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上海到新加坡：两个芯片工程师的离职与坚守

　　2002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陈青(化名)的第—份工作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始。她一年后，跳槽到一家国内著名芯片厂，当时陈青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 

　　现在，25岁的她选择了离开。如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那就是还在这家芯片厂工作的男朋友——李一俊。

　　人事经理仅仅象征性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辞职”，甚至没有仔细听陈青的回答，然后就点头了。

　　陈青现在供职于一家合资企业，月入不过3000元。她以前在那家芯片厂，月收入4000元并且还配以少量公司股票。“我们进这家芯片厂，试用期3个月，过了试用期公司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学历、工作经验年限等来划分级别，不同的级别基本工资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从知道别人是哪个等级，我只知道自己的等级基本工资将近2500元，再加上公司其他津贴有4000多吧。”说起自己的待遇陈青开始还有些犹豫。

　　“而且每三个月发一次双薪，那些2001年进公司的人每季度还会有利润提成。”即使这些还算不错的待遇，陈青欠了欠身说，“宁愿放弃。”

　　“因为压力太大。”陈青反复强调这一点。

　　电视画面的fab(无尘生产车间)那么高科技，充满着洁净与严谨，而现实中的fab，陈青形容为“一个令人窒息、烦躁、压抑的大车间”。

　　刚到公司的时候，陈青曾被安排到fab里去擦地板，这是这家芯片厂让新人了解公司的方式之一。全身包裹起来后，“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出气!”陈青甚至大着胆子拉下口罩工作，这个违反操作的举动，居然也没有人来指责她。

　　Fab里的毒气泄露往往没有味道。陈青还参加了一次毒气泄露演习，警报一响，大家都纷纷逃到草坪说，连fab里的工人也穿着无尘衣跑了出来。

　　陈青当时并不清楚，在欧美国家，带有fab的芯片生产厂都盖在偏远地区，甚至包括沙漠地带。而在大陆和台湾，芯片代工厂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人口密度较高的高科技园区。

　　在fab里时间呆得最久的是操作工，公司以招女工为主。有一个理论是：如果男人在fab里呆久了，可能会打架斗殴，因为太压抑。

　　工程师不需要24小时守在fab里，但事实上，他们进fab的几率相当高，超负荷地运转。李一俊已经升迁为资深工程师了，还在那里上班。他头疼的问题是，办公室现在仍然与fab位于同一栋楼，而其他部门的办公室已经搬走了。

　　李一俊观察到一个细节，公司里从台湾过来的工程师，甚至在办公桌上放一本台历，一天天撕，计算着回台湾的日子——“这些镜像曾出现在早期的港台电影里”。一场大病以后，身心俱惫的陈青下定辞职决心。

　　“从开发到维护都要员工从头来做。很多工艺工程师等核心技术人员，甚至经常24小时在无尘室里。而在Intel以及新加坡等地的芯片企业，他们拥有一整套成熟的管理机制，不需要开发这个环节，软件都是成批成批地买回来直接就用。”

　　“当我们无法用手投票时，我们就用脚投票。”一个同事在离开之前，留给陈青这样一段话，“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白领，可以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但有一次，我低头想剪掉一个因敲键盘受损了的指甲，经理就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提醒我注意。”

　　公司24小时不停产，值班的员工配给专门的手机，随时准备去车间解决故障。“以前，一位工程师因为小小的疏忽导致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经理连降2级，还有人被开除。”

　　“我们每一次进出办公室都要划卡，电脑会详细记录你进出的时间。我们必须保证每天在办公室里呆够9小时，包括出去吃饭等都计算时间。不够9小时的就要扣薪水。那些工艺部的研发人员每天晚上10点后下班是常事。”陈青描述着那些过去的日子。“我们公司3000多人，至今只配备了6辆班车，拥挤不堪就算了，公司居然为了节省汽油，在最炎热的夏天，还要求司机只能在车辆装满人以后才能启动空调。”李一俊补充道。

　　不过李一俊仍然有坚守的理由。“我们是个大公司，应该是这个平台在国内是相当高的，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把它当成踏脚石，镀了金，可以走向更好的地方。”

　　小公司的复旦博士

　　“对公司来说，我们这些人一开始是公司的成本，有了几年经验之后，或许才成为公司的资本。”许诚(化名)这么评价自己。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的许诚，他所在的芯片设计公司，共有40多人，有一群才华横溢的芯片设计师。

　　“公司承诺我们做得好，大家都是富翁，所以我暂时不考虑去国外发展。”许诚说。而自己之所以不考虑去外资大公司发展，因为那些公司的升迁总会碰到—个“玻璃天花板”。“我在新加坡的同学有这样的感觉，技术再出色，也做不到高级管理层。”

　　“我们只有时间赚钱，没有时间花钱，做这个行业人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很幸福。”许诚说。

　　许诚外表精干且思路清晰，目前手头的一个case原计划8月完工，但直到现在还在反反复复地修改。

　　许诚这样的设计师，常常会在接受项目的时候被派到外地去工作。很多工程师每次被外派的时候，送行的太太总是忍不住哭泣，那样的场景，几乎让人联想到“战争年代”。

　　“前几年，一个美国的芯片工程师的薪水可以在中国养10个同样的工程师，现在的比例大概也在l：5左右，新加坡的情况不输美国。当然，如此大的诱惑，而且还有规范的管理、先进的科技、充足的经费和熟悉的华语环境。”许诚对许多人去新加坡见惯不怪。

　　许诚的公司是做多模手机芯片的，他给了这么一组比较数据：国外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芯片可以由二十几个人做两年完成，而他们却要求十几个工程师用半年时间完成三个芯片。虽然有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作为参考，但这种急切的赶超欲，让人时时处于焦虑之中。

　　结婚两年来，许诚每天回家都差不多晚上11点左右，按他自己的形容是“一进家门便躺倒在沙发里”。当年的同学后来大多进入了芯片行业，但同学聚会一直都没有办法举行，“不是这个忙，就是那个没空”。

　　因为是小公司，人事上就采取了扁平化管理，许诚他们这些工程师的上头就直接是CT0和CE0了，老板当初那些“你们是元老，股票总比后人多”的“甜言蜜语”一直在鼓励许诚兢兢业业地完成流片。 

　　采访最后，许诚越来越“言简意赅”，他急着去接生病的太太下班，“把生命卖给工作的人，决不能病了”。在后来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他说忘了提一件事：太太常常陪着他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