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对本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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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最好的策略是“复制”——在中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寨”。“山寨”的效果很明显：免去了时间和金钱投入巨大的研发，直接拿来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模式，迅速跟进。实际上，“山寨”遍地的国家中，政府往往默认甚至背地里支持这样的行为。

直接从国外“拿来主义”这种模式，在制造业或科技领域有明显的效果。拿过来可以直接用，本土产业很快能上一个台阶，很快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在文化产业并非如此。全球知名的市场咨询和顾问机构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国际数据公司)曾于2002年开展过一项名为“全球数字盗版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主导该研究的研究员——也是现任IDC首席研究员的约翰·冈茨(John Gantz)通过研究发现，很多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也采用“拿来主义”，但往往没意识到——或吃了很多年亏之后才意识到，本土文化产业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与另外一位作者杰克·罗切斯特将研究结果合著成书，中文版译为《数字时代，盗版无罪?》，通过对57个国家的研究分析了全球盗版的原因及后果。

过去几百年来，盗版泛滥的出现，无非跟三个因素有关，即时间、空间和成本。节省复制时间、方便在不同空间传播并节省复制金钱(相关的消耗都可以统一折算成金钱)成本的方式，几乎必然导致盗版大规模出现。比如十五世纪古登堡印刷机发明之后，在复制速度、便携程度和金钱投入上，印刷书对手抄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最直观的就是，现在人们已经不看手抄书了。

在《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一书中，作者介绍了两个案例分析盗版对本土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建国之初的美国，英国文学作品远远多于本土作品，美国大众将英国视为文化来源，大量盗版英国作家的作品。以1843年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为例，美国的盗版只要6美分，而伦敦则售价2英镑。远在英国的狄更斯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版税，这在上世纪的中国也照样上演：上世纪中国大量非法出版《百年孤独》，并极大影响了莫言、苏童、余华等一批中国作家，但马尔克斯并未因此拿到一分钱版税。直到2011年的《百年孤独》，才是第一次拿到马尔克斯授权的正版作品。

当年英国作家的盗版作品在美国十分畅销，不仅作品十分优秀，很多都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而且价格仅相当于本土作品的几十分之一，以致低价英国盗版书籍在美国泛滥，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本国销量受到极大影响。后来颁布版权法之后，情况才有好转。

作者举的第二个例子来自加纳。加纳本来是一个具有音乐传统的国家，加纳老百姓普遍喜欢音乐。上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后，一开始本土音乐蓬勃发展，街头巷尾都能听到音乐。但因为政府放任，国外进口盗版音乐大量涌入加纳，本土音乐人和唱片公司越来越难以谋生，许多音乐人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被迫改行。原创音乐开始凋零。

加纳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司法官员意识到：“复制这种方式，绝对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如果我们非洲国家盲目追求从发达国家复制一切，将会陷入否定自身文化的陷阱，这无疑也会阻碍我们的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1992年，加纳政府开始打击盗版，鼓励正版。当盗版率降到10%至15%的水平时，加纳的音乐产业完全复苏。

通过对包括这些案例在内的五十多个多家的研究，约翰·冈茨发现，在盗版泛滥国家中，4年中只要降低10%的盗版率，平均可以：

·创造150万各工作机会;

·创造4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量;

·增加600亿美元的政府税收。

需要提醒的是，不过这对盗版率低的国家不适用，因为盗版率低的国家往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它们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过于严苛，已不适应当今时代，它们的任务是放松知识产权管理，而非加大打击力度。这个话题另议。

作者得出一个结论：盗版受害最大的不是被盗版原创者或公司，而是本土相关企业，它们占据大约80%左右的损失。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也很典型：大量盗版微软及其它软件的结果，导致本土软件产业规模极小。这也是为什么金山软件做到国内软件老大，雷军仍然要再去做移动互联网和手机的原因所在。

在分析加纳的故事之后，作者也写下了值得令人深思的评论：“你可以复制发达国家的技术成就，而节省了自行努力取得这些知识所需的成本，不过这么做，你就放弃了建立合法的本地知识产业经济基础的努力，而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将离你而去。”

这也是国内互联网从业者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当你向主管部门举报竞争对手发布敏感信息的时候，你也给自己戴上了限制自己行动的镣铐;到你通过全盘抄袭别人获得市场领先之后，别人再抄袭你的时候，你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知识产权从而失去创造更大收益的机会。而这些事情，每个月都在国内各互联网巨头之间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