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系公司归属权迷雾华为属于谁？

作为样板级的民营企业，华为的规模和发展史，在中国，几乎无可匹敌，华为员工的高薪酬体系也一直令人膜拜。包括华为高薪酬体系的背后，核心支撑力量是华为独具特色的“虚拟股”制度，即华为在员工管理上，通过签署所谓的奋斗者协议，向员工发售虚拟受限股，而购买股票的方式是公司内部贷款，员工获得的分红可以用于偿还贷款，以及继续购买配股。

从今年开始，曾经尽享华为管理红利的内部员工却开始纷纷表达出对未来的忧虑。记者宿艺曾在其文章《华为员工开始反思虚拟股》中，也提出疑问，华为试图捆绑住员工、号召“共同奋斗”的虚拟股配售制度已经暴露出企业治理层面的众多问题。在未来几年内，华为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就将结束，虚拟股为员工带来的利益将大打折扣。

虚拟受限股，带给华为大部分基层员工的，不只是对于分红回报的预期，也包括了和公司的深度捆绑。然而，由于电信设备市场趋于饱和，在一片红海之中，员工对未来之虑也可以理解。按照部分媒体的评论，“乃至在企业遇到危机时，替华为充当炮灰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员工”。

除此之外，华为归属的问题早就成为其内部员工和媒体讨论的高压线。

毫无疑问，华为已当之无愧是中国最伟大的民营科技企业之一，而华为模式本身，也已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案例剖析价值。归属权和虚拟股的员工之忧，更让“华为式管理”成为本土民企管理模式极特殊案例。

如果说华为早期采取相应的管理制度，是出于解决民营企业贷款困难、吸引高级人才在特殊中国国情下的特殊选择，那么，当企业规模逐渐壮大，现代企业管理成为主流的当下，这样的模式是否还能够适合企业的生存法则?这也恰好是华为员工普遍忧虑的大背景。而公司内外流传的各种华为接班问题、归属权问题，都给华为系公司蒙上了更为扑朔迷离的色彩。

华为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神秘的话题。

不仅这种话题在华为内部不做讨论，即便在媒体上，也很难见到比较清晰的梳理。原因在于，有关整个华为体系下各个公司的归属权问题，长期以来就一直隐藏于从不公开的文档和条款之中。

神秘的法人股

华为最为主要的实体公司，便是外界所熟知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技术”)。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技术，早期持股股东均为法人股(分别为深圳市华为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为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

2001年，任正非作为自然人股东，出现在华为技术的持股股东名单中(另一股东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2003年3月14日，深圳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并成为华为技术的持股股东，任正非退出华为技术自然人股东，取而代之的，则是当时华为负责财务的执行副总裁纪平，以象征性的万分之一比例，和华为控股一起，成为华为技术的持股股东。

这种临时性举措，也成为后来 “纪平曾经是公司自然人股东之一”(惟一曾经拥有和任正非同等意义身份的象征)传闻的来源。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因为华为控股股东变更过程中的插曲而已。

纪平作为自然人持股，开始于华为控股成立，结束于2004年12月，任正非再次成为华为技术自然人股东。自2004年至2008年，任正非同时拥有华为控股和华为技术的自然人股东身份，而到2008年5月，华为控股开始单独100%持有华为技术法人股权，而任正非则成为整个华为集团，唯一作为自然人股东的人。(见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注资及持股转变。)

甚至华为董事长孙亚芳，也不能享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权利。更甚至于，身为总裁的任正非，拥有对董事会决议的一票否决权，这和任正非倡导的公司现代管理制度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能够让这种“一票否决权”合理化的理由，就包括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人股东身份。

但是，公开化的“惟一自然人持股人”身份，只是表明了任正非在整个华为集团独一无二的地位;而要拥有任何时刻都能掌控华为的能力，显然仍然需要从法律层面入手。

华为属于谁?

尽管华为多年来，一直对内部员工进行配股，但这些股票并非真实存在。2003年，一份广东省高等法院的判决，确定了华为员工持有的股票，仅仅属于“虚拟受限股”，即该股份在法律意义上和公司所有权毫无关联。而能够决定华为集团归属的，仍然在于任正非持有的自然人股份，已经“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所持有的近99%的法人股股权。

对于任何公司，无论上市与否，股权和利益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个人占有的比例和份额。而“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所持有的华为技术近99%的股权，又属于哪些人呢?

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尽管任正非于2012年9月曾明确表示，“华为不开放就要死亡”，但在任何场合，华为董事会，乃至任正非本人，从未就“华为究竟属于谁”有过表态。

事实上，华为控股作为商业机构，在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仅限于公司章程。而“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所持有的华为技术99%法人股，利益上如何分配，其真相则记载于“华为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章程”条款中。

然而，即便是华为的高级副总裁们，也从未见过这份神秘的文件。“华为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章程”就如同武侠小说中神奇的武功秘籍一般，能够见到这份文件的人，往往意味着最有可能参与到利益分中。

这也是每年有关华为配股和分红确定，不是经过董事会讨论，而仅限于任正非和孙亚芳，以两个人规模的“股东代表会”来决定的原因。

去家族化?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华为控股持股员工代表大会(该会并非前文的“股东代表会”)上表示，“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

然而，任正非至少在2017年以前，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之前，即便任正非的决定不能在华为内获得支持，但他仍然否决任何其他可能。

“华为的很多东西，都是依托一些参照系的变异。例如《华为基本法》的出台，其实就是依托1990年代的《香港基本法》，而华为最高层的“自律宣言”，则是借鉴同时期实施的国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而工会委员会持股，也可以完全视作是华为内部的所谓‘全民所有制’或者‘华为小国资委’。”一位前华为高管如此评价，“唯一不同的，便是一票否决制，只有任正非拥有，而其他董事会成员没有，这是和国家当前的政治治理结构最大的不同，更类似于1979年以前的中国。”

这也是业界理解的，任正非推崇和类似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尽管任正非表示，公司接班人“是大家说了算”，但在具体过程上，表现却耐人琢磨。

2011年4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和公司高层召开“如何与奋斗者分享利益”座谈会时表示，将于2012年减持部分股票，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虽然个人占股比例，由原先的1.3%降低到1.18%，但导致这一变化的，仅仅是因为华为增发虚拟股获得的资金，导致华为控股总股本金额上升，进而拉低了任正非个人的持股比例?截至2013年10月，虽然任正非作为自然人股东，在华为控股的出资金额并没有任何变化。

而另一方面，2010年10月，有传闻称，因为董事会表决阻止任平(任正非之子)进入董事会，华为董事长孙亚芳面临出局危机。随后，任正非11月借内部视察讲话方式，对外界澄清，并无赶走孙亚芳意图。

最终的结果是，2011年，孟晚舟(任正非之女)成为华为控股董事会常务董事，并担任华为集团CFO一职。

而任树录(任正非之弟)，则同样位列华为控股董事会中，担任监事一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深圳慧通商务有限公司(简称“慧通”)。这家公司同样由华为控股全资控股，主要业务便是面向华为集团旗下其他公司进行劳务派遣。任树录曾担任过慧通董事长，而孟晚舟也曾经是慧通的董事。2013年开始，任平开始担任慧通总经理。实际的情况是，早在2011年开始，未曾入选华为控股的任平，就已经是慧通日常运营的直接控制人。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注资及持股转变：

【注】甲方：任正非(自然人);乙方：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14日成立注册，初始注册资本326839.6585万元人民币。

【注】初始股东，乙方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2003年8月转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