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硅谷蹭了几天饭，却意外观看了一场巨大的“真人秀”

一年三分之一时间泡在硅谷的中国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在找些什么?

20多个来自中国和硅谷的创业公司CEO，以及真格和红杉的投资人，抵达硅谷的第一顿聚餐，在Pola Alto市一家华人餐馆的包间里。侍者穿着唐服，流利地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间转换。外面下着小雨，一街之隔，就是苹果公司在硅谷的大型零售店。

觥筹交错间，中国AI公司出门问问成了饭桌上讨论的焦点。这是李志飞2012年从Google离职后创办的公司，4月份刚拿到大众汽车1.8亿美金D融资。

“美国没有有出门问问和科大讯飞这样(发展迅速)的案例。”

“在应用落地上，国内AI公司的发展速度比硅谷快10倍。”

在美国做AI创业的人，尤其羡慕。

另一点不争的事实是，如今国内的AI项目拿融资，远比海外容易。

但投资人和创业者组队出现在硅谷，显然有所希冀。

一方面，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硅谷AI游”，但并不是官方之间的严肃拜访。投资人会联系硅谷公司中熟识的华人工程师，对方会以交流分享的名义申请公司的会议室，并出面与国内的来访者交流。每张工卡能顺利带4个人进入园区。

这20多位创业者多为技术出身，涉足金融、医疗、内容各种垂直行业。四天的日程里，真格安排了Google、Facebook、Open AI的参观，在斯坦福以及伯克利大学的宣讲，以及与几家被投Local企业的坐谈。国内的创业者们，希望看看硅谷大公司是如何选取AI技术研究方向，又是如何落地的。

而“硅谷AI游”的另一面，是一场巡演。在Google和Facebook的参观过程中，三分之二的时间，这些来自国内的CEO才是坐在台上的人，向台下的硅谷华人工程师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这是一种巧妙而低成本的HR。背后的期待也很明显，在硅谷结识、并私下挖些牛人回去。

在大洋彼岸挖人，对于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毕竟这不是一场“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参观。过半的人，都有在美国留学或工作的经历，或者每年固定跑上几趟硅谷或西雅图。灵智优诺CEO金灵、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TO王子卓等几位从斯坦福毕业的校友，更像是来了次拜访老友的返校之旅，轻车熟路。

类似的活动，近期我已经听说了四场。今年AI带火了硅谷，更带火了硅谷的华人工程师。

无处不在的校友

“别有用心”的蹭饭，和长期抗战的挖人

一栋隐藏在Pola Alto民居巷子中的褐色二层小楼，有着与外表不符的热闹气氛。

每隔一段时间，真格基金美国负责人王思培和投资合伙人蒋为，就会邀请一帮硅谷工程师来这里开party，相互交流，做技术分享。

当这种Party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真格相信总会劝服自己看中的人出来创业，或者很多人由此找到契合的合伙人。徐小平投资过的赵勇(参与创办格灵深瞳和驭势科技)，此前是Google的科学家，也是在一场聚会上，动了创业的念头。

时常开办工程师Party的真格硅谷办公室一角

Pola Alto房价很贵，但硅谷有Google、Facebook这类顶尖科技公司的AI实验室，以及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的顶尖AI实验室。

李开复曾对国内外AI技术人才做过一个评价，“如果以围棋比喻，国内或许有七八段选手，但九段选手都在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Pola Alto的住宅区这两年吸引了不少早期风险投资机构，为什么真格基金在斯坦福附近租下这栋二层别墅，作为硅谷办公室的原因。

所有为了织网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早期基金甚至需要在创业者萌生创业的念头之前，就捕捉到他们的动态，确保他们创业融资时第一个想到真格。所以我们的办公地点都是追着他们跑。”一位真格基金的工作人员表示。真格基金的人脉网，囊括了高校教授、知名实验室学生、大小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创业者、华人创业组织和大学华人学生会，并聘用了许多有大公司管理或创业经验的咨询人员。

中国对硅谷的人才有多趋之若鹜?硅谷投资人Alex曾对36氪形容，只要在国内上过媒体头条，做AI和机器人的创始人，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硅谷挖人。

氪信(CreditX)创始人朱明杰一到硅谷，就在朋友圈把自己的坐标发了出来，每到一个地方，都重新标注，就为了把“好基友”都炸出来约见，顺便去各家硅谷公司“蹭饭”。创业前他曾在雅虎、eBay、微软亚研院做技术工作，人脉广泛。这点在挖人这场长期抗战中有很大优势。

“湾区很多纯技术初创公司，有10个技术都算不小了。牛人不好找，但是一个牛人顶10个普通人，通过技术驱动的方式组合十来个牛人，产出更可能远远超过在几百个一起天天鸡血加班封闭开发管理的普通人才。”他相信以工程师为本，是硅谷公司能成功的秘诀。

大部分CEO都准备先勾搭上“牛人”，后续长期说服。也有创业者目标明确，要从硅谷挖回一个首席科学家。

在真格安排的参观活动之外，他们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王小雨几乎用尽所有空隙时段，在旧金山安排了5场面试。她的目标很明确，需要优秀的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和local的BD。由于国内生活成本更低，在硅谷月薪三万美金的人，可以接受回国四万人民币的月薪，相当于此前的六分之一。这对于创业公司十分划算。

至于怎么在硅谷捞牛人?校友人脉网的作用，此时空前强大。

明略数据联合创始人孔誉乾，通过自己和公司实验室同事的校友人脉，转上几道联系上了硅谷的技术公司。他希望此次能达成些代理合作。这是他第一次去硅谷，但只需转两三道关系，他就能顺利联系上Facebook的华人技术工程师。

10年前他从北大计算机系毕业，和他同届的学生，三分之一选择出国深造，其中不少人留在硅谷就业，如今已经成长为大公司或创业公司的优秀技术人员。

AI创业者的校友圈，十分紧凑，总能找到些关联。这几日我耳边时常有这类对话：

“你是北大哪级的?”

“你那年去的斯坦福?”

“那我们是一个实验室。”

“……”

不出5句，两个陌生人已经熟络起来。

在硅谷这个华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斯坦福、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名校校友资源像个散发辐射的巨大能量球。好比你可以不会一句英语，凭粤语走遍澳大利亚。就算人生地不熟，凭借校友关系你同样可以在硅谷如鱼得水。

大公司和投资机构挖人的手法，与创业者没什么不同。通过二度、三度、甚至四度人脉，联系Google和Facebook这类大公司的华人员工，组织参观。

一位Facebook早期员工说，经纬、IDG、红杉、真格基金，所有能叫上名字的一线中国美元基金，全都来过。“早些年很夸张，中国的投资机构办完论坛后，直接用Facebook的资源和场地就开始聊项目挖人，现在则收敛很多，会后转移到其他地方开Party。”

人才的需求方如饥似渴，供给方也蠢蠢欲动。

在硅谷，人人都在谈论创业。大公司的华人工程师，几乎都动过这个念头。赵勇离开Google创办格灵深瞳前，业余时间已经在自家地下室捣鼓了一阵实验。

胡梦蝶从北大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后来进入Facebook。据她观察，一个趋势是，从前都是有一定工作年限的资深员工，回国创业或被挖走，现在回国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更多工作两年的人离开。虽然技术领域更偏好具备一定年限的员工，但AI创业正好处在时间窗口，timing is everything 。

一位硅谷大公司的华人工程师，甚至创建了一个华人组织，定期每周三聚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创业。

当然也有人在犹豫，最大的顾虑在于家庭，能否找到合伙人，以及担心已经不熟悉国内的商业环境。

“牛逼的人早就被投资人和初创公司盯着了，不乏没想好方向先被硬投一笔钱拉出来干的。”朱明杰说。

很多人好奇，硅谷公司对这样大张旗鼓挖人的中国考察团作何感想。其实它们大抵清楚对方的目的，只要挖墙脚不过分高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源自硅谷多年形成的特殊文化。常规而言，保持员工的稳定性对公司很关键，但硅谷的公司从60多年的繁荣中得出一个规律——人员流动更有利于激发技术变革。

硅谷投资人吴军曾在《硅谷之谜》中记录，2011年加州政府曾以不互相挖角为由，起诉Google、英特尔、苹果和Adobe，索赔3.24亿美元。四家大公司不服上诉，法院于是在判决中将罚金提高至4.15亿美元。

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工程师们跳来跳去成了一种常态。硅谷的科技巨头，特别是Google，甚至给人一种“大学感”。就像美国的大学，硅谷大公司的园区周围并没有围栏，只要不进入办公楼，你可以在园内随意穿梭。而很多跳出来创业的人，会用“毕业”一词来替代“离职”，而Google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也无处不在。

Google园区内部，彩色的座椅正好贴合公司Logo的色彩

王小雨曾在Google北京、欧洲和日本分部任职，2016年出来创办了面向海外市场的手机音频APP Castbox。大部分硅谷的创业公司，从创立起就是全球化的，Google有一项传统，任何产品只要英文版出来了，半年内就能拓展到其他几十种语言。这套打法也被王小雨带到了Castbox。成立5个月时，Castbox已经支持70种语言版本，市场拓展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在硅谷大佬、Paypal联合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创办的移动支付公司Affirm，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CTO的手指正飞快地在机械键盘上打字，他的工位靠近过道，穿插在普通员工中间，桌子对面另一个不起眼的工位属于麦克斯·拉夫琴。“硅谷创业公司的CEO都没有独立办公室。”这家公司的员工说。

Facebook的Campus

与其说是公司园区，更像一座餐饮、娱乐、休闲功能齐全的小镇

抓住学生，未来的技术骨干和创业者

大学校园，同样是人才库。

泼辣修图联合联合创始人宫恩浩，如今还是斯坦福在读博士生。一个月前百度员工通过Linkedln(这已经是中国创投圈勾搭硅谷人才最主流的途径)加了他微信，提出百度总裁张亚勤会带队来斯坦福办一二十人的小规模论坛，希望通过他召集学生参加。这背后，百度在物色好苗子。

吴恩达在百度任职时期，曾利用个人影响力，将百度在美国的技术团队扩充至1000人。他离职后，张亚勤兼任起百度美研董事长这个“超级HR”的职能，硅谷显然是他的第一站。

就在百度在斯坦福召开宣讲会的同日，京东技术高层也出现在硅谷，几日后也有一场校园招募。“中国公司或风险投资人来斯坦福办活动，平均半个月就有一场。”宫恩浩说。

真格基金对斯坦福大学有种特殊情结，这家中国最好的早期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兼CEO方爱之，就出自这所名校，真格基金成立后，也投了不少出自斯坦福学生的项目。

此行的这场斯坦福宣讲会座无虚席。

早春的傍晚尚有寒气，从两扇木质双开玻璃门不住地往屋里灌冷风，很多学生避开风口贴墙站着听讲座，台上的CEO与他们之间距离是个未知数，这也是最令人神往的。有的公司估值已经过亿，而创始人此前还在这所校园里读书。比如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TO王子卓，几年前他就在楼上的活动室做作业，甚至也在同一间会议室举办活动。

每位参与论坛的CEO都有10分钟宣讲时间，阐述自己公司的商业和技术方向，并在随后接受学生的提问。

但会后的自由交流才是正题。毕竟二十多位CEO中，有9家是带着校招名单来的。

真格基金也在寻找目标，用创业者光环吸引潜在的优秀创业者，比如拉来戴雨森站台分享。戴是聚美优品的联合创始人，在研究生阶段从斯坦福辍学，同陈欧一起回国创业，聚美是徐小平最引以为傲的项目之一。所以当戴雨森以明星创业者和学长的身份，出现在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创业宣讲会上，可想而知，对下面坐着的学生有多大的样板性诱惑。

而台上的热络后，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也点出了这一切的核心主旨——“要创业，找真格”。

硅谷AI创业 vs 中国AI创业

在硅谷的创投圈眼中，尽管美国仍占有最先进的AI研究实力，但AI技术的应用落地，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铺开。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大数据归属权等问题，尚没有严格的规范。

从好的一面看，最强劲的生命里总是滋生于混沌的环境。以AI+医疗为例，美国的医疗大数据掌握在民众个人手中，且法律高度重视隐私权，创业公司要拿到训练模型用的数据十分不易。但在中国，医疗数据掌握在医院手中，只要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就可以获得宝贵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

钟昕创立的图玛深维，是一家用AI技术做医疗影像诊断的创业公司，在圣地亚哥建立了技术团队，但数据获取主要依赖国内。今年他的计划是和20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以拿到数据资源。

另外一家用AI技术做安防的初创公司，通过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已经获得了16亿人脸识别数据，帮助公安做水客识别，平均每天能抓100个逃犯。商业场景已经迅速铺开。

“世界级的财富，来自世界级的场景和数据。”很多AI创业者达成了一种共识：如今算法最优，不是最重要的，有了庞大的数据量去跑模型才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AI落地速度明显快于硅谷。

但也有观点认为，AI从业者不应此时回国创业。一位在硅谷创业的华人对36氪表示，“2015年是个回国的分水岭，那之后国内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回去就相当于在股市的最高价买入。”他认为国内虽然做得快，但不精。在国外创业，正可以参考国内已经做出来的商业模式。

从“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风向变了。更多中国的AI创业者，开始考虑用中国速度，做出海的生意。

不过说回AI创业的核心，依旧是人，特别是如今奇缺的技术大牛。技术出身的朱明杰此行感慨颇深，“湾区的公司氛围还是非常的tech，技术驱动是基因里的东西，大家高度自驱，带着技术的荣誉感。即使有各种福利，氛围宽松，跳槽频繁，效率还是很高，引领着创新改变世界。反观国内公司，普遍的鸡血堆人力模式，太多有激情的老板只缺一个码农，这导致技术人员很难真正作为核心来得到尊重，发挥创造力。”

的确，高薪并不是挖回硅谷大牛的必要因素。关键在于挖回来怎么养。技术驱动的文化，才能让这批被投资人和创业者疯抢的金子，真正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