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爆发的临界点在哪里？

 近日，雷锋网借第二届中澳科学未来会议的契机，专门采访到了德奥·普拉萨德教授，听他阐述了其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

德奥·普拉萨德(Deo Prasad)教授任教于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Sydney)建筑环境学院，是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倡导者。更是引领国际可持续建筑和城市的理论研究领域，写过《太阳能光伏建筑设计》等书。他现任低碳生活合作研究中心(CRCLCL)的首席执行官——这是澳大利亚在建筑环境领域最大的行业-政府-专业-科研合作公司，在澳大利亚和全球范围内都带来了变革性影响。

其中有几个观点让人印象深刻：

1)不仅仅是中国掀起了智慧城市风潮，澳洲也一样，任何国家都有这种风潮，当然中国的体量更大一些。

2)对于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的小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趋热是他们与大城市缩小差距的机会。

3)人才、经济、教育、金融，智慧城市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4)未来城市预警系统虽然不能保证不出错，但是可以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概率。

5)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是未来城市的公共讨论空间需要社区自身去驱动建立。

6)智能技术什么时候走到发挥作用的“临界点”?数字孪生城市到来的那天。

7)智慧城市有大量商业利益在里面，但是企业并不是仅通过卖智慧产品来赚钱。

在采访中，德奥·普拉萨德教授重点谈到了“智慧城市爆发临界点”这个话题。

他说，过去20年，信息技术主要做的是把水、电、垃圾处理、交通、医疗等领域全部联系起来，未来10年可能也还是做这件事，只是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基于各个角度所产生的数据、由数据带来的知识，本质上都不算是智能。今天街上的摄像头，还只是提供信息(人、物、时间、地点、干什么)，而不是完全的智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必须要依赖这些智能的技术才能继续，而是说在人类日常生活之外，能够得到一些在信息和技术能力方面的额外支持，并对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他补充到，这些智能的技术什么时候产生积极的影响力呢?

“可能要走到一个临界点，即所谓真正的对整个城市的运行实现了三维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政府要规划一条新的道路，如果预测现在这条路总是很堵，就会想能不能在旁边改一下道路来分流一些车流量。现在的做法是想完就动工，未来可能能够在这个城市三维的数字孪生模型上先模拟一下。”

他表示，数字孪生模型是基于现有的城市模拟出来的，基于大数据的数字信息构建的三维场景。当城市走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智慧城市的技术就真正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以下为节选的雷锋网与教授交流的3个对话，雷锋网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与整理：

雷锋网：目前中国有500多个城市提出要做智慧城市，就是用5G、AI、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运用到城市的运转当中，在澳大利亚或者在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这种风潮?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德奥·普拉萨德：的确是全球的一个风潮，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潮流。当然，中国的体量更大一些。今天智慧城市的全球产值已经非常高了，达到1万亿美元。到2025年的时候，会达到3到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方面的需求我觉得是在不断上升的。

到底智慧城市包含什么样的要素?其实现在还很难说。比如像澳大利亚有一些城市，所有的路灯能够智能开关、能够帮你收集一些数据，通勤的列车有了智能的设备在上面。我觉得现在阶段会有更多智能的设备和器材，但是真正完全达到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的程度，我觉得还早。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实践和探索，比其他国家的规模要更大一些。

现在谈一些城市设计，话语权基本上是控制在政府或者是科研院所的手里，一般市民是参与不进去的。如果谈到智慧城市的话，后面肯定会关注一些居民的体验，教授也谈到了一个词叫“宜居”。我们应该设计怎样的共同讨论的空间让市民的声音被听到呢?比如我所居住的地方不想开办一个工厂，这种声音怎么让未来的设计者所关切呢?

德奥·普拉萨德：这主要是需要社区本身去驱动。有些国家做的这个方面比较成熟，有些国家则不然，我们把它叫做联合设计或者联合规划。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法定的义务，如果你要实施的一个大型项目会影响到社区，必须咨询社区的意见。这不是说最后每个人都要去赞同，但是社区和规划方会达成一种共识，大家就按照这个来做。

在某些国家没有这么成熟，比如说当新建的道路、大型购物中心或高速公路位于别人家附近时，你可能只能搬家，或者说你找到一些渠道和方法来发出你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靠居民社区自己去推动这个进程。《SUC可持续城市与社区指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关于社区的，讲社区怎么来参与城市规划，并且以浙江省衢州市作为案例。

雷锋网：我自己观察到，在中国，目前大型城市、一线城市越来越大，经济越来越强，二三线城市争相上马数字政府或智慧城市的项目，是不是想在当地驱动一些就业，或者带来一些基建项目，这样可以让一线城市的人才回去，让本地的金融或教育能够重新焕发生机?这样理解下来的话，智慧城市会不会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呢?

德奥·普拉萨德：这个问题就好像“怎么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和大城市的居民享受的生活品质至少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农村地区也有高速互联网、物联网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可以说和一个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很多人才就可以到乡村地区，不会由于农村没这个而城市有这个不得不跑到城市。他可以出于其他的原因再返回乡村。当然政府需要有全国通盘的考虑，让各个地区机会均等，不要有太大的差异。

而关于“智慧城市技术如何在当前阶段变现”的问题，教授也同样有自己的想法：

“智慧城市如果无利可图，也不能创造新价值，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现在这个行业的全球产值是1万亿美元，中国有很多智慧城市的产品早就已经在全球行销了，而且也挣到钱了。但是我觉得企业并不是仅通过卖智慧产品来赚钱。”

如何理解?教授谈到，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比如智慧城市领域基础设施的修建，整个项目的完成是非常低效的。如果能够通过智能的技术节约基础设施开发的10%的成本，其实就相当于多挣了10%的钱——因此，企业不是简单去卖产品挣钱，提升了效率其实也是挣钱。

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项目，是要改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的开发效率，总体目标是将效率提升15%。而这个行业总价值是1200亿澳元。这一个个单体项目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也要做好监管工作，要有相应的、可互操作的标准。就好比两个城市有两套智慧城市系统(一个城市用阿里的，一个城市用华为的)，如果不能互相兼容，这两个城市之间就没有办法来关联，未来数字孪生也就无从谈起，跨区域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学界和科研界要做的就是引领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