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首富的倒下与企业家的新起点

昨日，国美集团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涉罪案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

虽然黄光裕还可能提起上诉，最终量刑或许会有调整，但此案的基本案情和性质已然明确，而从昔日“首富”和国美这一著名零售品牌的创建者，到牢狱中的认罪服法者，黄光裕的命运也已确定。中国企业界应当对黄光裕案深长思之，并从中汲取教训。

黄光裕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有着出众的商业敏感和创业精神，他创建的国美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民族商业品牌。他最终倒下，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企业成长的大环境，不是因为企业竞争力不够，主要是因为个人没有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坚定不移地走一条阳光下的、可持续发展的正道，没能守住应有的底线，而陷入了机会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最后越陷越深，迷而难悟，追悔莫及。

也就是说，黄光裕之所以尝到苦果，主要是自己先种下了苦因。

我们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如柯兹纳(Kirzner)所言，经济增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发现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在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中运用知识的企业家，他们发现新的机会，对资本、劳动、技术和原材料进行配置，不断创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是企业家的正途。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释放出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和致富机会。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向市场化的演进，给企业家创造出了市场扩大与分工深化的机会，很多过去没有的市场出现了，谁喝了“头啖汤”就能迅速实现原始积累。当市场竞争加剧后，谁能够在管理、服务、产品创新、成本控制等方面下工夫，就可能继续其优势。

而另一个方面，由于不少体制性弊端依然存在，导致中国也有大量借助“寻租”而获取利益的机会。所谓寻租，就是透过对管制权力的腐蚀以牟取“权力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价差，包括资产、资源的价差，转轨转制的价差，国有产权改制和土地财产转移的价差，项目审批与优惠政策的价差，知晓政策信号早晚的价差，征税多少和司法宽严的价差……

这些价差构成了一种很现实的诱惑。能不能抵抗诱惑，是决定企业家能走多远的关键。我们看到，黄光裕最终也没有抵抗住权钱交易的寻租诱惑，走向了歧途。

黄光裕的教训也提示我们，建设清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美国学者鲍莫尔的研究指出，尽管所有的资本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和财富。

但在追逐利润和财富的过程中，有的资本家从事创新和模仿等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有的资本家从事诸如寻租等的非生产性活动(unproductive)甚至破坏性活动(destructive)，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社会制度环境所建构起的激励结构(the reward structure in the economy)。

吴敬琏教授也指出：“只要真正建立起激励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就一定能够在创新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要让中国企业家都走正道，从事有价值的生产性、创造性活动，告别寻租投机的路径依赖，就需要整个社会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大力压缩和剔除寻租环境，防范和阻止各种形式的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问题的发生。最近，有媒体爆出一条消息：为拒绝一基层公安局长200万元的索贿，山西大同一位企业家被关了941天。此类公开的勒索无异于抢劫，这种权力生态必然会加剧权钱交易现象的常态化，并使人们对种种潜规则日益麻木，直到日积月累，酿成大错。

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目前最迫切的是自我超越，从机会驱动转向能力驱动，从寻租冲动转向价值驱动。中国企业家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商业环境正在深刻变革——从粗放的、不计社会成本的、法治不健全的、急功近利的环境，转向集约的、体现社会责任的、法治化程度提高的、立足长远的环境。因此，真正的企业家，一定会根据中国商业土壤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主动给予建设性的回应。他们驱动自己前进的新的动力应该是健康的，永续的，透明的，向善的，负责的，诚信的，和社会友好相处的。这需要公司更好地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方向，把自身的商业利益与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也需要公司的治理、团队建设、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但愿黄光裕的倒下，能够让更多中国企业家引以为戒，坚定走在坦途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