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产全球近一半iPhone的郑州“苹果城”是怎样炼成的?

《纽约时报》日前撰文介绍了苹果公司在中国发展，以及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在郑州落户的过程，以下为原文内容：

在郑州的一个海关中心，装运货物的箱子高高叠起，形成了一个迷宫，政府工作人员身穿笔挺的制服，在这个迷宫里忙着点数、称重和扫描。没有标记的卡车排起了将近两公里的长龙，这些货物最终会运往北京、纽约、伦敦和其他目的地。

这座现代化设施是专门为苹果的产品服务的，修建于几年之前。苹果不仅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而该公司最赚钱的产品就是iPhone。

《纽约时报》对工厂工人、物流人员、税务专家、苹果公司前高管和现任高管进行100余次采访，了解到了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在郑州享有怎样的特别待遇、税收减免和补贴。这些优惠可以折算成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筑巢引凤

郑州有600万人口，这里富士康工厂每天最高可以生产50万部iPhone。一些人现在把郑州称作“苹果城”。

当地政府不仅为富士康提供了逾15亿美元资金修建工厂设施和员工宿舍，而且还专门铺设了道路，修建了发电厂。

政府还分担了这座工厂的部分能源和运输费用，帮它招募流水线工人。如果工厂达到了出口目标，政府还会提供一笔奖金。

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iPhone的生产进行的。郑州官员说，这叫做“筑巢引凤”。

中国为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一向遭到了美国官员的诟病，说这会让获得补贴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郑州的做法表明，中国也在尽其所能地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建厂。

地方官员们大力招商引资，希望为本地创造工作岗位，推动经济增长。在这方面，其他国家也是大同小异，美国的各州各市同样也在争夺企业的青睐。而跨国公司面对着股东和消费者双重压力，要在全球化时代不落于人后，就必须打造一条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供应链。

中国“筑巢引凤”的对象通常是跨国公司的代工厂，而不是跨国公司本身。

戴尔、惠普、三星等企业纷纷到中国开厂，就是希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在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中国争夺市场份额。很多跨国公司都需要依靠富士康这样的当地代工厂来达成这个目标。

苹果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很多科技公司都晚，但如今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销售收入都来自中国市场。而且苹果的利润率在行业里也是拔尖的。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有多重要，特别是对iPhone的生产销售有多重要，从郑州这家工厂就可以看出来。

一部32G的iPhone 7生产成本是400美元(约280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简单算一下就知道苹果利润有多高。调研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全球智能手机产业90%的利润都被苹果收割了，而iPhone的销量仅占全行业的12%。

富士康是苹果的最大供应商。而苹果也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户。富士康在争取郑州政府优惠政策的谈判中握有大量筹码，而郑州政府也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税收、出口等方面为富士康提供了特别的优惠和帮助。

基本上可以说苹果是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唯一客户，而全球约一半的iPhone都出自这座工厂。

苹果的压力

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力，美国和中国都盯着苹果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

美国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示要打击那些将工作岗位搬到国外的美国公司，要对它们卖回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在这种时候，特朗普常常会以苹果为例，表示要让该公司把制造环节搬回到美国。

而美国科技公司可能会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也在中国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何况中国不想仅仅当个“世界工厂”，目前正在努力扶植自己的科技巨头。就在几年前还受到中央鼓励的补贴政策，现在已经面临着要被砍掉的可能。几十年来一直备受关照的大型出口企业，如今似乎有了些失宠的感觉。

2016年年初，苹果的iTunes Movies 和iBooks Store在中国推出仅仅六个月之后，就被监管机构责令下线。苹果还因为避税在中国吃了罚单。之前iPhone 6还在中国遭到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发售时间被延期。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苹果正在忙着开展“外交活动”。2016年8月苹果CEO库克访问中国。不久前，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召开“硅谷大佬峰会”，库克也前往参加。

就像很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也有一个巨大的全球供应链，它涉及很多公司和国家，其中各有各的特长和优势。iPhone是由很多复杂的部件组装起来的，这些部件的生产商遍布全球各地，中国完成的是其组装工作，所以苹果给所有这些国家都带来了就业机会。该公司曾表示，iPhone为美国提供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难以复制的优惠政策

从郑州苹果城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不仅仅提供了劳动力，还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优惠政策。而这些政策贯穿了iPhone生产的整个过程。

富士康只要达成出口目标，就会获得政府奖金。在生产iPhone的前两年里，这种补贴总共达到了5600万美元。

富士康在那期间生产了数千万部iPhone，如果把奖金平均到每一部iPhone上，金额好像有点微不足道，但是积少成多，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了。

郑州政府不仅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税和增值税，第二个五年的税率免去一半，而且还允许富士康少交员工社保和其他费用，少交的钱最高一年可达1亿美元。

此外政府在保税区里处理海关业务。这种保税区被视为“海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进出口规则，这样一来，苹果就可以能加方便地把iPhone卖给中国消费者了。

苹果和富士康的渊源

上世界80年代，康柏、戴尔、惠普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为了降低成本，把生产环节从美国移到海外(主要是亚洲)。但苹果没有这么做，因为乔布斯认为必须把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苹果不仅没有关闭工厂，还决定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州兴建高度自动化的工厂。

1984年，苹果在加州开设了一座Macintosh电脑制造工厂，乔布斯宣称，“这是一款美国制造的设备。”

但财务问题让苹果不得不改弦更张改。90年代中期，Mac销量暴跌，苹果开始尝试外包生产环节。乔布斯1997年回到苹果后，让刚刚从康柏跳槽到苹果的库克制定具体外包方案。

就这样，苹果逐步把生产外包给富士康。富士康当时已经是康柏、IBM和英特尔的代工厂。在把生产外包之后，苹果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长项设计和营销上。苹果先设计出新产品，然后由富士康设法以较低的成本进行量产。

“富士康拥有出色的制程工程师，并且他们也愿意投入巨资，与苹果共同发展，”苹果的前高管乔·奥沙利文(Joe O’Sullivan)说。

2001年，苹果在推出iPod后销量激增，而富士康的实力也增长到了可以满足苹果对生产的各种要求。富士康工厂不仅可以快速制作样品、提高产量，还可以在高峰期招募到大批工人。

富士康的创始人是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多年来，他频繁前往大陆，与中央和地方官员会面，为生产苹果产品争取补贴、平价土地、工人和基础设施。

“富士康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原因在于郭台铭。他说过，如果他要建厂，中国政府会给他提供部分建厂资金。随着苹果的生意越做越大，郭台铭的实力也与日俱增，别人再也无法和他一争高下。” 苹果前高管托尼·法代尔(Tony Fadell)说。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打算扩大生产规模，在中国各地考察新厂选址，结果引起了各地官员的激烈竞争。

最终郑州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打动了富士康。双方签订协议仅仅数个月之后的2010年8月，郑州工厂的装配线就开始投入运行。就这样，中国政府将该国中部一片贫瘠的平原地带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园。这样的表现也获得了苹果前高管的点赞。

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

苹果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低成本生产基地。但后来中国迅速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拥有10多亿的潜在客户。

苹果一开始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的时候，还必须从香港绕个弯。

19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之后，政府设定了经济特区，目的是鼓励制造业和出口。但这些政策给国人消费海外品牌带来了障碍。

跨国公司把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都先运到国外去，然后再转运回来，这样就可以享受进口商品的优惠税率了。

很多公司的产品都取道香港，回到国内。

2005年时，苹果最畅销产品iPod就是在中国南方制造的。很多iPod被装载到货轮上发往香港，但是抵达香港之后，货轮就会掉头返回大陆。

“之前中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而我们的供应链擅长于在东方生产产品、在西方销售产品。”前沃尔玛全球采购部的一位负责人说。

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都希望能够改进这种机制。毕竟到香港绕个圈是没有必要的，既费时间又费油。如果能把货物从中国的工厂大门口直接发送到公司在中国各地的商店和仓库就好了。

富士康在和郑州官员讨论的时候，坚决要求把工厂建在保税区内，在工厂大门外设立海关，而且工厂和郑州机场相隔不应超过几英里，以便加快苹果向全球发货的速度。

郑州提供了各种方便，为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保税区和税收问题

政府将保税区视为“海外”，在这里，跨国品牌不需要为进口组件支付关税。而且把商品的运到国外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在保税区，产品可以在海关进行虚拟的进出口，不需要真正跨越国界。办过虚拟进出口的手续，这些商品就可以快速地送往全国各地或者全球各地了。

作为iPhone组装的最后一站，中国也成为了苹果全球税收策略的一个基地。

在郑州保税区里，富士康通常在海关将组装好的iPhone卖给苹果。苹果购买了这些iPhone之后，再转售给苹果的下属公司。这个过程基本上是电子化办理的。

苹果在中国生产的其他商品也采用了这个做法。美国国会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苹果可以将把这些商品的部分利润划到爱尔兰一个关联公司的帐上，因为爱尔兰的税收比较优惠。很多科技巨头都采取了这一做法，而且并不只是在中国才这样。

“美国的跨国公司避税之精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前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幕僚长克莱恩巴德说。“为了避税，他们把收入和相应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切断了，形成了无国籍收入。”

苹果利用这种手段将大量资金转移至境外，大大减少了税单上的应税收入。2016年8月，欧盟要求爱尔兰追回苹果这10年来145亿美元未缴的税款。

苹果表示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税收规定，而且已经全部完税。该公司对欧盟的裁决提起了上诉。

在郑州，官员们对这里的富士康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苹果iPhone生产基地非常自豪，而且对iPhone生产会继续带来巨大红利很有信心。

郑州富士康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装配线，政府表示已经有大约2.3亿部智能手机从郑州出口，因此郑州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出口中心，同时该市的税收收入也正在快速增长。

官员们说这叫做“郑州速度”。

政府帮忙招工

郑州富士康的早班从早上6：30开始。快上班时，人潮涌向工厂，有的人步行，有的人乘坐公交车，还有人骑电动车。

员工排成长队，走进5.7平方公里厂区内的十多处厂房。高峰时大约有35万工人在这里组装、检测和包装iPhone，每分钟可以产出350部手机。

根据富士康签订的协议，郑州政府负责招聘和培训员工，并为他们提供住宿。省级官员给各村镇打去电话，要求他们帮忙招工。

“每个市的劳务和人力资源部门都动员起来了，每招到一个人，政府就会补贴给招聘机构一笔钱。要求高，钱也多，要求低，钱就少。” 郑州一家私人招聘中心的负责人说。

郑州等城市乐于给制造商提供补贴，希望它们带动经济增长。但地方利益与中央的思路越来越不一致，因此在中国经营业务的跨国公司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反思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开始把方向从“制造和出口”转到了“创新和消费”上，树立了扶植本土品牌，推动本土技术的方针。

北京对支持海外公司投资的政策进行了反思，2014年11月，国务院指示地方政府评估并取消提供给跨国出口商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

此举当然遭到了富士康和一些跨国公司的强烈抵制。虽然后来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总体趋势也很明显：外企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备受关照了。中国政府正在收紧市场进入通道，同时向西方科技公司施压，力图达成自己的目标。

“他们想知道你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他们既有市场，也有实力。他们不再跟你兜圈子了。”一名业界人士说。

北京希望美国公司帮忙提升中国本土的能力。苹果不仅开始和银联合作，还在“滴滴出行”投资了10亿美元。

同时库克也在小小翼翼地塑造苹果“大雇主”、经济贡献者、企业公民的形象。他曾穿着郑州富士康的制服，出现在装配线附近。他还和一些主管领导拉近关系。在接受采访时，他自豪地表示，苹果在中国提供了超过3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是在制造业。

2016年8月，库克承诺将修建苹果在中国的首个研发中心，并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高端制造业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