们又会很快消弭分歧，勾结在一起，采取互相配合的态度，以便赶在中国“十八大”召开前这个有利时机，快速实现“交易”，希望将中国反制的力度降至最低。

野田内阁和民主党

借机大捞政治资本

无论野田内阁和民主党如何施政，日本国内外的政策都难以出现大的起色。野田内阁急于实现钓鱼岛所谓的“私人土地国有化”，目的是要为野田、为本届内阁和民主党执政青史留名。这样，野田即使被迫下台，也等于没有白干一场。对于民主党来说，也积累了对自民党的政治资本，即便在新的选举中失去政权，因为有这样的资本也会在日本民众中留下口碑，对以后重新夺回政权有利。

对华惯用两面派手段

野田一方面信誓旦旦，要坚持推进中日两国关系，一方面却通过加快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进程，加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害。

8月底，野田派出特使到中国转交自己的亲笔信，竭力表示要缓和中日关系，建立冷静理性的对话渠道，并再次确认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但就在特使滞留中国期间，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海上保安厅法》及《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赋予了海上保安官调查离岛上发生的犯罪并逮捕犯人等权力。目的是为了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将海上保安官的执法范围由海上扩大到了岛屿，可代为履行警察职权，实施搜查和逮捕。

野田内阁的这种做法，充分表现了其对中国政策以及日本外交的两面性。以两面派手法示好，施放烟幕弹，表面上缓和对立，暗地里加快“购岛”进程，企图使中方来不及反对和反应，将负面效果和受制约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野田内阁成立以来，对中国外交的惯用手法，就是一方面极力表示重视中日关系，诚心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并且可以在礼节方面给中国以极高规格的礼遇。

如在递交首相亲笔信时，对中国则派其外务省次官作为特使，专程来华送信，而对韩国则由其外务省召见韩国驻日本使馆公使到日本外务省取信。礼节规格差别之大，令人惊愕。

甚至，还可以动用日本紧张的资金100亿美元左右，带头大宗购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以表达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当然，此举主要是为日本外汇储备找到一个新的安全出路。

但与此同时，野田毫不含糊地号召自卫队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准备，还引用中国古代经典，提出“忘战必危”(编者注：出自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对于涉及到日本国家利益核心内容的地方，该强硬的强硬，绝不吝惜，绝不手软。

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苏浩

9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这是中国针对日本“购岛”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对行动，法律对法律”的回应。

海基线成为中国管理钓鱼岛的

法律依据

所谓海基线就是一个国家量算领海宽度的起点线和基本线，海基线以内为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海(或称内水)，内海的主权地位相当于国家的湖泊;海基线以外12海里被称为领海，领海的地位和功能跟领土一样，对一个国家领海的侵犯相当于对其领土的侵犯。领海以外依次是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国家划定海基线，是真正体现对国家领土领海主权进行有效管辖的行为。

此次，中国划定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基线，从司法上强化了对中国固有领土的管辖。这是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法理体现。

事实上，早在1996年中国就颁布了部分海基线。当时之所以是“部分海基线”，是因为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地区海基线是空白的。这次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基线，使得中国海基线更加完整(只剩下南沙群岛海基线未宣布)，海洋管理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与日本所谓的“国有化”钓鱼岛针锋相对，我国在司法上再次强化了对钓鱼岛的管理。今后，海基线就成为中国管理钓鱼岛的法律依据，在主张钓鱼岛主权时，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法律行动。

今后日本人登岛，就是对我领土的侵犯

从日本国内法的角度看，把钓鱼岛从“私人拥有”变成“国家拥有”，这是日本控制钓鱼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但是，日本在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之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就完全变成了官方层面、中央政府层面的问题。

之前，日本有人登岛，政府可以说是“个人行为，不代表政府”，但是今后，如果再有日本人登岛，那肯定是日本的政府行为，“个人行为，不代表政府”的借口就会没有意义。一旦有日本人登岛，那就是日本政府对中国钓鱼岛，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中国就完全可以在国家层面作出回应，动用中国的执法船只，对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予以回击，中国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可以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任何手段，保护钓鱼岛主权，保障我们的领土不受侵占。

中国需要将钓鱼岛问题显性化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再生龃龉，矛盾升级，是不正常的。

本来，中国想借中日邦交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政府和人民良好的愿望却变成了日本实现其钓鱼岛战略的“机遇”。显然，日本认为，在中日邦交40周年之时，如果在钓鱼岛问题上占些便宜，中国肯定会忍耐，因此它才敢这么肆无忌惮。日本的做法严重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也低估了中国保护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

今年年初，在日本对钓鱼岛及周边附属岛屿进行所谓的“命名”活动后，中国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的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和位置。在今年4月份石原“购岛”闹剧一开始上演，中国政府就表达了严重抗议。

这次中国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是对日方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作出的连续的、有节奏、有针对性的回应。

中国海监46船、中国海监49船，9月11日上午已抵达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将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示主权。这是对日本企图将钓鱼岛主权问题固化的重大打击，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和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

过去，我们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中日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了这一原则，但日本并未信守承诺，反而做了很多小动作。一直以来，中国本着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未让矛盾升级，基本上以“维持现状”的原则来处理。但是，日本不仅丝毫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良好初衷和自身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侵犯中国主权，挑战中国忍耐的极限。‖

最近举行的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交谈，并就当前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表明了中方立场，他强调，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先后就钓鱼岛问题表态。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钓鱼岛问题如此密集的表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日本咄咄逼人的“窃岛”行径正在突破中方的忍受极限，中方不得不重新审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把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显性化和紧迫化。可以说，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做法有所转变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和明确。

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就在日本钓鱼岛“闹剧”进入高潮的时候，日本内阁决定，撤换丹羽宇一郎驻华大使一职。

事实上，在日本“购岛”问题上，丹羽宇一郎曾经发出了相对比较理性的声音，但是他因此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评。就目前来看，丹羽宇一郎大使卸任，可能意味着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对付中国。如此一来，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

从中国方面来看，我们通过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完善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律体系。未来，在保卫钓鱼岛方面，中国有法可依，有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管理范围。虽然目前钓鱼岛还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有了法律依据后，中国船只就会依法前往钓鱼岛执法。这意味着，未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海监船一旦进入钓鱼岛200海里海域，日本就会进行监视。如果进入到12海里海域，日本就要采取驱赶等措施。即便如此，我国海监船多次进入我们的钓鱼岛周边海域，甚至曾经一度突破了12海里的界限。

此次，中国海监46船、中国海监49船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宣誓主权。未来，中国必然加大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力度，海监船不仅仅要进入我们钓鱼岛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还要常态化地进入我们钓鱼岛领海范围，最好是能在钓鱼岛海域定期巡逻。虽然登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海监船至少要进入我们的钓鱼岛12海里以内的领海。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领海，而领海相当于领土。

对美国要进行相应的约束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一直以来，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偏袒甚至纵容日本的态度。比如近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对钓鱼岛的称谓都一直是采用日本方面“尖阁诸岛”的称谓，而不是“钓鱼岛”。

未来，中国要对美国的一些行为进行约束，防止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

虽然美国表示要把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范围之内，但美国是否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军事干涉，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该条约真正实施起来，还有某些条件的限制，比方说，美国国会是否批准，美国如何界定钓鱼岛的法理地位等。

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步骤不能减缓

虽然钓鱼岛危机在上升，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但是从目前来看，钓鱼岛危机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步骤不能减缓。在有了更完善的法律依据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把法律付诸实施，依法采取行动管理钓鱼岛海域。

首先我们国家的渔民、渔船要经常到钓鱼岛海域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与此同时，中国的渔政船要护渔护航，切实保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旦渔民受到威胁，渔政船要及时为渔民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如果发现日本方面侵犯钓鱼岛12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的海监船就要进行阻止，甚至对侵犯中国领海的人员依法抓扣。如果日本胆敢在钓鱼岛上建造港口等设施，中国要依法给予有力回击。最后，由于摩擦升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日本自卫队不排除在钓鱼岛问题上介入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军队，尤其是海军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日本“购岛”始末

2012年

4月16日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作出有关政府出面“购买”钓鱼岛的提议。

7月7日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称，政府正就购买有关岛屿并实现“国有化”进行综合研究。

7月24日

野田在日本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称，政府已着手筹措预算，正式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

9月2日

日本东京都调查团25人，以为实施“购买钓鱼岛”计划作准备为由，乘船在钓鱼岛海域展开非法调查。

9月3日

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岛主”展开正式“购岛”谈判，日本政府拟出价20.5亿日元。

9月10日

日本政府决定，由政府“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收归国有”。

9月11日

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岛主”签订了“购岛”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