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国美“公”“私”之辩

黄光裕和陈晓对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随着“9·28”特别股东大会的召开，尘埃落定，以陈晓方占上风而暂告段落。
整个过程中，公众对这起商业事件的关注，达到了空前高度。网民的热情和同情，铺天盖地地投向尚在狱中的黄光裕，这在成王败寇和仇富心态浓重的中国社会极其罕见，更何况黄的个人形象一向不佳。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本案触动了很多人心中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在中国公有制的大环境下，部分私人产权是无法明确的。比如农民对土地和城里人对商品房，都没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加重了国人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焦虑和执著。以此观之，黄一手创办国美，并是公司大股东，陈晓就不应该“乘人之危”，夺取实际上的控制权。
但是，国美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而非私人企业。上市，意味着邀请众人一起成为股东，并与众人分担风险、义务和收益。通过上市，创始人可能获得巨大的直接回报，但另一方面，一旦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从本质上它就变成“公众公司”，不再是某人某家的绝对私产，这是不少热衷于“上市圈钱”的企业此前缺乏认识的。
因此，此次国美之争的一个正面意义在于，对全民做了一次上市利弊的对照解析：公司既然要享受上市的利益，就要承担控制权可能旁落的风险。对于黄光裕来说，既然此前已经被稀释了许多股份，就更应该从一开始就正视自己不再绝对控股的现实，小心行事，谋求共识。
诚然，黄光裕的抗争是可以理解的，但陈晓的作为同样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在为“国美公司”争取利益：黄光裕入狱客观上成为公司发展的一大障碍，适当“去黄化”是保全公司、保全其他股东的自然选择。但这样做也会伤害黄光裕作为大股东的利益，辜负黄的信任和托付，这也是公众诟病陈晓的主要原因。那么，在整个公司利益和大股东利益之间，陈晓作为“受托人”，该怎样权衡两者利弊呢？
从现代公司治理意义上讲，如果公司是黄光裕私人的，便无二话，一切以黄家利益为上；但既然是上市的公众公司，就顾不得那么多个人情感和毁誉，要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先。这次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正是显示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从中国传统文化上讲，陈晓的做法，注定不会被大众所理解。因为儒家文化的一大要旨在于“知恩图报”。至于是非曲折，善恶真伪，甚至民族大义，倒在其次。在《论语》“子路第十三”章中，有人问孔子，如果父亲偷牛是否要举报，孔子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情在法先，反对大义伤亲。对于忠臣的标准，更以报恩为主线：诸葛亮名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早已深入人心。
不过，以这样的标准去评价陈晓，笔者认为，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规则。如以此要求职业经理人，只会有愚忠，不会有进步。因此，在当下，此道可休矣！
很多人担心，国美之争会让中国家族企业的公众化速度变慢，让职业经理人更不被信任。在我看来，如果企业在上市之前能放慢脚步，三思利弊，明确控制权的风险和平衡，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至于职业经理人，此案样本意义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国美争端的必要条件是股权相对分散，这会刺激老板们把股权看得更牢；另一方面，除了陈晓的2%股权，其他高管，一直是两手空空，相对容易被左右，这会提醒老板们注意用股权笼络人心。
其实，股权只是冰山的一角，要用好经理人，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建设，使他们能在明确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所长，并获得足够的经济和非经济回报。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每个健康企业必须建立的，绝非可以开倒车那样简单。
度尽劫波，兄弟不再，但属于公众的国美公司，理当延续下去。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战略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