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老专家回应阚凯力 国家政策必须力挺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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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专利之痛 TD-SCDMA良机难得
“很多专利,怎么来保护它,怎么算我们自己的,或者哪些就是属于人家的,我们还是很难区分的。”罗宗贶唏嘘不已,“些专利怎么认定,国家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没经验了,任人宰割。WAPI是我们花了很多心血搞的东西,但是拿出去人家不同意。这要看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如同跟美国、欧洲的贸易战,有实力了,这些问题就能好好解决。”
有新技术,必须抓紧。TD-SCDMA不管怎么样,终归有我们自己的含量,不像WCDMA和CDMA2000,完全是人家的。开始的投入不会太大,创新不是空讲的,哪怕有一点点创新,我就要珍惜并且充分利用它。我们93年就和高通一起搞CDMA,那时候还是保密的,当时我们就想引进这个技术,但是他开价很高,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专利费大概是五千万美金吧,那时候五千万美金还是感觉到很厉害的,而且后来没有谈成。TD-SCDMA虽然只有7.3%的专利标准是我们自己的,虽然是很少,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部分是中国己的东西,是被人家承认的。
TD-SCDMA的机会非常难得,上层在整体的考虑上,还是抓的太慢,顾虑在与老怕没有人用。这不会的,3G肯定比2G的性能和各个方面要优越一些,特别是我们国家,只要技术好,只要有人用起来,都有一个攀比性。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市场,不要担心铺开,电视机有攀比性,手机有攀比性,电视机那时候一家一有台,旁边的邻居小孩都想去看,勒紧裤腰带也要买一个,不就起来了?!
政策不应总是徘徊。我们必须去想法子克服这些困难,一个新东西要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国内外,到处都会层层设置障碍,所以领导要下这个决心也很困难,但是领导不下这个决心,让底下去说,今天你发表一篇什么文章,明天他发表文章,那探讨起来没完没了。
与阚凯力商榷
■小步快跑,成熟之后大规模投资,会带来更多的效益
阚凯力的观点,3G大规模投资没有任何的好处,现有网络容量充足,这种投资一定要为国家负责。而罗宗贶指出,电信行业的效益,投入一块钱至少可以得到相当于三到五块钱的收益。比如原来靠信函,今天一个电话就可以了。现在要加大的投入,投用在把它完善上,而不是全面铺开的投。我越是早一天完善,必然带来的就会早一天的铺开,而这个铺开可能还不是像邓所说的,他说五年,也可能我们这部分的投入能够激增,能够加大投入,也可能两到三年,然后再一下子铺开。他回忆道,“我们过去在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时候,全国多的是,工厂也多的是。但是,当时因为通过综合的分析,觉得我们在当时采用这样一项新技术,在技术、经济上都会带来好处。北京的程控交换机取代纵横机差不多接近十年,全国十几年。现在的3G也同样,与2G并用,但是随着大家对于新技术的优点、有它的优势都熟悉了,必然都往上跑。所以,阚凯力讲的2G的东西用就用嘛,没有人反对你用。3G出来了,它的优点被发现了,我们就用新的。过去我们经历过纵横机怎么到交换机,没有必要担这个心,也不可能程控交换机一下子投资就会超过纵横机。”
■现有机会不抓,奢谈4G
对于胡乐明从技术角度剖析否认“跳过3G,探索4G”的可能性,罗宗贶高度认同,并强调“像(阚凯力)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永远不要推进了,现在因为要看4G,所以3G不上,等你看4G的时候,还有5G呢,那就永远上不了的。而我们的技术是不等人的,有好处就要赶快去抓,技术能够继续提高一步,就给我们信息化带来提高一步的好处。”
■发展3G可以给农村通信更好的投入
阚凯力指出,钱应该花在最应该花的地方,比如说农村教育、西部开发等等。罗宗贶举例,“80年才四百万门,农村小交换机加城市电话才四百万门,那时候国家投入一年是占国民经济的0.8%,根本就干不了什么。后来一部电话所以一千五慢慢变成三千到五千,有的地方甚至于超过五千,然后就利用这点钱建设,建设完了以后给国民经济带来效益,当然那时候的增长都是每年百分之二、三十以上。“3G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少数人在使用,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开始的时候,两万块钱一台还买不着,少数人使用,很快地铺开,带来的后果是整个国民经济往前发展,那可能比2G赚钱还多,会创造对农村更好的投入。
市场巨大做筹码 国家政策应力挺
WCDMA、CDMA2000比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所以肯定相对来讲比更成熟一些。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珍惜TD-SCDMA,因为我们是不如人家,就更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这不单纯是大唐或几个厂商的问题,而正是国资委或者是信息产业部很有必要在各方面来支持和保护的。
WAPI完全可以作为国内推广的标准,因为中国市场太大,别人必须往我们这里靠,这就靠政府的力量了!TD-SCDMA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中美谈判时牺牲WAPI,由标准变成了筹码换取其他利益。但是我们要搞信息化,终归要找一个突破点,中国信息化上不来,经济上的损失是没法弥补的。3G是要快上,并且是TD-SCDMA抓住这一环,把有一点点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搞起来,从这一点突破,慢慢地把我们整个产业信息化、自主化。
中国的3G又迟迟不来,不会引发外资外逃。我们国内市场,一旦成熟并且铺开,一下子就不得了。我举个例子,我们刚开始引进程控交换机,是79年,那次我到福建,引进第一个程控交换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小的故事,最后谈下来,富士通接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富士通什么也没有,并且把钱压的非常便宜,我们真正引进的第一个东西,不是电信出的钱,是旅游局出的钱,81年,旅游局买了,那时候是600万买的,结果到跟日本人谈的时候,他原来只要200多万买。干完了,他拿了你的资本,等于去开发,拿你的钱去开发,实际上,他不仅仅是用了我们的钱,还用了我们一块去开发的搞软件的、搞硬件的人,最后经历了两三年的时间,83年开通时把所有的邮电管理局的人都去参观,大家一看,省电、省维护、服务功能也增强了。于是大家都干了起来一下子就铺开了。所以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外国人知道你在加劲搞,他不会轻易退出去的。中国市场这么大,现在有人在跟大唐合作,有人搞3G的手机,精明的外商不可能轻易就退出去,我们国内的市场大![!--empirenews.page--]
邓寿鹏讲我们五年要铺开,不能光讲这一句话,前面要做工作,保真正到实全国铺开。记者提及下一步应该有一个小规模的TD的商用的实验。罗宗贶肯定道:“而且必须要快,国资委、信息产业部必须有专人来抓它,光靠科研部门不行。现在花的钱不是一下子拿出几千亿来。很快地搞起来,那很快就可以铺开。我们的国内市场比美国还大,假如我们有自己的东西,依靠国内市场做背景,就可以让这个设备再拉到国际上竞争,必然会取得很大的优势。”
技术最终要靠实践检验
“我不是去批驳阚凯力,就是大家一块探讨。3G抓紧上,但没有绝对的,还是要实践来检验”。罗宗贶最后强调,“不要先给它设限,包括邓寿鹏说的五年之内大幅度铺开,应该稍微修改一下,我实践好了再大幅度铺开。在一两年之内,让它很好的实践之后,国家肯定大幅度铺开。”
- 相关链接 罗宗贶简历
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至1956年底分配至北京电信局工作。1954——1956年中曾负责北京电信局长途第二机务站及北京长话大楼筹建工作。
1954——1956年曾负责北京中南海至北戴河中直机关长途电路专案工程的建设,参加北戴河中直机关电话局的建局及扩建工作。
1956年底调设计院工作。
1957年负责由通信兵部、二机部、邮电部及铁道部联合领导组织的我国人工长途电话交换机的研制设计工作。
1958——1960年负责北京长途大楼整体及交换部分的设计工作。
1958年起负责创建我国长途电话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包括网络结构,编号,信号,计费等及长途交换设备的研制工作。在邮电部组织的“6401”会战中,任该项目总工程师。1966年——1974年负责京津间长途自动化通信的试验及组织鉴定工作。
1959——1964年负责瑞典ARM——20纵横制长途交换机及十个对端设备的引进工作及进口后在设计院内抽样连通试验工作和组织步进制显号设备及计费打印设备的配套研制工作。
1963年负责编制我国全国15年科技发展规划通信部分中长途自动化通信网技术体制及长途交换设备的研制发展规划。
1964年负责提出建立我国邮电部长途自动化研究所的计划。
1976——1978年邮电部组织“二.四”会战时,负责我国长途自动化通信在全国八大城市间应用推广的技术工作。负责提出和组织我国全电子长途半自动及简易全自动的设备研制工作
70——80年代曾先后两次参加邮电部关于全国邮电通信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1979——1980年负责首先在邮电系统福州市通信网中提出引进采用程控长途及市话数字交换机组网的技术方案并付诸实施。为1983年初邮电部现场组织推广在全国各地引进采用程控数字交换机,创造了条件。
1984年负责秦皇岛市通信网引进通信设备的设计,在邮电系统首先提出采用长途光缆,移动电话及窄带ISDN等许多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合同签订后,窄带ISDN技术和设备,因故取消。
80——90年代曾参与京、津、青岛、大连、广州、福建、海南等省市一些重大通信项目的引进建设或发展规划工作。
1998年10月,向专利单位提出在新建扩建我国通信网时取代程控交换机组建新犁通信网的宽带多业务数字交换系统及宽带多业务数字化智能话机发明专利申请,现已经国家专利局审查通过。
2000年2月,提出组建我国高速宽带综合信息网基础的集视、听、数据等信息体的宽带综合信息小区网络及家庭网络的发明专利申请,已初审通过,正对外公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