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监视设施么？

英国《卫报》日前刊发评论文章，质疑物联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物联网”中的“物”一词(thing)，在古英语中的意思是会面或集会。在史诗《贝奥武夫》中，英雄贝奥武夫表示，他要“只身赴会”，见一见怪兽格兰戴尔，后者当时正在希奥罗特大殿中肆虐，让那里的丹麦人心惊胆战。《贝奥武夫》中的“thing”，是个婉语——那次会面很快演变为一场搏杀。

冰岛的议会现在仍然被称作“Althing”。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thing”的意思已经逐渐从会面演化为事物。今天，人们多用这个词来指代物体。不过，即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来说仍然拥有核心意义。

无论是从字面上讲，还是透过私有制的创立与延续来看，“物”总是与社群及政治有关。这种理解为《物联网是如何解放和束缚我们的》一书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该书作者菲利普·霍华德教授(Philip N Howard)提出，风头正劲的物联网——将连接设备的网络拓展到我们的家庭、身体、街道以及社区中——预示着一个政治新纪元的降临。他管这个纪元叫做“科技盛世”。

霍华德称，这个盛世不是靠哪一个国家主导，而是靠“全球政治中一种特殊的稳定性维持，这体现出大型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协定”。民主与独裁的分类不再存在。他表示，取而代之的是数据驱动的社会-技术管理制度，而这都依靠对人们行为、习惯、品味以及信仰的密切关注，这些数据由我们使用、携带、交互的设备无缝传输。我们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与需求：家电和无人驾驶汽车自然会替我们做到这一点。

“史上最强大的政治工具”

这种愿景、20年来靠社交媒体与社区合作的经历，以及他所谓的将公民另类权力(counter-power)重新注入到设备网络中的可能，都让霍华德感到兴奋。但我却不以为然——我反倒相当害怕，请允许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霍华德论点的主旨是，一个开放、协作、全球化的网络意味着“每个独裁者都将面临自己无法屏蔽的尴尬视频，以及自己无法应对的狂怒”。而且，在所有处于危机或转型中的地区，“人们都会试着用数字媒体改善他们的境遇，建立新的组织，并达成新的协议安排”。

在他看来，这种结果就是“史上最强大的政治工具”。

霍华德的思路和美国科技公司及美国政府提倡的自由上网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靠私营公司保证开放、协作以及突破性创新;将压迫的政体妖魔化;对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制度腐败持一种肤浅的看法。

他用一系列公民发起的激进主义活动、手机社交媒体协作的案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暂且还算有些启发，但远称不上是稳定、持续、有效的治理方案

霍华德没能走出物联网的大门。且不说平时的交流，也不谈数据给医疗、能源、环境以及金融行业带来的提升，他根本没拿出可信的证据证明，从面包机到咖啡机再到城市中的广场，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联网，不会导致众多企业与政府数据被劫持。他声称设备网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连接会赋予公民权力，国家反倒是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

霍华德承认存在监视的危险，但他没有提供不参与的选择。在他看来，解决邪恶政党获取数据的方法是向公民团体放出更多数据。他天真地认为这些团体可以为了公众的利益组织并运作起来。

就这一点来说，他似乎又皈依了大数据教派，这个把计算拜为神的体制。“数据会帮助我们跟踪好的趋势，监控坏的行为，并做出理性的判断，”他说。换言之，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以及若干联网的、在企业与政府数据挖掘器中埋头苦干的公民分析师，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大错特错的是，霍华德认为，物联网在默认情况下就能让“制造商、信息服务提供商、国家安全机构、外包商、云计算服务，以及所有参与或允许参与数据流的人顺畅地沟通”，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困难。

模糊的协定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令人讨厌的、封建制度一般的事情呢?原因是大数据的诱惑，以及对网络开放性的崇拜。你的面包机可以被黑客攻击，的确(就像你城市里其他那些被黑客攻击的设施一样)，但在同时，通过一种模糊的协定，随着“独裁者的垮台以及坏行为在数据上愈发明显的体现，最肮脏的网络就要崩溃了”。而且当“现代国家消亡时，物联网会接手治理。”他说的这一切都很难让人相信。

用侵犯式的手段密切跟踪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家里，而且在汽车里和身体中——数据驱动的设备可以推动、操纵并影响我们的行为、习惯与偏好，限制我们的自主性，带来量化、区分与歧视。

如今的政治经济是靠一种笼统的社会制度维系的。这种笼统有利于个人——因为我们能控制谁可以以及谁不可以拥有我们的个人信息。这种笼统从社会意义上讲也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群完全个人主义的、分割的、在微观经济上半自动化的、被操控的生物。

我们理应有一种更智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垄断科技公司提出的“开放性”、“包容性”这类空洞的口号。

在最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终结政治的可怕方案，剥离了我们与“物”衔接的政治意义，把我们生活所需的关系与物体定义为“数据流的添头”——数据流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只能给我们带来虚情假意的企业与政府，而且完全不受我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