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产部官员称政监分开未确定 混合推进模式浮出

唐清建



不久前，信息产业部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在广州表示，“电信运营体制改革
走得很快，但监管体制改革非常缓慢”。日前，信息产业部有关人士并未肯定这一消息的正确性，
只是强调，向“监管委员会”方向改革是个趋势，但时间表无法给出。




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推进　“政监分开”目前还不确定



陈金桥认为，在经历了“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后，中国电信业目前改革的焦
点已集中在“政监分开”，这也成了《电信法》要解决的问题。陈金桥透露，去年以来，信息产业
部领导已经多次要求研究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



随着电信市场的进一步放开，电信监管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市场放开后监管不利已
危及到行业发展。目前国内电信企业间全方位的业务竞争不但远未出现，相反还出现了几大运营企
业间以地域划分或以业务种类划分的人为界限，不但严重影响了电信业务间的有效竞争，更为整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留下很多隐患。



信息产业部一位处长表示，陈金桥的言论虽然不能代表信息产业部的发言，但业内
专家的思考及因此产生的社会反应将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将电信监管机构独
立，一方面可以建立公平的监管机制，尽量避免市场恶性竞争的频频出现，也使电信行业在对外合
作上更加方便。在电信业全面向外资开放之前，能使国家全力以赴搞好国内电信业的规范与规划工
作。这是我们进入国际化竞争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运营商能够适应国际市场规范和竞
争愿意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使国际运营商愿意走进来。目前信息产业部正在就此问题进行研究讨
论，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推进这样的改革目前还不确定。



监管模式之争



早在2003年上半年，“银监会”、“电监会”等监管机构纷纷问世。有关人士呼吁
在通信行业成立“信监会”，信息产业部既当运动员，又兼做裁判；既是电信行业政策的制定者，
也是企业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很是尴尬。



信息产业部原部长吴基传在任职期间，主要利用固话初装费和移动电话入网费两项
措施，为中国的通信业改造积下巨额资金，并用此笔资金完成了程控电话改造和移动通讯网络建
设，使中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信运营大国。他说，许多国家的情况证明，没有规则的
“游戏”无法正常进行，放松必要的监管不利于发展。



王旭东接任后，业内人士对他将推进组建一个高效、公正、廉洁的新电信监管机构
寄予很高期望。这个艰巨的工作不知在他任上能否完成，业界给予很高的关注。



虽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已是我国电信监管的主要目标，但在如何构建的问
题上，无论是在政府、理论界还是在运营商之间，至今仍在争论中。信息产业部有关人士表示，目
前部里也在研究阶段，但究竟是采用美国电信监管委员会(FCC)模式，还是其他国家的模式，现在
还不好说。



FCC模式被认为是信产部一种可能的改革方向。FCC的优点是其法制、公平、专业
化，缺点则是出于“平衡”的理念，使电信监管的政策与管理分别属于不同的体系，从而使得运作
方式复杂而欠缺效率，而且FCC不能以政策领导产业。支持采用此种模式的专家认为，FCC模式过
渡期间，信息产业部将从原来偏重于政策的制定，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转变。



另一派专家认为，从韩国、日本和中国政府都习惯于采用政策带动市场的产业模式
来看，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信息产业部可能会向韩国或日本的电信监管模式靠拢，即制造和运营
由同一机构监管，然后再逐渐向FCC的模式过渡。陈金桥也认为，中、日、韩三国目前都采取的
“政监合一”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亚洲国家的文化决定的，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公平”监管呼声最高



信息产业部一位处长表示，决定采用何种模式的前提是要能适应技术进步、产业发
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无论成立什么样的监管机构，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规定和保证。



我国的电信监管问题的确又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一些本该《电信法》解决的事情
却由一部2000年9月开始实施的《电信条例》独立承担。《电信条例》不仅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在
现实使用中已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当前业界在电信监管问题上呼声最高的是“公平”监管问题。这种公平不仅体现在
对弱者的保护，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目前电信监管应将重心由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转到实现有效公平
竞争上来，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从简单地破除垄断转变为维护电信市场公平竞争；从非对称
管制逐步转变到对称管制；从严格控制市场准入转变到依法规范电信企业的经营行为，维护市场良
好秩序。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