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在华利润下滑归责垄断：已拿不到国家电网项目

离开中国

雾霾、经济放缓、报酬减少、竞争加剧……外国人离开中国的理由越来越多。

“今天太给力了。”孙嘉璞说的是天气，1月12日北京空气质量很好。孙嘉璞是华辉国际运输公司的业务发展经理，平时喜欢户外活动，去年雾霾天气常常打乱他的计划。

但雾霾却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华辉国际是全球搬家服务公司SantaFeRelocations在中国的分公司，客户主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2012年春天爆发雾霾以后，孙嘉璞明显感觉到离开的外国人变多了，“2013年，我们的业务非常繁忙，单量达到了最高峰。”

这只是意外的收获，华辉国际的另一个业绩高峰出现在2008年。那一年跨国公司派入中国的人员特别多，“当时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人力资源流入市场。”孙嘉璞也是在2008年加入华辉国际。

实际上，2008年前后，华辉国际的业务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的项目组，那些时间较长的项目，跨国公司一般会给外派人员提供搬迁费用，“有些人拖家带口，会把他们在国外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一起搬过来，走的时候再一起搬走。”

从2009年下半年以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小，“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控制人力成本，外派员工时变得更加谨慎了”。

2013年，这个搬家公司再次忙碌起来，除了被雾霾吓走的人，大型跨国公司传出裁员消息的前后，孙嘉璞也都能接到一大批订单，而在几年前，大多数在华外企忙于扩张，极少裁员。

实际上，在SantaFeRelocations设在全球的120多个分公司中，中国区去年的业绩最好，“我们全球去年有10万单的搬迁业务量，中国占了最大头。”孙嘉璞说。

没错，选择离开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末日空气”，走还是留?

大约从2012年末开始，一个专门为中国创造出来的单词出现在全球媒体的报道中。Airpocalypse——末日空气，特指中国主要城市中极其严重的空气污染，也就是中国媒体报道中的雾霾。一波一波含有硫等污染物的毒雾降临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

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对此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大多数人有过立即打包行李登机逃离中国的念头。

但许多人不得不选择留下。“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我现在肯定不会离开。”霍毅说。

他有着典型的德国人面孔，脸庞消瘦、表情严肃。霍毅7年前来到北京，成为一家英国咨询公司的中国区高管，2012年成为中普恒(北京)咨询的合伙人，主要为在华外企提供法律、会计等服务，并且娶了一位中国妻子。

2012年的雾霾天气爆发后，霍毅的一些朋友回到了欧洲，他的妻子也在考虑是否要搬到欧洲，“以后有了孩子，一定会搬走的。”

IBM中国全球服务执行中心总经理马修没打算离开中国，“我确实担心环境和健康问题，但我的事业在这儿，中层管理者和普通职员离开比较容易，高层很少因为空气的原因离开。”马修说。

和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不同，安娜·肯从2013年下半年就开始认真考虑是否离开。在北京国贸的一栋公寓中，她望着窗外灰黄色的天空，显得忧心忡忡，“我的母亲很担心我的健康，她希望我圣诞节前能回美国。”安娜是一名非政府组织派驻中国的志愿者，2011年来到北京，

原本打算在这里工作个五六年，“但最近我的喉咙总是发痒，我们把这个称为‘北京痒’。”

到中国工作的危险性被空前提高，为了让外国雇员继续留在中国，美国驻华大使馆甚至为美国员工家里订购了数千台空气净化器。

“有关北京雾霾的报道全世界都有，人们认为北京人天天生活在这种状态下，让一些外派人员过来工作难度增加了。”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陈菊明说，四五年前，外派中国的员工关心的是子女教育、住房条件、饮食文化、休闲、自然环境等问题，现在却要更多的考虑空气问题。

中国国家旅游局的数字也证实了陈菊明的担心：2013年上半年，到中国公干和旅游的外国人只有不到13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5%。

有些人在2013年搬去了上海、广州等城市，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在中国一直生活在上海，以前没有太关注过雾霾。但最近我发现，上海的雾霾好像变得比北京还严重。”马修说，雾霾严重影响了他的户外运动。

安娜赶在圣诞前搬回了美国，“这里的天很蓝。”她在邮件里说，“但是，在搬家公司打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

“有很多外国人，尤其是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有小孩的家庭，出于成本和健康的考虑，不得不离开了。”孙嘉璞说。

在北京待了三年以后，2013年诺基亚的销售经理拉尔斯及其妻子米歇尔带着孩子回到丹麦。米歇尔说：“孩子们不能到外面玩，出去的话不得不戴口罩。这有点像科幻小说里的事情。”

“一般人们会在中国待五六年，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2012年1月的那场雾霾之后，走的人明显多了。”霍毅站在北京银河SOHO的办公室里朝窗外望去，经过前一夜的大风，外面天气晴朗，视野开阔——对于久居北京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但他上班时还是顺手拿起了口罩，“有时候，我会故意戴着口罩走在街上，想提醒人们注意空气的质量和环境保护。”

好日子没有了

就在许多人犹豫是否留下的同时，有一些人却不得不离开。

“这次裁员里面也有不少外籍员工。我听说有一个星期，一个部门一下子就走了3个老外，其中2个是中层管理者，都回国了。”进入2013年末，几家知名外企再次宣布裁员，惠普的李杨也加入了被裁员大军的行列。

2006年，李杨研究生毕业进入惠普时，还是一份让所有室友羡慕的的0ffer。李扬自己也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快，“PC行业急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惠普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中表示：由于持续的市场和商业压力，惠普预计将在2.9万人裁员的基础上额外裁员15%，裁员总数将约为3.4万人，估计中国区裁员比例高达20%。

实际上，由于行业衰退引发的跨国公司在华裁员潮，从2011年就开始了。通信公司诺基亚、摩托罗拉，风电设备制造商维斯塔斯、歌美飒，软件和设备服务公司微软、IBM、思科都先后加入到了裁员大军的行列。现在，名单里又多了强生、联合利华等新一批跨国巨头。每一次裁员，都会涉及到外籍员工。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程迈越直爽地告诉《财经天下》周刊，2014年第一财年开始的思科裁员中，就涉及到了不少在华外籍人士。

而在几年前，这些跨国公司的裁员名单上，大多不包括中国区，那时中国区的关键词是扩张。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认为，低迷的行业市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在华外企利润下降进而裁员的主要原因。

“以前公司总是对股东们喋喋不休地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销售额增长20%，但这种增长势头已经减弱。”美国政府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专家DerekScissors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企在华利润不同程度缩水。

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来说，市场已经逐渐被中国本土品牌占领。由于自有技术缺失，中国曾从国外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线，托普索贸易是当年参与的国外厂商之一。“当年参与引进的国外厂商都撤走了，就只有2家还留在中国。”托普索贸易总监常新杰说，随着生产技术的成熟，中国的科研机构逐渐垄断了中国的市场，而托普索也把业务的重心转移到了脱硫、脱硝等环保和新能源领域。

常新杰早年在丹麦使馆工作，“那时候，即使是普通的外国技术人员，各工业园区的接待规格也都很高，经常有警车开道的事情。”但随着本土企业的成长，不只是对外国人见怪不怪，那些有污染或者技术含量不高的外企也不再受欢迎。

压力有时并非来自对手，在许多拥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看来，这个市场更大的困境来自政策限制和国企垄断。

“在一些领域，中国政府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而国企受到明显偏袒。”欧盟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说，繁琐或不透明的许可和分门别类的审批程序，阻碍了许多会员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扩展计划。

“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垄断。”一家参加过国家电网项目招标的欧洲电力设备制造商企业的负责人刘强说。中国国家电网在收购了许继电器、国际新能源等公司后，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虽然说民企、外企都可以参与招标，但从2010年后，几乎所有项目最后都落到了其子公司手里。

由于项目减少，公司外派到中国的项目组也就自然而然的少了许多，“2010年前后，由于许多特高压项目，有时候总部会一个月连续派两个项目组过来，现在，两个月也未必有一个项目组过来。”刘强说。

“中国通”不如中国人

外籍高管曾经是孙嘉璞最稳定的客户，他们在任期结束后离开，总部会同时派遣新人接替。但如今，外籍人士已经不再是外企高管的首选。

跨国猎头机构史宾沙管理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菲尔·约翰斯顿认为，成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现在，他为客户选择中国高管时，仍然会有西方的中层管理者告诉他，做好了去亚洲开拓职业生涯的准备。但在约翰斯顿看来，“他们的经验对亚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或者说一点都不相关。”

何况这些人薪酬之外的费用高得离谱。在北京、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中心地区，外籍高管每年的住房、交通以及孩子上私立学校的津贴高达20万美元，此外这些福利的税款还需10万美元。总的算来，每个高管需要企业付出高达100万美元的代价。

在市场高速增长时，没有人会考虑这些，但现在跨国公司的增长放缓了脚步，超额的人力成本成为巨大的负担。中国欧盟商会去年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3》显示，随着中国市场的日渐成熟，在华欧洲企业开始感到巨大压力。2012年营业额呈增长态势的在华欧洲企业，由2011年的75%下降至 62%，仅有64%的企业依然盈利。报告认为，影响欧洲企业净利润率的最显著因素是攀升的人力成本。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再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吴文2005年进入一家国际公关公司工作，“当时外国人大部分都是外派过来的、拿双倍工资住高档公寓的高管，现在外派的高管越来越少了。”吴文经常去银泰秀吧——早期是跨公司高管聚会的场所，现在那里的外国人少了很多。而且，中国已经今非昔比，语言也不再是外籍员工的优势。北上广等城市的工作竞争非常激烈，随着中国受教育人口和归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外籍员工的晋升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在，我认识的许多外国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四五千块。”

跨国企业派人驻外的期限通常是3至5年，当这些人员驻外超过这个时间时，为了节省成本，雇主常试图将他们“本土化”，比如取消住房津贴等关键福利，那些不愿被“本土化”的员工一般有两种选择：投靠新公司或者收拾东西回家。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公司也会额外支付一笔搬家费用。

另一种更常见的本土化是聘用中国人。

1995年进入中国的法国公司施耐德电气，初期公司的要职一直由“老外”担任，直到2000年，公司才第一次由中国人——朱海担任下属公司总经理职位。 2010年9月，朱海被正式任命为施耐德电气中国区总裁，成为施耐德电气中国的首位本土籍总裁。同时，施耐德更多的本土职业经理人被提升到了管理的岗位上，而外籍高管的人数逐年递减。而同行业的ABB中国的高层管理者本土化率也超过了75%。

“外企进入中国有30多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跨国公司培养本土接班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传播副总裁、中国区企业传播总监许国祯说。2010年，西门子聘用出生于中国、曾担任福特汽车中国以及通用电气 CEO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程美玮主管中国区业务(程美玮已经于2013年底期满离任)。在此之前，这一职位一直由欧洲人担任。西门子时任人力资源主管、董事会成员布里吉特·埃德雷尔称，因为中国许多地方官员不会说英语，程美玮能与地方官员轻松交流，这在向各个城市出售能源技术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道理很简单，让一个老外花心思成为一个“中国通”，他也不能像中国人那样了解中国市场。而且，一般等到他成为中国通的时候，任期差不多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