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头们的移动时代：富士康缘何成了“替罪羊”

如果把iPhone5S每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勾勒成一个自然人的形象，再按照重要程度拍一张全家福的合影，估计98.5%的摄影师会拍出一张如下照片：中间是一位高富帅，旁边站着连琅满目地准帅哥，有几个还是小孩子身材，却显得聪明精悍，最边缘的位置则是一位大个子，有点憨!
iPhone5S全家福，核心位置肯定是留给苹果，其次是高通、三星等上游重要供应商，再有就是一些体量较小的secondsource，它们只有在苹果特别缺货的时候，才有机会得到订单;至于最边上的巨人则是其亲密合作伙伴富士康，事实上，它是iPhone5S体量最大的供应商，苹果有40%的成本都要分布到这个代工厂里，富士康则负责组织大约30万员工，不分昼夜地完成iPhone5S和5C的组装，而后编制一个庞大的物流网络，把大约50万的崭新手机送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富士康不单承担着iPhone的代工业务，同样，也要承担部分苹果的负面舆论，任何想要找茬的竞争枪手，最惯用的伎俩就是跑到富士康大门，抽一个七匹狼，拍几张员工疲惫的脸孔，回去赶出一篇稿子，题目就叫：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可笑地是，他们写稿需要熬夜，且没有加班费。
富士康式的代工厂，本就是个闷声发小财的行业，直到2010年，深圳连续出现员工坠楼事件，才把这个巨人推向前台。自此，科技、教育、社会、心理、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各出奇谋地解构富士康，但三年来，也仅仅给其贴上了三个标签：1#血汗工厂、2#血汗工厂和苹果供应商。不过让这些专家尴尬的是，富士康招聘现场依旧人山人海，地方政府一直视其为救世主，而iPhone5S和5C90%的产能依旧要分配到富士康郑州园区。
苹果与富士康：畸形的友谊
2011年，乔布斯去世的时候，富士康内部报纸《富士康人》刊载文章：乔布斯是我们伟大的合作者，也是我们的朋友。帮主一生从未踏足中国，更没有穿上静电衣，转过iPhone的生产车间，却能依靠强大的影响力与富士康30万员工交朋友，心酸的是，这种友谊因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对等，畸形无比。
虽然没有得到过最官方的数据，可地球人都知道代工是一个毛利率非常低的行业，iPhone让苹果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企业，但却只分配给代工伙伴2%的利润，而且还要不断要求流水线工人提高效率，满足苹果变态的出货需求。网上流传着最著名的段子：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要求组装流水线全部重置，领班叫醒了8000名工人，半夜12点开工，仅用96小时就完成了日产100000台iPhone的工作量…这样的段子乍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效率和品质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命脉，而富士康的速度，不仅仅是效率高，简直是自虐，或许，这也是郭台铭能雄霸代工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iPhone的热销在一定程度上带乱了富士康的节奏。郑州速度文明世界，首批车间建设仅用3个月就投入使用，同时，人资部门三年内完成20员工的招聘。能满足客户需求，这自然是件自豪的事情，但扩张节奏的紊乱，必然会导致一些管理问题。建厂初期，员工几乎没有娱乐的地方，而且宿舍紧缺，只能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单调重复的工作压力无法得到释放，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好在，富士康投入巨资，进行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慢慢消化掉这些炸弹，同时，要宣称是与苹果合作完成的。
苹果和富士康就像一对恋人，时而亲密无间，时而关系紧张，但最终会走到一起来。只是替富士康员工抱不平的是，他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却拿着微薄的薪水。2011年，库克薪水高达3.78亿美元，富士康一名普通员工要干6万年才能拿着这样的薪水，也就是说，普通打工仔从细胞开始组装iPhone都拿不到库克的薪水，苹果你给多分点，能死啊?
富士康驾临，当地人的福音or噩梦?
如前文所述，富士康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救世主，它是最优秀的GDP制造者，更确切地说，移动时代的一些利润，通过富士康的流水线传递给普通员工，也传递给地方政府，毫无疑问，富士康驾临，对于政府来说是福音，但对于当地居民，却有着怎样的改变呢?
目前，富士康在全国各地园区达到39个，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组装iPhone三个园区：观澜大水坑，郑州航空港区和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笔者有幸拜访过郑州和太原两个园区的周边村庄。首先是郑州园区，它本是一片枣树林，当地人以贩枣为生，“好想你“公司就是凭借枣子最终成为上市企业;富士康的到来，瞬间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枣子再不是主要生计，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富士康上班，一位村民说，过去种枣树投入8800元，收入才有1100元，而在富士康工作，不仅有舒适地车间坏境，还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做六休一的加班原则让他感觉生活特有节奏感，同样是单调重复的工作，更多人的选择了组装iPhone5S的流水线;而一些周边产业也因富士康到来而兴起，网吧、KTV、聚会餐馆、日租房等等，因需求量大，每隔两个月都会有东西无理地涨价。
笔者在郑州港区外，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捡矿泉水的瓶子，于是向同行的朋友调侃道：我敢打包票，两年周，老太太再不会捡矿泉水瓶子了，她只会往外扔红酒的瓶子。之所以如此肯定，完全是因太原园区周围的情况。
富士康太原园区于2004年开始建设，到2009年底才全部完成，它没有经历iPhone式的疯狂节奏，却带给当地人巨大的福利。太原园区所在的位置名叫小店区，这里是著名的城中村，每家每户都建造了3~4层的小楼，每层被分割成10个左右的单间租给富士康员工。由于青春萌动，富士康的情侣都喜欢出来租房，三年来，富士康每次上调工资，小店房租都会上涨，10平米的单间从220元上涨到450元，甚至更高，加上，其他一些成熟的经济和高额的占地补助，小店人民月收入远胜富士康中层干部…有朋友说，小店人只是富裕了口袋，思想仍然贫瘠，他们活得非常空虚，富士康的到来对他们未必是好事，但笔者要说，相比于买不起房，付不起医药费，我更愿意空虚的活着。
富士康是时代的替罪羊?
移动时代到来之际，芯片、终端设计、零部件设计等领域的巨头企业纷纷忙着转型，有的不小心闪了腰，有的压根就转不过来，但富士康不存在转身的问题，或者说，移动时代的到来对其没有颠覆性的影响，它只要把诺基亚的车间改造成iPhone的车间即可，事实上，只要有人进入移动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带富士康进来，说巨型寄生虫也好，说世界打工仔也罢，反正现阶段，富士康理论上不存在诺基亚或者摩托罗拉的转型烦恼。
基于此背景，富士康衍生出最常见的话题还是其庞大的人员管理和与之匹配镇化进程，诚然，富士康这样的巨型企业，需要承担部分城镇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一直这样做，但却不能完全指望企业扛起其所有的社会责任，他们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更有无能为力的心酸。[!--empirenews.page--]
2010年的坠楼事件后，血汗工厂的标签如狗皮膏药般贴到了富士康身上，即便揭下来也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坠楼事件中的遇难者，基本上全是30岁以下，涉世不深的青年，他们甚至还没有理解真正的生活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有富士康管理的问题，但更主要的部分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只向孩子提供了单一的成功标准和价值偶像，层出不穷地拜金、享乐舆论，让现在的孩子的欲望过度膨胀，《一起来看流星雨》，《小时代》等文艺作品传递出的物质概念基本毁掉了年轻人的三观，更可怕的是，欲望膨胀之后，中国年轻人同时失去老一辈认真工作的态度，缺乏过硬的专业能力，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让这个群体集体性焦虑，坠楼只是这种焦虑的最激烈的体现。
如果冷静讨论坠楼和屡屡上演的其他劳工问题，可以看到富士康其实已经非常努力了。论工作环境，iPhone的组装线对车间粉尘度有着苛刻的要求，富士康设有专门的垃圾部门处理车间环境，而品保部门则会每日监测，相比起一些露天建筑工作，富士康普工并无太多压力;其次，收入中等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富士康的重要理由，据QQ空间权威数据，太原平均收入水平1980元，富士康普工入职底薪1950元，算上加班费能达到3000元，属于加分群体，收入显然不会坠楼的主要原因;最后归结于工作单调重复，压力巨大，呵呵，列车上的乘务员同样每天只看着验票、打扫车厢的单调工作，但却每见他们有卧轨的，两个群体最大的差别其实社会的保障程度。
富士康员工的各种问题：坠楼、暴动、打架、没有成就感，基本上是中国现今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而这家企业也更像无辜的替罪羊。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富士康努力，更要全社会的努力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