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等代工大厂劳动力成本遭遇CPI高涨考验

本报记者钟良深圳广州报道

CPI高涨和或将来临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将用工大户富士康科技集团放在了烧烤炉上。
富士康科技集团自今年发生系列坠楼事件之后，在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亦加快了内迁扩厂以及生产线机械化的步伐。
无论是内迁降低成本，还是以社会责任的名义提高福利，代工巨头们面对劳动力拐点所必须做出的转型升级已经无法回避。
亏损警报器
虽然经受系列员工坠楼以及金融危机导致的订单下滑影响，富士康的代工大哥的地位依旧无法撼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30日，富士康深圳厂区出口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继续位列深圳出口额第一名。
而针对富士康要搬离深圳的传言，富士康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进行产业布局的同时，也加快了深圳厂区的升级转型，预计集团深圳厂区今年全年出口额将超过450亿美元。
数据虽然傲人，但是代表传统OEM产业的富士康疲态尽现。
8月30日，富士康(2038.HK)在深圳召开董事会，其重要事项即是讨论与批准半年报。去年上半年，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代工业大鳄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1870万美元。在全球步入后金融危机之时，富士康依旧发布预警公告，表示今年上半年富士康的亏损额进一步扩大。
富士康将亏损面扩大归咎于：产品价格下降、产品组合变动，以及较高的折旧费用。但其没有明言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人力成本。
“中国可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这之后，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将推进实际工资上涨，并提升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是意义深远。”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对本报记者表示。
犹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代工业需要不断地寻找土地、劳动力等的成本洼地。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加上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链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构成了富士康以及伟创力的生存模式。然而，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两者都把向目光盯向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或者部分东南亚国家。
代工业的压力
电子产业兴盛的三十年间，也是全球代工业顺应全球产业分工趋势而发展、壮大，同时又不断淘汰、裂变的三十年。惨烈的成本竞赛既是这个代工行当存在的理由，也是推动它不断改善全球供应链，不断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根本动力。
行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分析，2007年，大陆本土企业、以手机锂电池发家的比亚迪开始初涉手机代工业之时，尽管其试图撼动巨人富士康的勇气和动静都很大，但它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困境还是很难逾越的：因为彼时，刚刚完成行业重组整合的代工业，其双寡头间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成本竞争”，转向了“规模竞赛”和“产业链竞赛”。
基于此，2007年，富士康全年营收保持了同比25％的增长，达到518亿美元。这一点，从郭台铭能在2008年4月1日轻松宣布退隐之意，即能明了。
“也就是说，由于代工业在成本结构上的质变（从单纯地依赖向劳动力要利润，转向了向劳动力、供应链、规模优势等综合要素要利润），它整体对于抵抗成本上升风险，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抗压性，只要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动，全球IT业保持持续创新发展的前提下，代工业受到的冲击并不会太大。”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乐观者以为，代工业将再次逐水草而居，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以渡过危机。历史何其相似。只不过，这一次，单纯进行全球代工业转移并不一定就是良药。或许这一次，历史将不再重演。
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第六日》有个情节：一技术高超(必然高薪)的直升机飞行员，在房子被损坏后，自己动手修房。根本原因是高工资背景下美国服务价格高企。
“当物价上涨倒逼农民工大量撤离城市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亦在进行。虽然和美国相比，中国大量的低工资农民工导致城市服务价格较低，但这种状况或持续不了多久。中国城镇也将迎来服务业价格的上涨潮。”安邦咨询一位研究员认为，加之日益临近的“刘易斯拐点”，代工巨头富士康不会仅仅通过迁移来应对这一窘境。|xGv00|313620bf11cbff925a5fc5536b2e782a_MUI.ready(function(){_MI.WebSCard.build('mbSourceCard','qqcom.dp.title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