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蚁族:小城市青年们“没出息”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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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幸福是什么?
我们想将这个疑问与已经或将要踏入社会的青年共享,既然大学生的“蚁族”、“蜗居”已经成为2009年尾巴上的滥觞。
房价与这个将走进虎年的冬天一样冰冷而凶猛,但在城市的四面八方,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用体温捂紧胸口深处一个小小的“北京梦”、“上海梦”,不愿它们破碎变凉。然而,曾经,不是只有你们这么想。
我们走访了这10年来一届届告别大学的青年人,他们把梦想揣回了小于北京、上海的城市,种在了不那么繁华的土地里,现在梦想成熟为了生活。
有人为了双亲回到家乡,而今感谢“父母在,不远游”;有人为了爱情远走天涯,而今留恋静好的小镇;有人为了就业挥别人堆,而今成蜗居同学艳羡的对象……
他们说,他们很幸福,很满足,小地方有好滋味。也许,真正对你重要的东西,让你活得丰润的东西,不是只有大城市才能给你。
亲情篇:
我很庆幸我在爸妈身边
谢伟,28岁,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现居南京郊区。
谢伟2004年从计算机系毕业时,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两年以后的生活。当时他刚成为北京一家著名电脑公司的技术员,收入稳定。但现在,他是南京市郊区浦口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数学兼计算机老师。
改变发生在2005年11月,来自老家的一通电话。
那一天,谢伟的爸爸被诊断为胃癌早期。当时,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县城的妈妈早就没了主意。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舅舅打电话告诉我,我让妈妈听电话,我能感觉到妈妈好孤单。”谢伟在得到检查结果后第二天就回到了南京。他第一次成为家里真正的男子汉:寻找医院,询问医生,筹集手术费用,协调手术时间……
“那十几天,妈妈就跟在我后面,我感觉到我在照顾她,我特别累,心里也焦虑,但是我很幸福。不过,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我会回来。”爸爸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谢伟在家住了半个多月。
爸爸术后恢复得不错,谢伟也就回到北京继续上班。“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家,一是惦记爸爸的身体恢复,二是突然有点不适应一个人生活了。”
他突然发现,自己守着爸妈住的那半个多月那么珍贵。“从上高中住校开始,到离家读大学,到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自己已经六七年没有跟爸妈一起真正生活了。放寒暑假回来,总是到处见老同学。”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慢慢改变了谢伟的想法。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家。
为了便于照顾手术后的爸爸,谢伟放弃了南京市区好几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经过考试,获得了现在的这个工作。“这虽然是郊区,但是坐车回家方便,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每天晚上可以回家陪爸爸妈妈。”
现在,谢伟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岁多的儿子,他的妻子在一家小厂里当会计。2008年年初,他们在县城里买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到了周末,谢伟就会带着妻子和儿子住到农村的爸爸妈妈那儿,“一方面陪爸妈,另一方面也让儿子看看麦子长什么样,水稻长什么样,有的时候,儿子认识更多的五谷杂粮和花花草草,他的小伙伴都羡慕,所以现在有时候都带着他们一起去老家度周末。”
“每周日晚上回县城,我都会带上爸妈种的新鲜蔬菜,还有散养的鸡生的鸡蛋,既无害,还好吃,对孩子的健康也有好处。”谢伟说。
慢慢地,谢伟的妻子还多了一份收获,她学会了种菜。“我们常常把种了吃不完的菜带回来给邻居吃,很满足的,物业处的阿姨收我物业费都打折。”她笑着说。
“爸爸妈妈有时候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的工作。但是,其实他们不晓得,我从北京回来后,我才明白生活该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谢伟说,“我很庆幸我在爸妈身边。”[!--empirenews.page--]
事业篇:
我还是喜欢引人瞩目
柳生,30岁,毕业于南开大学,现居石家庄。
“大城市的人经常说,你们二线城市有天安门吗?有国家大剧院吗?有‘鸟巢’吗?我倒想问住在北京的人,有几个人经常去国家大剧院的?”柳生反驳老同学们的说法,他认为,选择去哪里生活,就在于一个心情。
柳生200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广东省的市级单位当公务员,后来又回到家乡在县委办公室做文秘。
在柳生的回忆中,两年的公务员生涯“很是没劲”。2004年,柳生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卖起了保险,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全国知名保险公司的石家庄分部副总经理。
“我觉得在一线城市,生活会很辛苦。在北京,如果有私家车的话,估计早上5点就要起床了,如果7点还不起的话,路上肯定堵得一塌糊涂了。”在石家庄,柳生可以一觉睡到8点,匆匆吃个早饭,然后开着自己的捷达车去上班,一刻钟就到公司了。
总公司曾经3次下调令,让他去北京总部,他都不乐意。
“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还是喜欢引人瞩目,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柳生说,“在分公司,我说一句话,下面千军万马去执行,一旦去了总部,是我做一件事,成千上万的人在挑毛病。”
他补充说:“我想踏踏实实,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总部的话,上台阶很难,下台阶的可能性却很大,而且对一个年轻人的历练不够,做事容易浮躁。”
由于经常去北京出差,这两年,中华世纪坛新换的展览,他基本都看了。“这两年,国家博物馆我去过4次,故宫我去过3次,估计好多北京人自己都不去的。”
去年春天,柳生趁着周末到北京听戏。“坐动车组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在长安大剧院看的,京剧《失空斩》,就是那个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之后在剧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住一宿,第二天就回去了。”
他感叹说,在北京过一个周末也挺好的,但是生活在这儿,倒未必能这样。
不愿去北京,也有考虑家庭的因素。柳生认为,现在的户籍政策还是壁垒,如果孩子到北京上学,还是得回石家庄参加高考。
目前柳生一家三口住着11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却还是“有点儿不满足”。
他对未来的希望是,买一套大房子,一定要布置一个很大的书房,收上几万册的藏书,可以在里面练书法。“我前几天去一个同事家,他买了两套房然后打通了,大到360平方米,他有两个书房,把我羡慕得不行!”他笑笑说,现在他充其量只有一个“书角”。
这样的理想生活,“如果在北京,可是很难实现的”。
爱情篇:
我俩每天吃完饭,都可以在海边溜达
小莫,25岁,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居舟山群岛。
同学们常常羡慕小莫的幸福——和男友一起工作在四面环海的小岛上,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这儿,你会觉得时间流逝是很自然、没有压力的事情。人们都在享受散漫的生活,没有任何人和事在驱赶他们。”她说。
2008年夏天,毕业的小莫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随学船舶专业的男朋友一起去了浙江舟山的造船厂,一签就是3年。
“我跟着他背井离乡来到这里,虽然嘴上一直嚷嚷着是为爱情作出伟大牺牲,可是我和他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是情非得已。如果不是他的专业所向,如果不是我们急需偿还我的助学贷款,如果不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共同良好发展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会在这里。”
初到小岛,小莫每天掰着手指头数秒、数分、数日子,还数着这里远离喧嚣的寂寞,闷得发慌。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渐渐欣赏海岛小镇的调调。这街上回响的佛教梵音,举头可见的诵经嬷嬷,香火缭绕的佛品小店……
她时常跟闺蜜分享生活的快乐:“早晨我们沿着海边跑步,看着太阳慢慢地一点点攀升,由浅红变成通红,渲染着与海水交融的天空;周末他骑车载我去寻宝,或者一起去泥滩上挖螃蟹;我俩每天吃完饭,都可以在海边溜达,现在我坐在办公桌这里还可以听到海浪声呢!”[!--empirenews.page--]
她也会有犹豫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在大城市打拼,朝气蓬勃的,自己的生活太平静了,就觉得有点儿空虚,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这里是个县级小岛,我也不是特别满意,这儿太偏了,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涉及到交通、购物、社会基础设施等问题。我更愿意去一个二级城市。”她说。
但她依然表明自己坚决不去京、沪、深。
“他们领导让他去上海总部,我才不让他去呢。”她解释说,大城市房价吓人,生活压抑,走在路上、地铁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在地铁上吃早饭、睡觉,“我觉得很恐怖”。
在她头脑中,房价还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市区的房子买不起;累死累活卖出去一辈子的身价,在郊区买个房子,每天还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上下班,浪费生命呢!”
除此之外,每个月还要偿还高额的住房贷款。“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这样的话,家庭承受变故的能力太低。”她解释说。
海边停泊着许多捕鱼的船只,空气是湿的、清凉的,里面还夹杂着鱼腥味儿,蒿草在湿地里疯野地长着,但是这一切仍然让她想念北方,“舟山不是长久之计吧,我想家。”
“或许,终有一日要离去,到时会怀念这里的清香古佛、滔滔海浪、淳朴渔民吧。”她在博客里写道。
定位篇:
俺没出息,俺回家
卜海,31岁,青岛某高校毕业,现居家乡,“山东省一个并不发达的地级市”。
现在,卜海的那帮“发小儿”只要坐在一起,都有个既定的娱乐项目,每个人都要操着浓厚的乡音,把卜海的名言生动地演绎一遍:“俺没出息,俺回家。”
2001年寒假,毕业在即的卜海与同学回家聚在饭桌上的时候,谈到了将来的工作去向。除了卜海,其他3个人都是做计算机的,不约而同地选择北京做工作地点。
卜海学的是化工系,“说简单点儿,就是怎么做肥皂”。“这个专业,高不成低不就,工作难找得很。”卜海想得透彻,“读到博士或者出国留学,说到底还是得工作,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越早工作越好。”
家乡有一个大型化工厂,是他的备选单位,他在青岛的招聘会上投了简历。当时这家工厂的展位前,门可罗雀,乏人问津。“当时工作没现在这么难找”,卜海说,“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工人。”
直到现在,卜海也没觉得工厂选择自己是因为他成绩优秀,“最后估计是觉得我能留得住”。他认为是简历上的籍贯所在地帮了忙,“对工厂,算得上是他乡遇故知”。
卜海当时有一个同班的女朋友,“她不愿意去小地方,最差也得留在青岛,可是,这并不容易”。女朋友决定先考研再等机会,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同班同学韩允觉得,这是卜海至今唯一不太圆满的地方。一想到此处,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因为“这哥们儿过得让人眼馋。”
“那个化工厂效益好得不像话。”韩允说,卜海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工资拿得比当地大部分公务员还高。“算上杂七杂八的收入,比我们在北京的也少不了多少,关键是在家乡,这钱还真经得起花。”
当时的韩允还在为北京居高不下的房价犯愁。他现在得早晨6点起床,先坐公交车、倒两次地铁、再坐公交车,总共花上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公司。“所以,买房一定得缩短交通时间,不能再在路上浪费有限的生命了。可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房价太高;买小的呢,将来怕住不开……”他就这么纠结犹豫着,直到房价涨成了天文数字,还只能留在租房市场里继续“摸爬滚打”。
这些问题都不曾困扰过卜海。
他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骑着小摩托车上下班,十几分钟的车程,中午回家吃了饭还能美美睡上一觉。结婚之前,卜海拿下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离父母家不远,下班就去蹭饭,碗都不用刷,小两口可以选择回家玩游戏还是出去看电影……
等到韩允他们放假回乡,卜海就热情洋溢地带着他们四处领略“日新月异的家乡文化”,寻摸好馆子,找地方消遣,再豪爽地喊“埋单”付账。
已经差不多“三十而立”的韩允觉得跟卜海生活在两个世界。他每天忙忙碌碌地加班,辛辛苦苦地挤地铁,别说房子,贵的饭馆都不敢去。再看看卜海,今天让他帮忙参考一下“买什么新型手机”,明天让他帮着选车,两个人的生活距离越拉越大。
婚后,卜海带着媳妇儿回了一趟青岛,跟同学小聚,他的前女朋友已经研究生毕业,但工作还没有着落。卜海感慨不已,跟韩允说:“她当时很看不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