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国技术不是美国的敌人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咨询公司RiceHadleyGates创始人安贾·曼纽尔(Anja Manuel)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文称，中国技术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有理由担忧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但如果切断太多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更受伤的其实是美国的企业。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最近，我在北京参观了一系列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那里，我看到了让我立刻联想到硅谷的一幕：20多岁的中国研究人员戴着时髦的眼镜，坐在一排又一排的开放式台面旁，戴着耳机，埋头努力工作。他们的研究项目多种多样，从像支持人工智能的共享单车摩拜这样的应用程序或者在线教育门户网站VIPKid，到那些可能会引起美国政府担忧的项目，比如Face ++，它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面部识别软件。它可以用来对照片进行分类，中国的安全部门也在采用。

在多年来一直对中国通过“举国之力”来迎头赶上和主导关键技术领域的努力抱有天真的理解以后，美国政府最近似乎被一夜惊醒。先是奥巴马政府就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取得的进步发出警报，而后五角大楼的硅谷哨站呼吁警惕中国在美国的科技投资活动，如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开始持续不断地放出反华的声音。

除了特朗普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掀起的贸易战以外，美国还在其它方面实施打击。美国国会议员提议全面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该委员会是一个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资产的交易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的政府机构。国会提出的法案会扩大待审查交易的范围，将所有涉及外国投资者的所谓“关键技术”(迄今尚未明确定义)和非公开技术信息纳入审查范围。在法律还没有做出任何变更，CFIUS就在2017年阻止或劝阻了大约20宗中国交易。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调查华为与50多所美国大学的合作关系，政府也在探索对中国科技研究人员实施全面的签证限制。投资数据已经相应发生变化：2017年，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了35%，而中国在美国的并购交易同比减少了90%。

然而，美国政府是在解决正确的问题吗?美国现在面临着切断太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技术合作的风险，这对美国的利益的损害要大于中国的利益。政府的目标应该是保护一些关键技术，严厉打击中国的非法行为，而不是广泛地切断技术合作。

合作的好处

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虽然硅谷在社交网络等纯数字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机器人技术、无人机和其它侧重硬件的技术方面的创新需要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在这方面，中国深圳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正如记者马特·希恩(Matt Sheehan)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投资，往往能够让美国的初创公司接触到这个快速发展且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正如一位美国企业家所说，在深圳一个星期的制成品设计工作，在美国要四周才能完成，因为当地修补改进物理设计要快速得多。

谷歌和微软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实体。最近，它们都因为在中国开设研究机构而受到福克斯新闻和其他媒体的批评，因为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它们的中国研究人员所做出的一些创新成果将会“泄露”给中国政府。这确实有可能发生，这些公司应该对员工实施严格的控制，并投资提升网络安全系统，以便防范这种情况发生。但严格限制这种合作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不能共事，谷歌在欧洲也有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团队，美国政府并不能阻止他们与中国的同事共事。

另一方面，像百度和蔚来汽车(NIO)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都很乐意在硅谷设立研究中心，该类做法让美国经济在获取洞见和就业两方面都能从中受益。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这种合作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分析师保罗·特里奥罗(Paul Triolo)所指出的那样，即将到来的5G电信网络的建设，将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供应链上做出贡献，而限制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在5G这样的领域中“单干”也意味着世界将会采用其他国家地区(可能是中国或欧盟)的治理标准，这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姗姗来迟的安全保护努力都是不利的。

最后，长期的创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公司参与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一位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高管最近告诉我，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让它们能够接触到中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领域的项目，从而使得美国产品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市场的变化。巴尔干化可能会强化中国人自力更生的欲望，从而导致美国企业效率低下，成本上升，创新减少。他补充说，为了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出口管制审查的增多，美国企业将不得不在繁琐的合规性程序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可以得到更好的使用，比如用于研发。

我访问的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完美地展示了互通性的问题——以及好处。它的创始人是位台湾人，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与美国和中国都有着深厚的联系。许多美国投资者都参与了他的基金。他们孵化的技术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让我们所有人能够更容易地在城市里分享自行车或者教育我们的孩子。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都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太空竞赛”大书特写。但这种冷战类比并不恰当。就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而言，并没有两个明确界定的、代表国家“队”针锋相对的国家“集团”。”相反，一个由互通的高校、研究人员、供应链和资本流动组成的网络采用来自美国和韩国的一流微芯片，将它们嵌入在来自中国的上等硬件，并让往往不在母国工作的各国人工智能研究者在开源平台上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供所有人查阅。

面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隐忧，美国政府官员有理由果敢地制止该类行为。然而，如果不清楚它们正在解决的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会矫枉过正，扼杀良性技术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负担。

如果美国政府是担心非法向中国政府和军方转移技术的行为，那么它的监管可能会变得既狭窄，又广泛。监管变得更狭窄体现在，美国可以仔细审视寻求获得有助于中国军方的美国技术的中国投资活动(而不是阻止所有的中国投资)，并仔细审查中国学生以确保他们不是情报人员，而不是断然阻碍所有的中国优秀学生在这里学习。事实上，美国可以通过向最有前途的毕业生发放H-1B签证来鼓励他们留下来，从而将中国的这种资源为己所用。监管变得更广泛则体现在，欧洲国家、日本和韩国也担心中国可能的技术重商主义和盗窃行为，因而美国可以领导一个统一的阵线来打击该类行为。

树立一堵墙来留住美国的技术，将别人完全挡在外面，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美国不该那么激进，而是应当只是给原本良性的国际科技创新网络剪断少数的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