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中芯国际发展坎坷隐情

也许大家都被中芯的表面所遮蔽：高速的水平扩张、连续亏损、持续遭受诉讼。其实，在这背后另有坎坷隐情。

纵览中芯9年来的发展、遭遇与动荡，其实正是大陆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缩影。虽然中芯国际已经通过“割地赔款”达成诉讼和解，而且张汝京也已离职，但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却不会就此风平浪静。

　　垂直、水平疯狂扩张背后：

无奈的选择

从IDM(即智能分销管理系统)大厂德州仪器出来的张汝京，为何一开始就选择代工模式？要知道，当年华虹NEC创立时就一直朝IDM模式延伸。

张汝京大概受了老上司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影响。他认为大陆走IDM模式很难，因为设计、产品、市场都不成熟，发展周期会很长。那时，大陆设计公司仅有80多家，没有一家具有规模效应，而做代工，可比较容易获得海外巨头订单。

市场似乎印证了这一判断。华虹NEC IDM模式几经波折，如今基本搁浅。只有士兰微等小型公司，维持着这一局面。

但是，代工模式的订单与技术移转同步，几乎等于“来料加工”，容易滋生依赖症，失去主动创新的自主能力。

以存储芯片代工为例。这一产品海外封锁松，技术演进快，短期可提升制程水平，训练员工。短短9年，它便演进到65纳米。

不过，张汝京意识到不能单纯生产晶圆，否则会受限制。中芯在封测、光罩(关键材料与设备)以及图像传感器方面的垂直整合，可谓是对大陆半导体代工业发展模式的创新。

中芯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光罩提供商。这里有个故事。当年中芯有28个光罩好手，所以就想绕过苛刻的技术限制，打算自己来做。而美国政府虽口头答应出口设备，但一直拖着不放，大约半年后，中芯在瑞典找到类似产品，美国于是无奈放行。

但垂直布局行动，很容易被中芯的水平扩张冲淡，尤其以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武汉、成都为基础的“菱形布局”。

事实上，这不是纯粹的产能扩张，而是地方资源整合。张汝京表示，比如成都有水资源、人才优势，周围拥有80多家设计企业，靠近客户。而北京、天津将近100多家，深圳有100家左右。但9年内开出5座厂，也带来了折旧压力，分散了人才与管理资源。

消息人士表示，张汝京并非没有反思水平扩张压力。比如设立北京12英寸厂前他曾考虑很久。那时上海、天津厂赚钱，投资北京可能亏钱，但不投则没有前途，最终还是上马。

事实上，当深圳厂宣布后，许多地方如山东、黑龙江等地仍试图拉拢中芯前去投资，但张汝京认为产能已足够没有答应。

牵手大唐：

痛苦中的长短利益博弈

中芯另一个尴尬是，9年来，投资者没赚什么钱，包括上实在内的机构也是“两袖清风”。

2000年落地时，中芯股东包括地方政府、台湾地区人士、VC，还有高盛之类的投行。CBN获得的资料显示，第一轮，投资方注资11亿美元，其中包括上实、北大青鸟及张江集团大约1.4亿美元；第二轮，北大微电子香港上市公司曾少量注资。这让中芯初期资金增至14亿美元，加上4.5亿美元贷款，它很快在上海建了三座厂。

但IPO(首次公开募股)后，中芯接连亏损，加上扩张过快，资金压力较大。不过，由于现金流高，加上有工厂与设备抵押，还是有很多银团“买账”。

但2007年局面大变：中芯主业存储芯片代工崩盘，之后放弃，导致现金流几乎断裂。这让海外私募看到了嗜利机会。

CBN曾报道，至少有5家私募找过张汝京，希望拿下一半甚至全部股份，然后退市重整，重新IPO。曾有一阵，它们在海外不断放风，说股权比例将在35%左右。

消息人士透露，张汝京不愿放给私募。它们短期虽能救助中芯，但长期会导致公司动荡。半导体产业专家莫大康说，如果私募获得多数股权，中芯将面临“颜色”变更问题。

但私募出价很高，加上当时中芯股价攀升，海外股东一直游说。该人士说，如果答应，股东或能赚到短期的钱，但会搞垮产业。

中芯没有放弃寻求政府支持。当时，CEC有意注资。但当接近敲定时，美国方面无理宣称CEC与军方有关，或在出口许可上设限，导致CEC出局。

之后华润与大唐控股参与进来。华润希望将中芯改名“上海华润”，中芯不同意，转而侧重与大唐谈。大唐在TD上游积淀深，属潜在客户，符合张汝京坚持的长期战略合作规划。上海方面也一直努力支持中芯。但本地企业如华虹、宏力自身需要整合，扭转不利。加上大股东上实处于调整期，未能直接参与新注资。

与大唐的谈判期拖了9个月，中芯股票从1港元多跌至0.4港元以下。这导致实际交易价过低，大唐以不到2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了中芯近17%的股份。据说中芯部分股东颇有怨言。

中芯虽未牺牲长期利益，但股权依然十分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