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万学员：汗学院如何颠覆教育

汗学院(Khan Academy)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学校，目前有1,000万名学员，可总部却挤在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一幢老旧大楼里，办公室不过是几间大的公寓间，大楼旁边就是山景城的铁轨。虽然环境拥挤寒酸，但汗学院充满了年轻乐观的氛围。

在一周一次的全院例会上，所谈论话题既有某种奇怪手舞的视频，也有即将成行的露营和滑雪旅行计划，中间还夹杂着关于将学院课程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的讨论。

学院的核心人物兼创始人，36岁的萨尔曼·汗(Salman Khan)说了个关于体育的笑话，内容包括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他是汗学员的支持者)、三分球，以及复杂的蒙特卡罗模拟算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s)，恐怕只有那些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拿到多个学位的人方能领悟其中的幽默。

汗学院现有37名员工，大多数是软件开发人员，曾就职于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些企业，他们知道笑点在哪，并且会适时地笑出来。

这是典型的硅谷作风，但汗学院是个例外：汗学院拥有3,400部简短的教学视频以及互动测验和工具，可供教师了解学员的进度;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为世界上所有人提供免费的一流教育”。没有员工股权，也不会上市;资金来自慈善家，而不是风险投资人。

“我本可以创办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由风投支持、拥有良好精神的企业，这种企业有很多，譬如说谷歌。我可能会有10亿用户。这种影响力是挺大的，但50年后呢?”汗一边说道，他的眼睛一边在自己形容的“一字眉”下舞动着。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且答案正变得愈发明显：我们正在塑造未来50年的教育创新。几十年来人们对“改革”抱怨不停，钱越花越多，但结果却越来越坏，科学技术最终将颠覆人们学习的方式。而这会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创业者和汗学院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创造巨大的机会。

机会有多大呢?根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Economic Advisers)的一份报告，每年全世界在教育方面的开支高达3.9万亿美元，即全球生产总值的5.6%。美国的教育支出最多，约1.3万亿美元;然而在34个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美国学员的算术能力仅排在第25，理科知识水平排名第17，阅读能力排名第14。正如美国人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些平均数字掩盖了一个更深的鸿沟：美国是唯一一个高水平和低水平学员比例都很高的发达国家。15岁的美国少年中，约有五分之一不具备基本的理科知识;23%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算术。

后面列出的这些统计数据正是汗学院的动力所在。该网站涵盖了数量惊人的学科主题，从基础算术和代数，到选举团制度和法国大革命。这些视频很古怪，从来都看不到授课人(通常就是萨尔曼·汗本人，他亲自制作了近3,000个教学视频)。学员们面对着空白的数字黑板，在10分钟的课程里，伴随着汗温柔的男中音，黑板上慢慢写满了彩色的潦草板书。其预期效果就像是你在厨房餐桌上做作业，而你最喜欢的叔叔正凝视鼓励着你。

或者这些视频是为了让他成为地球上最受喜爱的大叔。过去两年里，汗学院的视频浏览量超过2亿次。每月有600万独立学员使用该网站，在过去12个月总共约有4,500万独立学员，这些学员共同解决了超过7.5亿个问题(每天约200万);教学材料免费提供，在全世界约2万间课堂里被作为正式或非正式的教学内容。志愿者将汗学院的视频翻译成24种不同语言，包括乌尔都语(Urdu)、斯瓦西里语(Swahili)和汉语。

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说：“萨尔曼是世界上的第一位超级明星级老师。”米尔纳曾是俄罗斯物理学家，后来成为风险投资人，是Facebook、Twitter和Groupon的早期投资者。

除了米尔纳那样的仰慕者，汗的迅速成功也吸引了一些知名且心系社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亿万富豪创投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的妻子安·多尔(Ann Doerr)，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网飞公司(Netflix)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新学校创投基金(NewSchools Venture Fund)——其首席执行官是加州教育委员会(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前会长，以及谷歌(Google)，该公司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是汗学院的董事。汗学院总共筹到了1,650万美元，而且还会有更多资金源源而来。

汗说：“想想每一美元的影响，这些数字就变得很了不起了。我们有700万美元的运营预算，经过一年的运作后，我们通过一种有意义方式让学员人数达到了1,000万。如果对其进行合理的价值计算，比方说每年10美元，而且请记住，我们给予大多数学员的服务都比辅导要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天哪，这回报率是1,000%啊?”

即使是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这也很惊人：24个月前，这个机构只有汗一个人，他就窝在一个衣帽间里独自工作;而在12个月前，汗还是一位理智而超活跃的对冲基金分析师，制作教学视频只是他的古怪爱好。但萨尔曼·汗的野心更大。“现在有了这些工具，学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学习，并且在继续学习之前掌握所需概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反思一下数百年来的标准教育模式呢?

很久之前，人们就知道如何利用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将一切彻底改变并大众化，从零售业到拍卖行当，再到地图，都被卷入其中。但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颠覆教育这一或许是最大最不良的领域?教育变革需要几样因素，而这些东西直到最近十年才实现：宽带普及、低内容成本(包括创建和传播)，以及快速激增的移动设备。同样关键的因素还包括社会规范的转变——接纳在线学习的效果，以及成长于数字时代的这一代人愿意全心全意接受它。

这场完美风暴终于开始吸引投资。据GSV资本(GSV Capital)表示，过去十年里，只有区区34亿美元风投资本被投入教育行业，但投资在急剧加速;GSV资本是一家上市风投基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Woodside)。这十年间的428笔投资交易中，有207笔在2010年或2011年完成，占资金总量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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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V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莫(Michael Moe)表示：“重要的并不只在于增加了多少笔交易或是增加了多少投资。关键在于，现在投资的都是那些动作快且一投一个准的家伙，例如KPCB、红杉资本(Sequoia)、标杆资本(Benchmark)、NEA、柏尚投资(Bessemer)等。这些最优秀的风投公司并不只是随便投资一下教育，而是把教育投资作为自己业务重要的一部分。”

在线教育并不是全新的模式。早在1997年，哈佛大学就开始以有限的方式提供在线课程教材，1999年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紧随其后，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也开始做在线课程。新颖而惊人的是这些项目的规模。今年春季，麻省理工学院一门难度很高的电气工程专业课程，吸引了155,000名学员;加州山景城的初创企业Coursera称，其用户中有170万人至少注册了一门课，该网站拥有来自33所大学的各类课程，今年早些时收到了1,6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

最引人注意的或许是塞巴斯蒂安·图伦(Sebastian Thrun)的举动，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辞去了自己的终身教授职位，创办了营利性网站Udacity，提供科学、工程和创业方面的课程。图伦是计算机科学家兼机器人专家，他带头研发了谷歌无人驾驶汽车。2011年，他首次开设免费在线课程《人工智能入门》，共有16万学员注册学习，之后他便转而专门做在线教育网站。《人工智能入门》课程中，约有15%的网络学员完成了斯坦福大学水平的课程。图伦的200个真实学生中，有170人喜欢网络课程中的图伦甚于真实课堂上的图伦。

图伦说：“他们觉得在线媒体令人满意得多，于是就不再来上课了。而他们的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要高上整整一个档次。我编制这种考试题很长时间了，问题都相当难。”

最大的机遇可能在发展中国家。虽然相比更为富有的国家而言，发展中地区的宽带连接比较受限，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并非没有网络连接，而且超便宜的平板电脑已经开始进入这些市场，如40美元的Aakash电脑。这就让(相对于主流的)另类授课体系成为可能。举例来说，一个指头大小的U盘就能装下汗学院的几十个课程视频。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投资人汤姆·范德·阿克(Tom Vander Ark)表示：“在这十年，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将高品质的中学教育带给地球上每一个孩子。将移动设备、免费内容和价格便宜的综合学习模式结合起来，我们就能以每个月4美元的成本向内罗毕贫民窟里的孩子提供服务，然后我们就能放眼一年只要100美元的高质量高中教学。”阿克自2006年负责领导盖茨基金会的教育项目。

现行的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普鲁士模式(Prussian)，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普鲁士国王推出了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些学校致力于教授公民三种技能——阅读、写作和算术;初中教育则更犬儒，目标是培养温顺的劳动阶级，让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我们的教育框架的大部分都源于普鲁士时代，包括按年龄分级，用铃声提醒不同课程上下课。

19世纪中叶，贺拉斯·曼(Horace Mann)将普鲁士模式引入了美国，这种模式有许多优点。它确保了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免费且相对良好的教育，并且确保雇主能够收获一批有时间纪律和常用技能的劳工。千百万人跻身中产阶级，这种教育模式的贡献不小。看看现在的科技状态，普鲁士模式可以说是达成这种状态最为有效的方式。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厂批量制造似的节奏。

图伦表示：“我们这个模式是所有人都一个模子，一个速度，千篇一律走同一条路。这结果源于一种假设，一种我们在质疑的简单假设。这个假设是，教育应该是教师实时对学员进行口头教学，不是录音教学，而是用口头的方式。也就是说，所有学员必须同时处于同一个场所。如果人人都能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个方向上学习，那么就算是能挤满一个体育场那么大的班级，你也仍然能实现有效的学习。但这不可能。”

图伦、汗以及许多同样的教育颠覆者想要颠覆现有的模式。这种颠覆广义上被称为“翻转教室”(flipping the classroom)，其理念是，学员观看教学讲座，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步调来解决问题。一旦他们掌握了某个概念，自适应软件会推荐新的课程，就像亚马逊推荐新书一样。教师通过后端控制面板掌握学员的进度。曾经用于授课的课堂时间将专门用于指导和一对一辅导。

纽约市一家初创企业Knewton正将这一概念带上新的高度;该公司筹集了5,400万美元的资金，投资方都是一流企业，包括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加速合伙公司(Accel Partners)和柏尚投资。该公司创建了一个软件平台，任何内容创建者都可以使用，从培生(Pearson)这样的出版巨头，到个体教师和预备学校，都行。Knewton的软件会对每个学员的表现进行数据挖掘，并深入定制其学习体验。最终，他们希望能够追踪用户及其从初中到研究生院的学习习惯。

“Knewton的首席执行官何塞·费雷拉(Jose Ferreira)表示：”一旦你开始用设备学习，就会产生很多数据，足以让我们知道一切——你知道什么，以及你怎样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你在上午9：30至11：00学习数学的效果最好。这个我们知道。你每天午餐会花40分钟时间休息?你的什么信息都会反映出来，包括与朋友出去玩。比起课本或书本之外，视频和游戏能让你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22分钟的数字课程能让你学习历史的效率最高，24分钟则会出现点击率下降的情况?关于你如何学习，我们无所不知。”

但教师能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起什么作用呢?

迈克尔·霍恩(Michael Horn)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教师角色会出现很大的分化。”霍恩同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及柯蒂斯·约翰逊(Curtis Johnson)合著有《颠覆课堂：颠覆性创新将如何改变世界的学习方式》(Disrupting Clas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有些人可能会成为内容专家，有些人是辅导老师，有些则处理非学术性问题。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期以来，各种新兴的通信技术一直被奉为解决教育困境的灵丹妙药。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技术蓬勃发展，美国组建了超过200个教育电台，威廉·比安奇(William Bianchi)在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写道，这些电台希冀“通过广播的连接，让单个优秀的教师激励成千上万生厌的学员”。但到了1937年，只有38家电台还活着。电视技术的来临也引发了类似的乌托邦式梦想。1957年，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S)和纽约大学共同制作了《日出学期》(Sunrise Semester)节目，这档节目播出了近25年，提供有学分的家庭电视课程。到了80年代，个人电脑成为学校的日常物品，宽带网络也在过去十年普及起来。但是，没有任何一项技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

TLT集团总裁史蒂芬·吉尔伯特(Steven Gilbert)表示：“这种情况发生了一遍又一遍。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一门物理课，那是早在50年代。如果你有足够的上进心，并且有其他东西的辅助，那么就能很好地学习物理。汗学院的视频也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视频都非常好。但现在缺失的是一种认可，许多人不喜欢这样学习或者无法这样学习。而历史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这才是问题之所在。”TLT集团是一家非营利性教育技术顾问公司。

虽然他们是优秀的革命者，但这些冲在第一线的创业者要么认为历史无关紧要，要么从中解读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Knewton的费雷拉说：“近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互联网最终会彻底改变任何带有信息或者基于媒体产品的行业。如果你能把这种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不说全部，就是其中许多内容——通过管道直接传送给人们，那就是无法抵挡的。视频和教育是仅剩的两个仍未变革的领域，我认为这两个领域的变革都需要更多带宽和更好的设备。”

Udacity的图伦说：“反对者才会说没有什么新东西。社会上近期几乎所有的成功事物，都会有人说‘没什么新鲜’。许多人都说互联网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毕竟我们早就有了书，而且能够邮寄它们。如果没有什么新东西，那么萨尔曼·汗就不会拥有数以亿计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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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帕洛阿尔托一间车库里创立了惠普公司。与之类似，围绕着萨尔曼·汗生平事迹以及汗学院的创立，也开始有了一些传说。

2009年是汗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他已经制作YouTube视频三年了，这些视频来自他表妹纳迪娅(Nadia)的辅导课，当时他在波士顿，纳迪娅在新奥尔良，他们每天都有数十万的点击量。虽然汗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但他主要还是把这当作是个爱好。

后来，汗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个年轻的男子，他经过重重困难成功进入大学。但却仍然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同学，尤其在数学方面。然后他发现了汗的视频。他写道：“整个暑假都在看您的YouTube页面……我只想谢谢您所做的一切。上周我参加了一场数学水平考试，现在进入了200人的数学快班……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您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及我所有家里人的生活。”

这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汗，特别是他自己也是穷人家出身，汗的母亲是单亲妈妈，一人在路易斯安那州梅泰里将他抚养长大。当时这个小镇在州议会选举上选出了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原3K党首领大卫·杜克(David Duke)，并因此为人所知。汗靠着自己的智力天赋，在高中期间参加区域和国家的数学竞赛，才得以逃离这个小镇，进入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郡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入大学后，汗仍然像自己高中在死亡金属乐队里那样，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并且仍然锻炼肌肉，留着狂野的发型，耳朵上打着耳洞。他用这种叛逆的形象和好头脑让自己与众不同。

汗回忆说道：“我逃了很多课，四年拿下了两个本科学位和一个硕士学位。逃课不是懈怠。有很多比坐在课堂上学习更高效的方式。”

但到了2009年，萨尔曼的反叛时光已经过去很久了。这时的他是名对冲基金分析师，薪酬丰厚，儿子正睡在襁褓中，妻子仍然在接受医学职业培训。虽然做着金融行业的工作，拥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但两人的存款远不到100万美元。汗简直无法想象要去全职做YouTube视频。但那封邮件让汗跨过了那道坎。他辞掉了工作，把自己关在卧室的衣帽间中，开始制作视频。他的妻子说，条件只允许他这样维持一年。10个月后，汗还是没有获得融资，几乎处于放弃的边缘。这时，他收到了第一张支票，来自安·多尔。

多尔回忆说：“我决定做点贡献。真正令我惊讶的是，萨尔曼上过一些新闻节目，CNN之类的，我以为他经济很宽裕。之后才发现，我竟然是他最大的捐赠人。我还发现他那时准备收手，去找份‘真正的’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同样惊恐。”

汗最近出版了《同一个世界的学校》(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这本书讲述了汗学院的故事，并且描述了对教育未来的大胆设想。汗想要恢复以前那种各年龄层的孩子一同上课的教室，他认为这会促进年龄较大的孩子对小孩子负责。他想要教室里有多个老师，为学员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他要取消暑假，认为这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他要完全消除字母评分制，而选择更为定性的评估方式，他称之为“连续多年记叙”(running multiyear narrative)。

一个老师用粗糙涂鸦般的YouTube视频就能激励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学员，这种想法令人兴奋，就如梦幻一般，却也可能实现。

GSV的莫说：“萨尔曼·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而且他在24个月内就做到了这一点。这真的很酷，令人振奋，激励人心。他在引领革命。我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我觉得他本可以做成营利性的，而且也会一样好，虽然很难说他的战略决策就是错的。”

汗有些进退不得，他耸耸肩说：“亿万富豪的身份就像一张通行证。挺讽刺的。以前跟人描述汗学院的时候，我会说，如果用它挣钱的话，那我就能登上《福布斯》的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