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富士康帝国北去下的家长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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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40万人的富士康厂区正在逐渐削减到10万~15万。这个代工帝国几年里向东、向北迅速扩张的气势，正如它当年落户深圳时一样，“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而深圳市及厂区周围的居民们，或将面临转型之痛
“这么大的厂子，还能没了，又不是地瓜，说刨就给刨了。”一个精瘦的小伙子叼着烟嘴说。
7月11日，一个日光猛烈的星期天，这个小伙子跟一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坐在街口的草地上。路边，竖着一块石碑，粗砂砾石，刻着三个猩红的大字：富士康。
眼前，那块贴着一层一层招工启事的告示牌，指向路的尽头。100米长的水泥路尽头连着另一条路。那里是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也有人说是座城。
招聘冻结了
“富士康”石碑处，此前一直是个招工点，原本总是人潮涌动。不久前，当各路记者来采访连环跳楼事件时，还能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在此守候，他们被黄色的隔离带分开，面无表情，如同待价而沽的商品。
如今，只剩下斑秃的草地。
28岁的小伙子刘峰是湖北人，去年来这里打工，逐渐适应了此地的节奏，他对搬迁一事所知不多，“刚谈了女朋友，这不是给我添乱嘛。”他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都好说啦。”
对这些年轻的外省人而言，搬迁的影响远不及此前的跳楼来得强烈，“那时来了多少记者！围着你拉着你说话，而现在呢？”在他看来，事情的大小，在于记者出现的频率。“记者没来几个，事情不会坏到哪里”。
两个月前，这里就开始冷清。普工招聘冻结了。
对此最有感受的，是南门外周边小店的老板。此前这里最好卖的是矿泉水和面包，卖给那些长途跋涉来此排队应聘的年轻人。现在消停了，小店最畅销的商品变成了报纸，2元一份的都市报，一天能卖出去三四份，周末会多些，都是来草地发呆聊天谈恋爱的工人买去铺在地上。
原本小店周围还有些卖鸡蛋灌饼的流动摊子，或者卖煮熟的玉米棒子，据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几百个饼子和棒子不在话下。
也有不明就里的人过来，听说不招工了，有些失落。32岁的赵威就是如此，他打算来富士康闯一闯，“都说这里赚钱多，只要肯出力”。现在计划被打破，还没想好下一步，此刻就坐在草地上，拨弄着一把粉红色的雨伞，那是下火车后买的。
7月5日晚，郭台铭来到这里，在那座庞大的餐厅里，他“一改以前的严肃面孔，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温情但不失威严”地说，“富士康的外迁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公司对外迁的员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补贴。”
富士康新闻人发言人刘坤对此的补充是：“富士康部分事业部确实在向成都等地搬迁，但并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鸿海公开数据显示，仅今年一季度，鸿海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359亿美金，涉及11个工厂项目，其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也包括中山、烟台、淮安、重庆等，暂时未披露投资河南的具体金额。
富士康大陆地区商务长李金明说，未来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减至15万。
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如今在全国分成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的先后形成，展示着郭台铭商业帝国的蓝图。
1988年，帝国在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首先形成华南片区；1992年，在以昆山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形成华东片区；90年代末期，则在以烟台为核心的环勃海城市，形成第三片区。
最近十年，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第四片区也渐成规模。
如今甚嚣尘上的搬迁事件，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过是继续完善后三个片区而已。
有专家说，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后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
余晖的味道
搬迁的复杂性，落实在具体的人，是难以一言蔽之的，有些在此工作三五年的人，已经娶妻生子，打算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好好生活，他们的孩子还尚在襁褓，如今厂子要走，他们很难一走了之，但是留在这座城市，未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
在龙华，富士康工厂的周围，有很多大型卖场和超市，周末时，年轻的工人会带着孩子来购物。一位超市营业员笑着说，估计没有哪座卖场会像这里，有这么多年轻的父母，这么多几个月大的婴儿。
多年的发展，让龙华镇和富士康彼此寄生，如今俨然生长成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城。吴晓勤今年23岁，是一个8个月男孩的母亲，她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算是把青春献给了这里，她的爱人是附近的本地青年。
在朋友看来，她算是命好的。如果一切不变，就在这个庞大的工厂之城里养家糊口也挺好。但现在，如果厂子搬迁，她需要重新打算了。
在网上，有网友问：“都说富士康的搬走，是一场城市内部的产业升级，果真如此，这些步入中年的产业工人，如何自我升级呢？”
因为富士康的搬迁，23岁的吴晓勤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中年。
有人跟她说，代工业在深圳已是夕阳产业，最终都会被淘汰，她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余晖的味道。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系统已经给员工们发邮件，号召川渝的员工申请回成都，但响应的人不多。
一些人开始跳槽。如今的龙华和观澜，涌动着莫名的躁动。
富士康一位刚跳槽的课长对媒体说，公司号召他去成都，安家费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俩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关口，举家迁徙并不容易，为了留在深圳，他选择跳槽到华为。
陈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习惯了，你让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说，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郑州，这一点都没让陈江民兴奋，郑州又怎么样，回老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这样的距离，最是尴尬了。
他的几位同事，也已经跳槽到华为。陈江民有时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留在深圳的念头就更加明确，“大城市机会多，儿子得有出息”。
而对于潮州人胡启周来说，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尘暴，就脑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员工迁往河北廊坊，公司为鼓励大家外迁，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但要一年后才发放。一位员工告诉媒体，他所在的部门，“已从8万人降到1.5万人”。
在过去两年里，陆续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烟台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厂区不断在扩容。已经证实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机业务将搬至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将搬至重庆。
观澜厂区的厂子里随处可见被打包的机器，用巨大的木箱装着，有些很快会被拉走，有些则暂时搁置，堆在厂区角落。
整个转移的时间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没有完整透露，这不免引人猜测，也让一些工人焦虑不已。
“先安心工作，该搬的时候就搬。”龙华厂区G区办公室一位员工说，“此前员工对外传递了搬迁的去向，公司高层在内部发文彻查谁泄露了机密，表示要严惩，现在有什么动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员工透露。”
东环二路往龙华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馆，以川菜馆居多。老板说，很多人来此吃散伙饭，一拨一拨的。
连接厂区和外界的富士康专线小巴995线路，此前一个上午就能跑四五趟，总是人满为患，售票员说每天千把元的进账都是小把戏。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初还特意增加至30辆，却没想到，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后，就看到报纸上不断说厂子要搬迁了。
另一班车，从罗湖汽车站开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车，也是富士康员工来往于工厂与城市的摆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总是拥挤不堪，在车厢的中段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那些带着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摆放行李，他们就是坐这趟车来到富士康，而现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业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此前的繁忙季节，这班车的服务时间甚至延长至凌晨4时。
而在龙华，连接厂区和宿舍区的巴士，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繁忙。
有人走，有人来
其实，富士康的搬迁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被过多关注。当今年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这些低调的转移才被大张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与跳楼事件有关，与加薪有关。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富士康自己的逻辑故事。
按照规划，富士康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2008年的某期《21世纪商业评论》曾分析说，深圳制造的软肋很明显。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 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
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现在手机产能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确缓解了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 元。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押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
在网上，有人还很乐观，说：“富士康走了，有可能伟创力会来，怕什么呀。”“来来走走，常规而己。”
伟创力是目前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已经在中国拥有25个厂区，它们大多选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伟创力的内迁之旅也在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地据说是江西，而不是龙华。
有人担心富士康的北迁会对深圳周边的房价产生影响。实际上，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多年的发展，让富士康与深圳这座城市变得纠缠不清。
上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在台湾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电子企业，做的只是电脑连接件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产品。
1997年，在龙华园区正式投产的第二年，鸿海的总营业额便达到了61.8亿元人民币，转过年来又突破125亿元人民币大关，2000年达到了230亿元人民币。之后鸿海富士康的年营业额每年都以50%的增长率在增长，2007的合并营收已达到了4000多亿元人民币，将从前的“大佬”们广达、宏、华硕通通抛在了后边。
一本关于富士康与郭台铭的传记里记述的一个细节是，1993年，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镇伍屋村的山头上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镇周边的村民对此深有感触。富士康到来之前，这里几乎是远离城区的穷乡僻壤，富士康来了，一切斗转星移。
“抢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饥似渴地吸纳流水线工人，其在深圳的员工一度高达近40万人，其中有20多万盘踞在龙华，如此庞大的人群，对龙华周边消费的拉升构成了直接的推动力。
村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富士康员工。曾有媒体如此描述：“一开始，周围村民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那种三四层楼高的小楼，但是不久就发现不够租的，于是拆掉建更高的，再不够，再拆再建，现在村民们盖的都是超过10层的高楼。”
村民们逐渐富裕起来，不少家庭拥有两栋以上这样的楼房，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五六万元，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轿车。
龙华目前人口约40多万，其中仅富士康人口就占了一半左右，现在，龙华区内，密密麻麻的“农民房”，与各类豪华靓丽的楼盘一起构成了龙华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图。
龙华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完善了各项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学校、娱乐设施，也带动了深圳关内居民到龙华居住的意愿。
2009年2期《中国外资》说，“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
富士康所在的宝安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居深圳六区之首，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数个企业累加的出口总额高达455亿美元，差不多占到了深圳对外出口的20%.
有学者曾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 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 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 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 并且内部相互影响, 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
但如今，深圳似乎正有意识地改变这个“三位一体”。
龙华区政府人士说，在深圳市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吸收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经过20年发展，目前依旧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富士康也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 “职能转变”的共识。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的目标是加快从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引进研发中心的步伐，使其未来定位为“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将调整到10万～15万。
而转型，意味着会给龙华镇和深圳市带来阵痛。
比如从龙华分出的大浪街道有个叫龙胜的社区，那里就集中居住着数百辆货车司机，他们几乎都是为富士康或其配套企业服务的。
再比如刚刚投资100多万元盖起了一栋12层高楼的张天发说，投资盖楼的钱许多都是从朋友和银行那里借的。如果富士康搬走了，他不知道他的房子还能不能租出去。
就连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每天原本有二三十例手术，现在这些医生也说，如果厂子搬走，周边十多家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工作量都要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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