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电信“南北拆分”毫无成效

“目前官方没有任何暗示或者意见来支持这一认为。这是
我个人通过观察得出的判断
——不论迟早，现在执行的横拆方案100％会最终被否决掉。”2月11日，新的中国电信与网通集
团挂牌九个月后?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教授对《财经时报》说。


他分析说：“我早先就说过，在重组我国电信业的所有方
案中，这是最差的方案，必将对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看，这么长
时间过去了，横拆方案是不是无效分拆？


“南北电信在其本地业务的经营与原中国电信毫无区别；
而长途干线的‘三七开’至今连方案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互相竞争了。新网通集团的内部整合似
乎进展也不大，原网通公司(网通控股)和吉通公司仍然独立经营，与原中国电信北方十省的融合还
看不出一点眉目。虽然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电信和网通集团在对方的领地内建立了各自的‘敌后武工
队’，而且列出了庞大的投资计划，但是这些资金的投入除了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重复建设之
外，对消费者能带来什么好处、对发展能有什么促进，还是大成问题。”


市话的天然垄断性


阚凯力教授认为，自1998年信产部成立以来，我国电信业
经过邮电分营、政企分开、中国电信重组后，到2001年行业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但离实现公平
有效竞争还相距甚远，因为中国电信仍垄断着几乎全部市话业务。


市话在世界各国都具有共同的特点：第一，没有任何一项
电信业务能够离开市话，因此被称为“电信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第二，它具有很强的天然垄断
性。这种天然垄断性就像自来水一样，用户即使对自来水公司的服务不满意，也几乎没有用户愿意
让另外一家公司在自己家里再铺设第二条自来水管道。同时，由于政府管制下的自来水价格和用户
相对固定的用水量，即使用户接受第二根自来水管道，卖水的收入也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自来水公
司。市话与自来水完全相同，由交换机到千家万户的用户线(电信网中的“最后一公里”)，为市话
公司牢牢地锁定了用户，一旦接通就很难转移到竞争者那里去，同样形成了很强的天然垄断性。更
何况用户线是整个电信网中的最大投资，重复建设的成本太高，远远超出竞争者的财务能力。这些
理由就决定了市话网的天然垄断性。


阚说，所以几年前，联通在天津、重庆、成都开展市话业
务，即使互联互通问题解决了也很难得到发展；而美国1996年新电信法的核心是在市话引入竞
争，但事隔6年后仍然一筹莫展；许多国家在美国之后提出了打破市话垄断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
止，均不能如愿。这充分证明一点：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市话的天然垄断性仍然难以打破。


所以，许多国家把市话与自来水、管道煤气、电力输配
电、电缆电视等行业一并列入公用事业管理。政府对公用事业的管制一般有三点：一、政府承认业
内公司的天然垄断性，并在城市规划、协调发展等方面予以保护；二、对其价格严格控制，防止公
司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三、对公司的经营范围严格限制，只允许它按照规定经营所授权的垄断
性业务，严格禁止公用事业公司向其他业务领域的“垄断延伸”。例如说，如果允许自来水公司兼
营洗衣粉，它就可以用种种手段挤垮任何竞争对手，在洗衣粉业也形成垄断。


市话垄断延伸的麻烦



“但是，目前我国电信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电
信在垄断市话的同时，经营多种竞争性业务，并由此利用自己在市话上的优势大搞不公平竞争，进
行垄断延伸。”阚称。


例如，1999年我国引入了IP电话，打破中国电信对长话的
垄断。当时，中国电信对IP电话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在1999年年底的业务量和通话质量都排在
最后。但IP电话一旦全面推开，中国电信立即转变策略，仅用一年就占到了市场份额的2／3，把
其他电信企业挤得叫苦连天。其中的秘诀就是因为所有长话都必须通过市话，而中国电信在与市话
的接口上卡了别人的“脖子”，使其他公司的IP电话总打不通，反过来还宣传自己的电话(无论真
假IP)“一打就通”。


又例如寻呼。在寻呼划归中国联通以后，一些地区的电信
公司又搞起了寻呼，而且价格低得惊人，甚至一年只收20元的服务费。其关键就是寻呼必须使用市
话，市话公司的寻呼即使免费，多收的市话费也足够了(所增加的话务量完全不增加其成本)。这
样，其他寻呼企业完全无法与之竞争，甚至纷纷倒闭。


再例如，在许多地区广为流行的小灵通，基站成本很低，
主要的成本是它必须使用大量地面电路连接相距间隔仅有几十米的大量基站。因此，在目前小灵通
的资费水平下，如果它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同样租用中国电信的地面电路，这种在国外早已淘汰
的技术将会立即破产。但是对于各地的市话公司来讲，所有电路都是免费的，所以使移动通信很难
与之竞争，在一些小灵通蔓延的地区，移动通信业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还例如，几年前我国还有一些与中国电信竞争的因特网接
入服务商(ISP)，但它们每月要把自己全部收入的90％以上交给各地的电信公司租用电路。而中国
电信的ChinaNet所使用的电路却完全免费，运营成本就天差地别了。不仅如此，中国电信往往对
其他ISP租用电路百般“揉搓”，使它们即使出高价也用不到电路；同时，自己在成本很低的基础
上对用户大量免费赠送上网机时，每月高达30甚至100小时。在这种双重压迫之下，难怪瀛海威等
经营者在1997年前后迅速倒闭，中国电信从此对竞争性的因特网业务形成了垄断。


由此可见，中国电信对市话的天然垄断，已经全面延伸到
了包括长途、移动、寻呼、数据等各种竞争性电信业务，这就是我国电信行业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
根本原因。如果不制止这种垄断延伸，中国电信的垄断将很可能在许多业务中“复辟”，葬送我国
初步形成的电信竞争局面。


为此，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中国电信的市话剥离出来，按照[!--empirenews.page--]
公用事业管理：一方面承认并保护市话的天然垄断性，通过种种政策继续保护并促进其发展；另一
方面除市话的基本通话业务以外，严格禁止它经营任何其他业务(如同不准自来水公司卖洗衣粉)，
防止它进行任何形式的垄断延伸。


中国电信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打破分散经营


中国电信其实不是一个企业，而是30多个省级公司的“联
合体”。它们不但各自是独立法人，而且各自独立核算，各有其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电信不过是
“周朝天子”。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调动各地的地方积极性，电信部
门也实行了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四个一起上”，对推动当时的电信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但是，在市话等地方性业务下放的同时，所有的全国性业务也随之下放了。在全国性业务规
模很小的当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但在20年后的今天，这种全国性业务也在各省分散经营的体
制，已经成为中国电信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例如，世界各国的预付长途电话卡业务都已成为促进长途
业务的一个有力措施。但是，中国电信号称“全国通用”的电话卡，并不能在全国通用，原因就
是：如果用户在广东买了卡拿到北京使用，广东电信收了钱但没有成本，而北京电信在付出全部成
本和劳务之后却收不到钱，当然很不情愿。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电信在完不成任务时，把成箱成车
的电话卡拿到其他地区折价出售，因为自己反正只拿钱而没有成本。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迫使本地
销售的电话卡必须与外来的这种“无成本”电话卡竞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并进一步促使各省的
电信公司纷纷高筑壁垒，严格限制外地出售的“全国通用”电话卡在本地使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
严重影响了电话卡业务的发展。


又例如，长途被叫付费业务(800业务)可以帮助各种企业促
销并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因为用量很大，所以在各国都是促进长途业务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中
国，如果北京电信在当地大力推广800业务，告诉消费者可以免费打长途在外地订旅馆，叫异地付
费，其结果是，话费都被别的电信公司拿走了，自己连广告费都收不回来，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全
国各地的电信公司都这样，800业务在我国当然就发展不起来了。



再例如，各种大型企业和机构的信息化，急需建立自
己遍及多个省市以至全国范围的专用网，最合理的方式就是租用中国电信的电路组建虚拟专网
(VPN)。但是，中国电信在“诸侯割据”的形势下却很难提供这种服务，原因就是很难对各省电信
公司的利益进行协调，仅仅牵涉到三五个省的网络方案就需要协调半年以上。这种状况迫使用户要
么另找其他运营商，要么自己重复建设，而中国电信也就在通信能力完全有余的情况下损失了大量
的用户。


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阚凯力认为，这种全国性业务
分散经营的体制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即使美国AT＆T在1984年解体前也是把全国性业务集中在总
部统一经营。因此，尽管我国早在邮电部时期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亟待解决，但是由于会触及各省
电信的利益，所以一直是个“老大难”。


2001年中国电信的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长
话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市话日趋饱和、单机的平均收入也在下降。但是，全国性增值业务
本来可以成为其新的增长点，却被这种分散经营、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体制封杀了。因此，解决问题
的惟一方法同样是把中国电信的市话剥离出去，从而使它的全国性业务集中到新的中国电信统一经
营，只有这才是中国电信持续发展的惟一出路。


“通过以上分析，再来考察这个‘中国电信南北横拆＋组
建全方位集团’的电信重组方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既不能打破中国电信的市话垄断，又
对市话的垄断延伸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对于在我国建立公平有效竞争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它更不
能解决中国电信全国性业务的分散经营问题，所以也不能促进中国电信的发展。与此相反，这个方
案将对市话的垄断延伸加以扩大(移动业务)，而且使中国电信的全国性业务更为分散。所以它不但
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将使原已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真是百害而无一利。”阚说。



摘自《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