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谈中国芯:标准化应成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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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已在人生的前半部分完成诸多辉煌: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130年来同时获得理、工、商三科学位的第一人;他和团队研发出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一号”芯片,终结了“中国无芯”的历史;2005年,中星微电子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2009年,他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眼下,他正在做下半辈子的另一件大事: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推广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数字音视频编解码国家标准。将来以该标准实现联网的摄像头,有可能实现以下功能:在某个飞机场,一个黑衣人凌晨时分留下某个疑似爆炸物,一旦超过一分钟或两分钟,就会自动报警。
作为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说,标准化应当成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只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技术标准体系,才能够引导、配置各类市场资源,共同完成国家任务。同时,还可把国家标准逐步上升到国际标准,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
“4G手机基本是国外芯片” 记者: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你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邓中翰:我今年的建议是,《发挥标准化集聚作用,实现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关于我们国家科技和集成电路产业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产业和科技,都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主要是建议通过制定国家标准这样一种战略来创造和规划新兴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地配置市场资源,进而在一些国家核心技术领域里面实现跨越发展。
记者:你提到国家科技和集成电路产业,到底是怎样的形势和变化,促使你做这样的建议呢?
邓中翰:我国每年进口芯片达到两千多亿美元,超过石油的进口额。我国表面上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可以想见,如果富士康们搬离中国大陆,这部分市场也将随之失去。尽管我国这几年来对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很大,但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在拉大。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记者: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邓中翰:比如手机,国内自己技术可能就占大概20%。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做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老的手机出口到相对比较低端的国外市场。但目前4G芯片,国内没有任何厂家能做,都是国外厂家,后来上的4G手机基本上也是国外的芯片。
记者:那你认为这类核心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怎样推进发展呢?
邓中翰:很多领导、专家都谈过“两张皮”问题,即经济与科技相脱节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果没有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年均增长达到20%,但是突破性原创性的成果不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20%,我国的高技术产品主要依赖国外。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优秀的自主创新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应用。
我想,一个国家在长期大量投入一些关键领域而不能取得突破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个思维,换个角度。这正好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市场作为决定性因素来配置资源这方面,也就是不要再从计划、从指南、从国家纯粹投入的角度,而是从市场、从另一个角度,就是需求角度。
市场是两个无形的手,一个供,一个需。人才、技术都是属于生产要素,属于供,但需求这块很大潜力我们国家没有挖掘。我国企业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劣势,很难与国外巨头竞争。我们的机会,更有可能在新兴的内需市场。因此,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创造“跨越式”的新需求,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记者: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邓中翰:比如,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都与当时推行自主国家标准、创造出巨大市场需求息息相关。推广第二代身份证,采用自主IC卡国家标准,涌现出一批优秀集成电路企业,相关技术也被其他一些领域,如银行卡、社保卡、手机SIM卡等所采用;在移动通信领域,推广TD-SCDMA国家标准,直接促使展讯通讯等集成电路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崭露头角。
因此,建议在关系国防建设、国家安全等不受WTO规则限制,且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培养和形成国家层面的技术和标准体系,制定并公布推广应用相关国家标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引导和配置市场资源、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借标准带动应用、以应用催生市场、从市场创造需求,最终实现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2009年,公安部、工信部与中星微电子开始联合为我国天网工程制订SVAC国家标准,为此我们投入资金超过7亿元。为什么愿意投这么多钱去做,一是安全监控所要求的目标、识别和图像数据智能化处理,以及各个方面都是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我们非常有兴趣投入。2011年,SVAC国家标准颁布,在山西、河北、广东等地做了几十个试点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数据显示,2012年该市场规模已达到3000亿元,而且有望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带动了七八家企业迅速发展。
“制定出被国际认可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 记者:今年以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先后成立。从国家安全治理角度,请问你对此如何解读?
邓中翰: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建设有十多年了,以往一般是由一位政治局常委分管,这次是三位常委,可见重视程度。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过硬的技术,我认为这是抓住了根本,表明了习总书记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
任何事情有矛也有盾,“矛”往往是由社会、国际关系等因素造成的,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必须要有精“盾”,要有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办法,习总书记说的过硬技术就是“盾”。之前很多信息泄密,正是因为很多产品的标准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在当前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下,研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就是保障信息安全的盾牌;而制定出被国际认可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让他国的产品使用我国制定出的标准,便可铸就长矛,在全球拥有话语权。
记者:这种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应该在哪些领域中首先设计?
邓中翰:首先应当是国防系统,在该系统中应当避免使用任何外国进口芯片。我们只能通过军标、通过国标来形成强有力的系统。另外,包括像政府的办公,包括一些稳健的加解密、指纹识别、认证这些都是一些新兴的系统,这些系统跟二代身份证一样,都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应当将信息网络的基础建设作为一个抓手,形成国家技术标准体系。只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技术标准体系,才能够引导、配置各类市场资源,共同完成国家任务。而这种标准化的办法,应当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战略。同时,还可把我们的国家标准逐步上升到国际标准,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同时完成信息产业与信息安全的升级和转型发展。
记者:你认为这种升级和赶超、国际话语权的争权,有没有一个路线图?
邓中翰:过去十年,我们应该说在芯片设计和制造、一些核心技术领域里,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行列靠后一点。在未来十年,如果有重大的举措,比如增加投入,最近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规划纲要,我们希望能够早日推出来。
另外,如果把这些资源、人力和精力,通过国家标准集中到一些新兴领域上,从而在中国形成最大的产业集中群,提到领先位置。这些企业不断挣钱、投入,形成良性循环。未来,我们希望到2030年时,集成电路能够在全球处在最先进的行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