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电子制造实力解读：华为联发科英特尔为何逃离与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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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ic电子网讯：深圳给人的印象，第一是经济特区外，第二则一定是及其强大的电子产品世界了。伴随着好与坏的名声，电子产品成为了深圳的一个标签。小编汇总了一些关于深圳电子领域的深度解读文章，涉及到英特尔、联发科与华为科技等电子领域厂商。他们有的从中获得巨大机会，有的则在困境中迷茫，甚至筹谋逃离深圳。这又是为什么呢？
英特尔去年为何“选择”了深圳？
除去与PC业务相关的新闻，英特尔去年还是了一些让业界刮眼相看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在罗马的Maker Faire发布为创客打造的伽利略开发板、在旧金山举行开发者大会对外展示了自家可穿戴设备芯片Quark（今年CES展示的是“Edision”），还有就是公司部分高层接二连三地拜访深圳工厂。
之前笔者对上述最后一件事情是比较不理解的，经过这两天的intel小型媒体见面交流会后，找到了一些答案。
自2011年以来，消费型PC业务出现了负增长，我们也陆续看到一些大厂宣布要退出PC业务，其中包括最近媒体所关注的索尼。虽然今年的负增长有所回暖，但是在移动设备的冲击下，要由负变正也是不太现实的。换句话说，现有PC业务的盘子虽然依然很大，但是未来并不能排除被颠覆的可能，这可能会对整个整个产业链造成冲击，其中自然包括两大PC芯片巨头英特尔和AMD。
所以说，这两家巨头固然要在移动领域挖掘自己的新市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事实上他们的确在这方面努力，各自和联合一些著名厂商推出了基于自家芯片的手机、平板。相对来说能打入大家眼里的，应该是基于英特尔芯片的Surface系列平板。
虽然微软的Surface已经打入到消费者的眼里，但是它的市场份额比起Android平板、iPad的话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英特尔他们也必须努力探索另一条路子，这也是他们为何“选择”了深圳的重要原因。
众多周知，深圳是一个以制造而闻名于电子世界的地方，整个制造产业链也比较完善。曾经有一位方案商朋友告诉笔者，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在三个月之内把一个可实施的概念变成商品，这比“台系制造”的正常周期要短两个月左右。不管是从产品决策还是开发，这种速度给他们的高层带来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这种很高的灵活度，加上产业之间的紧密配合，以山寨手机、山寨平板和其他领域的产业链也随着时间的积累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地步。在这些产业当中，山寨平板有机会成为英特尔移动设备增长的良好切入点。深问其原因，跟我们媒体沟通的Larry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在国内，手机格局已经形成，而平板这个行业的格局还在形成中。
在Android平板之中，虽然它们的出货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像iPad一样的品牌。它们可能是倾向于走渠道的无差异化“公版公模”，也可能是来自于像三星这样的大厂作品。虽然英特尔这边也在努力地跟这些Android阵营的大厂合作，但是要他们短时间内放弃其他芯片厂商的合作是有难度的。相比之下，跟这些做低端平板的厂商合作，反而存在很好的机会。
自去年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外贸需求萎缩，很多活下来的平板方案商、OEM厂商都思考着转型的问题，其中打造个人品牌就是其中一个出路。它们也许在很多国内消费者的眼中质量并不怎么好，但是出货量其实已经突破一亿，其中70%到80%是走海外渠道的。英特尔的策略就是挑选一些有品牌觉悟的ODM、OEM厂商，帮助他们实现突破，也好让自家的移动市场份额再添一条“自下而上、从底端迈向高端”的增长方式。
具体的做法就是，他们借鉴了Turnkey模式，为平板产业带来了低成本的芯片平台，还有基础硬件参考设计，降低了整个产业的门槛。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为此专门设立了技术支持团队，还有销售团队。他们表示，甚至会为一些合作伙伴动用自家的销售渠道资源，帮他们卖产品。
在这场合作里面，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改造低端平板的操盘手？英特尔表示，这些“变革”都是产业的内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属于促进这场变化的积极外因，双方也在努力探索更好的双赢式合作。
话说回来，接待我们媒体的发言人也十分坦诚地指出，英特尔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首先他们来得相对要晚一些，ARM架构芯片的厂家很早就驻扎这个领域，他们需要虚心向对手学习；其次就是就算自家的“材料”很好，最后的菜式水平如何，还得看“厨师”的功夫；还有一点就是平板行业跟PC产业还是存在差别，他们对参考设计的依赖度很高，分工更细，更讲究横向合作。在PC业务上，以前他们并不需要关心周边的配件问题，现在有时候也需要考虑进去。
总而言之，英特尔“选择”了深圳，更多的是相中了这个正在变革的平板行业，借助他们来带动自家的移动设备芯片的增长。不管是对深圳制造，还是英特尔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实笔者早些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酝酿变革的深圳制造》，其中一个观念就是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如果能有越来越多技术雄厚的巨头愿意介入其中，对于深圳制造来说是有好处的。
揭秘华为为何要逃离深圳？
今年以来，关于华为部分部门外迁的消息不时见诸于网上，相关的讨论也持续不断。那么华为到底是哪些部门可能会外迁呢？华为的这些“溢出”给龙岗乃至深圳的产业升级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网上传言：总部只留后勤部门
“最近华为内部很多人在议论，华为在坂田的总部只留下行政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其他的大部分都要搬到东莞松山湖去。”日前，龙岗有人士透露说。
今年7月《华为要搬到东莞了》的帖子在网上引发热议。记者也于8月以《网帖“华为渐进式撤离深圳”再引关注，华为科技城能否保住“科技味”？》为题作了相关报道。记者日前上网查阅，发现该帖自7月以来持续有人跟帖至今，页面数已达35页。
“除了核心业务（财务，人力等）外，其他的都要搬东莞，包括研发。但搬迁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搬就都搬走的，那边的园区还没建好。”发表时间为12月9日的一个帖子这样写道。
此前一个正式的说法是，迁往松山湖的是华为的终端总部基地。不少龙岗区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华为不可能把总部全部迁走，毕竟目前不少华为员工的家属都在深圳，也住得很习惯，“想一下子全部迁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尽管如此，有华为员工表示，按以往经验，很多内部讨论的事情最后都成为了现实，以此来推断，估计这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为此，笔者联系了华为集团负责媒体联系的人士。华为方面的答复是：“公司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或决议，传言并不属实。”
华为溢出：“北上”还是“东进”？
此前，笔者曾就“华为外迁对龙岗有何影响”的话题和龙岗相关政府人士交流过，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态度是：“华为有部门外迁是很正常的，只要留住总部就好了。”
“华为的有些需求深圳确实无能为力了，比如说像别的城市给他的以平方公里计的廉价土地；有些深圳近期内很难迅速改变提高以满足华为的要求，比如说像北京、西安、成都这样大量低成本的优质工程师，比如说比成都、西安还要低的房价。”深圳的区域经济学者金心异曾这样表示。
目前华为已经成长为一全球跨国性企业，目前华为不但国内的上海、南京等地设有分支，在全球不少国家都有相关的分支机构，因此华为走出深圳、跨区域发展不但是趋势，而且也已是现实。那么，在华为总部仍留在深圳，其他重要部门陆续迁出对龙岗、深圳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相关的调研工作。”龙岗区国税部门的一位人士表示，华为的一些部门，如终端总部迁出深圳对龙岗、深圳的税收肯定会产生影响，至于影响会有多大，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下面的分公司具备了定价、销售等权限，相关发票也从分公司开出，那么税收大部分将会落在当地。”有关人士表示，具体情况还要看华为如何安排。
除了税收的影响，华为一些重要部门的迁出无论是对迁出地（龙岗），还是迁入地（如东莞）的产业升级也将会发生影响。一位易观国际电信分析师认为，华为一些部门选择“北上”迁至东莞，会陆续吸引相应的配套厂商前来，这对当地经济都是个不小的推动。
近年来，龙岗也曾提出利用正在建设的坂李大道，将华为所在的片区和布吉、南湾等片区连接起来形成连片的高科技产业带，打通华为产业“东进”增强华为对东部地区的辐射战略通道，而有媒体报道，深圳也希望已经开工的坂银通道工程也将使华为片区与福田中心区的无缝对接，甚至将形成深圳科技CBD的雏形。“目前坂李大道和坂银通道工程都在建设之中，而如网帖所说的那样，如果华为的一些重要部门真的也在陆续迁出深圳‘北上’的话，那华为的‘东进’将会受到‘北上’的影响？”有人士表示。
龙岗难题：如何与华为同行？
1998年，华为在坂田片区圈下1.3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总部基地，准备将总部从南山迁至于此。那时坂田尚在布吉辖区内，偏安于深圳关外，“荒地”一望无际，那时的华为也远不如现在这般赫赫有名。如今，15年过去了，华为已经成为了一家世界级跨国企业，目光早已遍及全球，其在坂田的总部每年都会接待众多来自国内外的客户，而坂田片区虽然名称改为了“街道”，但仍以城中村握手楼和传统工业厂房为主，处于半城半乡状态——在华为快速成长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的同时，它所在的城市片区却并没有成为国际化城区，多年来停滞不前，只是重复着“握手楼”和“盒子厂房”，甚至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没有文体中心甚至连餐饮配套都缺乏的城区。
“目前华为还在快速发展，正在进入云计算等其他新兴行业，同时在全国进行扩张、布局。因此，我们要学会和超级企业同行，否则我们不能跟上其超常规发展步伐，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龙岗区曾有负责人这样表示。
近年来，龙岗提出打造华为科技城，以此带动华为所在片区的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可以视为“与超级企业同行”的战略。但记者也注意到，数年下来，就在华为仍在快速拓展新业务的同时，华为科技城建设步履维艰——华为在快马加鞭地发展，而其所在坂田片区则是进展缓慢。
深圳知名网络人士金心异曾着网帖表示，华为跨区域发展是必然的，深圳的要做的是学会如何让创业成功并已做成的企业，能够继续在深圳获得更大的发展？如何让做大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需要整合全球资源的企业，能够继续对深圳有所依赖？深圳如何提升自己的全球商务运筹环境和服务水平，包括政府效率和法治水平，包括整体外语能力和生活环境，各方各面，如何让那些不看重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但看重城市的全球商务环境的企业，能够对深圳满意并产生依赖感？“深圳不但应该有最好的创业环境，也应该有国内最好的全球商务环境。”
但近年来的实践似乎表明，华为片区的城区环境、商务环境的营造并无大的进步。“华为周边的环境问题、配套问题、交通问题、地铁规划问题等都反映了长期以来政府的服务尚不到位，虽然龙岗区和深圳都提出要重点服务华为，但实际上受制于部门体制等诸多原因，很多诉求领导也很重视，但解决起来总是困难重重。”有关人士表示。
联发科模式不再：深圳山寨电子历史重演
笔者在《深圳硬件方案商的致命伤：赊账运作》这篇文章里面举了一个“赊账供货，客户跑路”的例子，于是随后找了一位经历了这样事情的朋友聊了几句。
在这次方案商大倒闭潮里面，他因为客户跑路直接损失300多万。除非这些客户将来会重新回归这个行业，不然的话真的是石沉大海。在问及为何要以赊账的方式进行操作，他给出了两个主要理由：
首先在硬件方案这个行业，供远远大于求。一来是做方案的门槛越来越低，市场竞争激烈，二来海外市场需求萎缩加上国内经济不景气，整个产业需求大概减少了30%左右。
其次是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借鉴互联网模式进行探索：互联网公司通过烧钱来买用户，进而拿到市场份额，整个硬件厂商也在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价格也越来越低。而这些厂商会把部分减少的利润转移到产业链上，比如硬件元器件、方案商等。
在这种环境下，硬件方案上为了争取更多的单子，很多逼着自己以赊账的方式进行操作，他也不例外。
在问及这笔丢失的资金是否给他以及公司带来很大影响的时候，他却非常淡定的说：“我还好吧，公司也调整得比较快。”其实他原本是一个互联网老兵，早已习惯这种模式。此外，07年的山寨手机崩盘风波他也经历过，所以能够比较坦然去面对这笔损失。
08年以前，笔者是做山寨手机的，很多方案商也是通过赊账的方式来赢取订单，后来整个产业奔溃了，客户跑路，倒闭不少。而笔者也亏了很多钱，把很多库存里面的产品和原材料亏本卖出去。而现在只是历史在重演，而这次的阵地是山寨平板。
其实跟很多有想法的方案商一样，早已嗅这场危机的到来，于是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开始着手公司的转型，做自家的品牌。只是公司运作需要很多资金，想趁着剩下的时间再捞一把。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场风波来得比他所想象的要快，自己难免被卷入其中。
整个消费类电子的市场是这样：市场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壮大，跟抛物线产不多，技术一旦非常成熟，市场需求机会萎缩。不同的是，消费电子的周期在不断缩短。山寨手机是6年左右，而山寨平板只用了5年，基于下一代技术的产业会更短。
“美国没有方案公司，韩国以前有，后来也没了。”他认为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产业密度会越来越高，很多中间环节都要被去掉。对于方案公司的看法，他认为更多是为满足山寨产业而存在的，最后会被芯片公司合并，或者有研发团队的品牌公司取而代之。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虽然这次的交流时间非常有限，但是笔者依然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方案公司像朋友一样所有觉醒，让更多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品牌。
深圳硬件方案商的致命伤：赊账运作
“过去的一年里，深圳硬件方案商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方案商老板的回答是：倒闭或者转型。
联发科早些年之所以能够在山寨手机产业那么火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Turnkey方案。浅白的说，就是芯片厂商为了绑定更多的业务，把整个开发门槛变得很多，就算资历不深的工程师也可以按照他们提供的设计方案和SDK稍微进行修改和调整，产品就可以推向厂家或者市场。后来越来越多的上游芯片厂商也开始模仿这个套路，使得硬件方案商的入行成本越来越低。
“在Turnkey方案的帮助下，100人可以开一个方案公司，3个人也可以开方案公司。因为这个方案已经做了90%的工作，公司只要请人按着芯片厂商所提供的设计图画画电路图，采购一下所需要的硬件元器件，再调整一下接口，就差不多了。”
在开发门槛降低的同时，也使得硬件方案商这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缺乏技术累积。在这种情况下，方案商开始打价格战。遇到厂家压价的话，他们甚至会在硬件元器件上做一些手脚，比如说对原厂方案进行精简，偷工减料。
当价格战还不能赢得业务的时候，一些硬件方案商开始铤而走险：以赊账的方式向厂家提供半成品，比如说平板的主板。其实这等于把公司的半只脚送进了鬼门关。举个例子来说，山寨平板主板的成本需要一百多，而它的毛利润只不过是几块钱而已。如果方案商愿意以赊账的方式出货一万件，其需要垫付三百多万的成本才有可能换取几万块的利润。
问题刚好出在这里。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电子外贸需求下降等原因，很多厂家资金资金断裂，最后选择了跑路。这现象直接波及到以赊账方式供货给厂家的方案商。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因此而承受300多万的损失，血本无归。“很多厂家其实场地是租回来的，工人是请回来的，直接跑路也没有多大的资产负担。另外，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受不住巨大的资金流诱惑，也在这个时段选择跑路。
很多资金有限的方案商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能直接让公司关门。而活下来的方案商还有从未走赊账路线的同行，部分开始走向转型的路线。以前他们的产业链是：方案商-工厂-国际品牌，现在很多人开始建立外贸团队，直接跟国际品牌商谈业务，而原来的厂家不再是他们的订单客户，而是变为纯粹加工厂。少部分还会建立国内市场团队，努力争取来一些国有品牌的单子。
对于以互联网方式来做自家品牌的探索，朋友表示这是一个很好机会，不过非常考验老板的魄力。目前愿意试探这条路子的人也不是很多，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低技术含量同质化产品的恶性竞争，倒闭很正常，谁干的最早谁赚的钱就越多，碰到这种大风大浪就能挺住，看人家赚钱眼红后入市的除非业务能力超强，否则死路一条，跟你炒股票一个道理，见低买，见高卖，但又有几个人可以这么理智呢？”
深圳“中国制造” 一场流水宴席
近年来，工业领域最具革命性、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很可能是手机从“通讯工具”向“移动终端”的过渡。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能手机，达到10亿部。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造”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造”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的利润出奇的微薄。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制造”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造”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但业内都明白，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造”一样的尴尬， “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芯片方案”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造”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但对“芯片方案”供应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造”，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
“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李俊透露，以一款在非洲销售的“入门级”低端智能机为例，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由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至40%的毛利，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元。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企业同样有着“芯片之痛”。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以高端路由器为例，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也就是说，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
除芯片外，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稳定。”刘伟强无奈地说，在整个产业链中，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
追赶不易
李俊和刘伟强的“痛苦”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固化。目前，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入1990年代，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造环节全部剥离，专注于设计和研发，又用专利来构建技术壁垒，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
就在笔者采访这几天，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在李俊看来，高通这家公司“很牛”，“他们卖芯片，还卖所谓专利”。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中国的“芯片方案”供应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买费用外，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到6%的专利授权费。比如，一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
目前，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所谓“中华酷联”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户，其采购量占据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以上。
为何芯片是“中国制造”的痛？李俊认为，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基础”。李俊说，所谓“芯片”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第三步是封装。
在设计环节，其“硬性门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在关键的晶元生产环节，在大陆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因为晶元工厂的要求高，投资大，民营资本不敢投，也投不起，而国有大企业有钱，却不愿投。
“有些东西都可以复制、模仿，甚至可以抄，但精密加工一定模仿不来。”李俊说，除了晶元件的生产之外，最后的封装环节看起来很简单，但同样在国内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工厂。手机芯片领域的“短板”充分说明，不少行业的“中国制造”，其实既无基础研发，也无精密加工，基本上就是粗加工和组装。
精密加工的“软肋”是普遍现象。此前，笔者曾走访过珠三角一家移动硬盘生产企业，其出货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一块移动硬盘被拆开后，其实就是一块扁平的电路板，但是上面有近百个细微的元部件，而移动硬盘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械手把近百个元部件，按设计的位置精确地贴到面积不到3平方厘米的电路板上。误差必须尽可能小，才能保持存储功能的稳定。
“德国人用的移动硬盘可能都是中国造，但用的却是德国造的机械手。”该企业的人士透露，机械手“贴片机”的技术核心是精度，国内的机器不好用，客户那里过不了关。因此，老板花了血本，所有生产线只采购德国设备。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到产业技术或业态发生变革的节点，“后来者”就有了超越“领先者”的机会。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人曾效法美国，却后来居上。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目前，手机行业的变革大趋势是“手提电话”逐步变为“移动终端”，即消费者手中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炫，最后成为了一台娱乐工具；另外，笔记本电脑也开始向平板电脑过渡，其本质上也在“移动终端化”。这个所有随身的电子消费品都变成“移动终端”的过程，对产业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芯片必须更强大，以驱动更多功能；二是屏幕必须更灵敏，以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在芯片领域，“中国制造”追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屏幕环节，“中国制造”竟已被韩国超越。“高端手机的面板，基本上都会从日本人和韩国人那里买。”李俊认为，国内尽管也有很多面板企业，但做出来的屏幕在分辨率和灵敏度上很差，只能在低端机上使用。
“中国优势”
不过，“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一直以来，通宵达旦的廉价工程师、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以及广深公路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中国制造”强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30），其中70%出口。出口的方式是，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销往欧美、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
“200元人民币就能买智能机，能用Wi-Fi，能听音乐，在第三世界卖得很好。”李俊说，“中国制造”除了便宜，还有就是生产的速度快、效率高，正好适应手机行业更新换代极快的特征。说这话时，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师，要求是“能够加班”。
按照笔者的调查，珠三角的手机主板组装工厂中，工人的月薪约为2000元至3500元，而新毕业大学生作为“初级工程师”的起步月薪仅为4000，成为熟手后，月薪会涨到1万以上。
2008年之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工程师5年之内即可轻松在深圳市区买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公寓。并不一定要家里背景“硬”才能赚大钱，这是“中国制造”曾经带给他们的积极人生观。但事情已经起了变化，2008年后深圳市区的房价上涨了2至4倍，但工程师的工资并没涨，“入门级”工程师薪水仍是每月4000。
不论是对员工还是企业所有者来说，赚钱已是历史。
2006年和2007年是行业的巅峰时期，深圳手机行业几乎是暴利，出口和内销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供给却相对较少。“芯片方案”供应商卖一个主板的利润有30%至50%，老板们开着百万豪车四处看楼，一口气可以买下20套豪宅。
但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不到3年，深圳的“芯片方案”供应商就从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样。因为芯片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对于进入者来说，组装环节可以外包给东莞的工厂来做，只要能凑一笔钱，租间办公室，雇几个工程师，第二天就可以出货。这种恶性竞争，迅速抵消了规模和低成本优势，让利润迅速收窄。
目前，深圳很多手机“芯片方案”供应商的利润已从30%下降为5%以下，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几位受访的企业家都向笔者表示，差不多从2009年开始，内地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业大有和珠三角制造业“抢工人”的趋势。很多时候，内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给农民工开出3000元的月薪，而东莞的工厂只有2000元。
事实上，“抢工人”的情况反映的是“中国制造”的另一个危机。工程建筑业能够支持“高薪”很大程度来自于金融体系对“铁公基”的政策倾斜，简而言之，就是基建项目融资通过银行的融资成本极低，低利率客观上为“铁公基”增加建筑工人的工资提供了空间。但在制造业却刚好相反，利润一直在下降，当然工资没有上涨的可能。
“勤快的、体力好的，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县里修公路去了，留在厂里的都是染着黄头发的‘90后’。”另外一位深圳的制造业企业主曾对笔者这样抱怨。
“现在能赚一点就赚一点，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都已经投下去，没人接盘，怎么办？”刘伟强说，不论是手机，还是路由器，这些行业都今不如昔。
“中国制造”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当青春消逝，还能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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