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企业无缘本土6000万电表市场
时间：2007-05-27 2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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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部门招标采购“指定”品牌
王如晨
经过短短6年，ADI与贝岭的市场地位已经发生了反转，前者成了中国电表计量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而后者却几乎萎缩殆尽
“2006年，我们公司出口的电表计量芯片少得很。”国内最大的电表元器件出口企业——华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尹红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那么，何不在本土寻找商机？“你以为我不想做啊，可是，哪里有机会？”他有些郁闷地说，国内电力部门对于电表计量芯片等元器件的采购基本采用指定方式，且偏于国外品牌，国内产品鲜有机会。
指定招标：洋品牌优先
尹红平解释说，多年以来，国内电力部门在电表关键元器件招标方面，一直采用指定厂家、品牌，甚至指定具体型号的产品。而在指定产品的范围中，国外产品明显占据主导。
记者从一位业内人士处获得多份各省与电表招标相关的文件，时间跨越2001年到2004年。内容涉及江苏、安徽、陕西、湖北等地电力部门电表关键元器件的订货要求、技术协议等。其中，作为参照的规范设计对象大部分是国外公司，比如计量芯片一类，美国ADI等公司基本成了独家的指定品牌，未见本土产品入列。计量芯片之外的产品，除LED/LCD外，绝大部分也来自美欧、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该人士表示，2003年以来，指定范围的产品已经由主芯片扩大到所有芯片，“更加激烈”。
他透露，在具体招标评分过程中，国外品牌多是10分，而国内品牌是5分、3分。
尹红平还举了一个滑稽的例子。2004年，在北京电力系统一次招标采购中，一家天津厂家的产品最终中标，但因该公司不属“指定范围”内品牌，最终在准备生产的情况下，被取消了资格。
不过，本报了解到，上海电力系统的电表采购基本是以整机测试为主，对于其中所涉元器件，并没有设立范围。上海贝岭公司(下称“贝岭”)市场部负责人薛智峰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公平。他透露，迄今为止，好像有浙江曾“开了口子”，增加了指定品牌，杭州士兰、珠海炬力曾入选过。
记者就上述现象向华北电网一位市场人士咨询。她表示，主要是采购要涉及很多变动，继续采购国外产品成本效益更高。不过，薛智峰认为，很多测试中，国外产品并不领先，国内产品价格要比同一性能的国外产品便宜几乎一半。
本报致电ADI公司上海代表处，未能联系到该公司负责人。
国内企业辉煌不再
这种指定招标方式带来的变故是：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需求，中国本土的电表元器件设计与制造企业根本无法涉入。以计量芯片为例，90%以上的市场份额已被ADI公司垄断。
这种反差，作为同类企业的贝岭更是感同身受。因为，在这一市场，它10年前的荣光与10年后的尴尬让人震惊。
“1988年～1999年，我们的市场占有率曾经超过90%，每年出货1000万片，属于绝对领先。”薛智峰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但好景不长，美国ADI等西方芯片企业很快看到中国市场这一机会。2000年，ADI进入中国，不久推出计量芯片。当时，作为领先者的贝岭并没有将这个外来者放在眼里。
薛智峰认为，公司恰因为这种轻视造成了后来的决策错误。因为，就在2000年～2001年间，对手ADI在研发方面采用了数字技术，而贝岭仍然选择了模拟技术。“就像苏联选择真空管，美国则发展集成电路。”因为，两种技术类型芯片应用在电表中，有明显差距。模拟技术的电表，每批产品之间会有一定差异，且数据输出不精确；而数字技术的电表则相反。
但薛智峰认为，这种决策失误并没有影响贝岭的追赶，公司早在2002年便推出了数字技术芯片。而在多种测试中，都超过了对手的同类产品。
尹红平透露，珠海炬力部分产品都出口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位测试人员说，测了这么多年，从没发现有这么好的产品。”
不过，技术的反超已难以撼动既定的格局。经过短短6年，ADI与贝岭的市场地位已经发生了反转，前者成了中国电表计量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而后者却几乎萎缩殆尽。
尹红平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表应用市场，粗略的统计数字，大约为每年6000万只，而且增速越来越快。
利益共损的产业链
而由指定采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贝岭、杭州士兰、复旦微电子等公司自然直接受损。产品难以进入电力部门采购体系，这迫使它们只能尝试做些出口生意，或进入电力部门基本不用的领域，比如零售给出租房、小区，或者一些小企业。
相对于ADI，这种做法等于放弃了国内市场。尹红平表示，国外生意之前确实不错，但由于这类芯片技术门槛并不很高，很多国家已开始发展出替代产品，做出口生意只能赚一些“零头”。
为求得生存权，上述芯片厂家只好采取曲线救亡的手段：它们只生产，不贴牌，而让经销商自己自由贴牌销售。由于ADI等公司的元器件属于指定产品，因此，经销商自然会贴上它的商标。如此一来，中间商成了市场假冒产品的主力军。薛智峰坦陈，贝岭也曾有过这种尴尬。
ADI公司显然也了解内情。它曾借专利手段对贝岭、士兰等本土公司提起诉讼，并试图阻止后者进入国外市场，但效果不大。
此外，招标采购的指定，同样限制了电表整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它们必须只跟指定元器件厂家合作，沦为缺乏创新的组装厂。
“这是一个畸形的产业链，如果不改变现有指定采购的局面，继续让国外企业享受既得利益，将不会有真正赢家，受损最大的只会是国家，以及企业创新的动力。”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已经直接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第7条款，并对《政府采购法》构成挑战。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徐焕东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政府采购法》主要适用于非企业的政府机构，国家电力部门应该没有纳入这一法律体系适用范围。
王如晨
经过短短6年，ADI与贝岭的市场地位已经发生了反转，前者成了中国电表计量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而后者却几乎萎缩殆尽
“2006年，我们公司出口的电表计量芯片少得很。”国内最大的电表元器件出口企业——华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尹红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那么，何不在本土寻找商机？“你以为我不想做啊，可是，哪里有机会？”他有些郁闷地说，国内电力部门对于电表计量芯片等元器件的采购基本采用指定方式，且偏于国外品牌，国内产品鲜有机会。
指定招标：洋品牌优先
尹红平解释说，多年以来，国内电力部门在电表关键元器件招标方面，一直采用指定厂家、品牌，甚至指定具体型号的产品。而在指定产品的范围中，国外产品明显占据主导。
记者从一位业内人士处获得多份各省与电表招标相关的文件，时间跨越2001年到2004年。内容涉及江苏、安徽、陕西、湖北等地电力部门电表关键元器件的订货要求、技术协议等。其中，作为参照的规范设计对象大部分是国外公司，比如计量芯片一类，美国ADI等公司基本成了独家的指定品牌，未见本土产品入列。计量芯片之外的产品，除LED/LCD外，绝大部分也来自美欧、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该人士表示，2003年以来，指定范围的产品已经由主芯片扩大到所有芯片，“更加激烈”。
他透露，在具体招标评分过程中，国外品牌多是10分，而国内品牌是5分、3分。
尹红平还举了一个滑稽的例子。2004年，在北京电力系统一次招标采购中，一家天津厂家的产品最终中标，但因该公司不属“指定范围”内品牌，最终在准备生产的情况下，被取消了资格。
不过，本报了解到，上海电力系统的电表采购基本是以整机测试为主，对于其中所涉元器件，并没有设立范围。上海贝岭公司(下称“贝岭”)市场部负责人薛智峰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公平。他透露，迄今为止，好像有浙江曾“开了口子”，增加了指定品牌，杭州士兰、珠海炬力曾入选过。
记者就上述现象向华北电网一位市场人士咨询。她表示，主要是采购要涉及很多变动，继续采购国外产品成本效益更高。不过，薛智峰认为，很多测试中，国外产品并不领先，国内产品价格要比同一性能的国外产品便宜几乎一半。
本报致电ADI公司上海代表处，未能联系到该公司负责人。
国内企业辉煌不再
这种指定招标方式带来的变故是：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需求，中国本土的电表元器件设计与制造企业根本无法涉入。以计量芯片为例，90%以上的市场份额已被ADI公司垄断。
这种反差，作为同类企业的贝岭更是感同身受。因为，在这一市场，它10年前的荣光与10年后的尴尬让人震惊。
“1988年～1999年，我们的市场占有率曾经超过90%，每年出货1000万片，属于绝对领先。”薛智峰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但好景不长，美国ADI等西方芯片企业很快看到中国市场这一机会。2000年，ADI进入中国，不久推出计量芯片。当时，作为领先者的贝岭并没有将这个外来者放在眼里。
薛智峰认为，公司恰因为这种轻视造成了后来的决策错误。因为，就在2000年～2001年间，对手ADI在研发方面采用了数字技术，而贝岭仍然选择了模拟技术。“就像苏联选择真空管，美国则发展集成电路。”因为，两种技术类型芯片应用在电表中，有明显差距。模拟技术的电表，每批产品之间会有一定差异，且数据输出不精确；而数字技术的电表则相反。
但薛智峰认为，这种决策失误并没有影响贝岭的追赶，公司早在2002年便推出了数字技术芯片。而在多种测试中，都超过了对手的同类产品。
尹红平透露，珠海炬力部分产品都出口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位测试人员说，测了这么多年，从没发现有这么好的产品。”
不过，技术的反超已难以撼动既定的格局。经过短短6年，ADI与贝岭的市场地位已经发生了反转，前者成了中国电表计量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而后者却几乎萎缩殆尽。
尹红平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表应用市场，粗略的统计数字，大约为每年6000万只，而且增速越来越快。
利益共损的产业链
而由指定采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贝岭、杭州士兰、复旦微电子等公司自然直接受损。产品难以进入电力部门采购体系，这迫使它们只能尝试做些出口生意，或进入电力部门基本不用的领域，比如零售给出租房、小区，或者一些小企业。
相对于ADI，这种做法等于放弃了国内市场。尹红平表示，国外生意之前确实不错，但由于这类芯片技术门槛并不很高，很多国家已开始发展出替代产品，做出口生意只能赚一些“零头”。
为求得生存权，上述芯片厂家只好采取曲线救亡的手段：它们只生产，不贴牌，而让经销商自己自由贴牌销售。由于ADI等公司的元器件属于指定产品，因此，经销商自然会贴上它的商标。如此一来，中间商成了市场假冒产品的主力军。薛智峰坦陈，贝岭也曾有过这种尴尬。
ADI公司显然也了解内情。它曾借专利手段对贝岭、士兰等本土公司提起诉讼，并试图阻止后者进入国外市场，但效果不大。
此外，招标采购的指定，同样限制了电表整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它们必须只跟指定元器件厂家合作，沦为缺乏创新的组装厂。
“这是一个畸形的产业链，如果不改变现有指定采购的局面，继续让国外企业享受既得利益，将不会有真正赢家，受损最大的只会是国家，以及企业创新的动力。”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已经直接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第7条款，并对《政府采购法》构成挑战。
不过，中央财经大学徐焕东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政府采购法》主要适用于非企业的政府机构，国家电力部门应该没有纳入这一法律体系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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