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炮轰电信弊制 3G是否被利益集团俘获

　　1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再抛多个观点，炮轰目前电信业不合理现象。阚凯力直言上马3G是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并建议尽快开放有线和无线的网络电话业务。

　　“去年这个时候，有人说我国对3G慎重务实的政策是‘国家被俘获’，我的答复是‘岂有此理’。那么，现在不作市场分析，不作经济可行性研究，就贸然颁布标准、准备上马3G，这是不是真的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

　　对于所传我国将在今年发放3G牌照的说法，阚教授再一次指出，不经过严格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就大规模上马3G，必然导致巨额亏损。

　　“全世界的3G运营商都在亏损，主要还是靠话音业务取得收入，而我国联通公司CDMA1X宽带业务的使用又少得可怜，也处于严重亏损状态。”他说，原信产部部长吴基传同志曾反覆强调：“3G的发展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采用什么标准的问题，而是市场问题”，“中国未推出3G网络的原因应该归咎于市场反应冷淡和缺乏强劲的应用”，“仅有技术而没有实实在在的应用，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赢利模式，盲目发展必然造成泡沫。”

　　对照吴基传的这些话，“如果说我国发放3G牌照的条件已经成熟，那么今天的市场需求与三年前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转变？”阚教授说：“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网络电话(VoIP)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在迅速地普及。就像有线宽带上的网络电话不可阻挡一样，3G上的网络电话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将进一步加剧3G的亏损，使其巨额投资完全无法收回。”

　　对于3G网络的投资，阚教授说，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要五千亿。但是，三峡大坝工程才一千多亿；在“十五”期间的五年内，我国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总投入只有76.3亿；而五年的社会贫困人口低保资金也一共才有645亿。“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五千亿对我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全国的老百姓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几千万人口意味着什么？所以说，上不上3G已经不仅是经济责任，而是政治责任问题，是要不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负责任的问题。”阚教授如是说。

　　对于宣布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阚教授说：“这只不过是把WCDMA和CDMA2000规定为我国标准的第一步，仅仅是为它们‘打前站’而已。根据WTO的规定和我国的国际承诺，我国只要上3G，就必然至少上三个网，而每个网都要一千多亿。同时，TD-SCDMA与高通的专利谈判还没有结果，把它规定为国家标准只会使高通的胃口更大，我们的谈判余地更小。”

　　对于为什么现在把TD-SCDMA颁布为国家标准，阚教授认为这是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他指出，我国大规模上马3G必然导致巨额亏损，这在业内早已有所共识。但是，由此获益的首先是设备制造商，可以借此转嫁自己的研发成本，尤其是包括高通在内的跨国公司可以借此在我国“大捞一把”。受益的还有固网运营商，可以拿到在几年前“一分为四”时失去的移动牌照，由此建立业绩的“增长点”。正是这些集团的利益，使几千亿的国有资产和随之而来的巨额亏损被置于不顾。“去年这个时候，有人说我国对3G慎重务实的政策是‘国家被俘获’，我的答复是‘岂有此理’。那么，现在不作市场分析，不作经济可行性研究，就贸然颁布标准、准备上马3G，这是不是真的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

　　阚教授进一步说：“当然，在TD-SCDMA标准的制订和研发中，我国实现了零的突破，提高了我国的科研实力，锻炼了我们的科研队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技术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它大规模产业化。吴基传同志曾明确讲过，我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是否作为我国的技术标准，是否在我国大规模使用，首先要取决于市场。我国在‘神六’上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比TD-SCDMA多得多，难道也一定要把‘神六’产业化吗？我们一直反对各种‘形象工程’和‘业绩工程’，但是我国刚刚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就急忙把TD-SCDMA规定为国家标准，把它贴上‘创新’和‘民族知识产权’的标签，以此为WCDMA和CDMA2000开路，为必将对我国带来巨大损害的3G开路。这种作法，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创新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无线宽带，阚教授强烈建议我国尽快建立以IP为基础的无线局域网(Wi-Fi)和无线城域网(WiMAX)。“它们的带宽比3G高二个数量级，而成本却比3G至少低一到二个数量级，其性能价格比是3G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中兴和华为在WiMAX中的知识产权比大唐在TD-SCDMA中还要多。”他指出，现在世界上包括北美、欧洲、日本和我国台北在内的十几个城市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Wi-Fi覆盖。在北京，清华和北大已经在校内实现了Wi-Fi的全覆盖，市内的Wi-Fi热点也已经上万。因此，无线宽带网络不必全部由国家或运营商投资，完全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全民共建。阚教授认为，我国用无线宽带迎接2008年奥运会，不但符合“勤俭办奥运”的精神，而且可以跨越已经日趋淘汰的3G，直接进入世界先进国家和城市的行列，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的目标。

　　为了首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廉价话音业务的巨大需求，阚教授建议尽快开放有线和无线的网络电话业务。“只有这样才能够极大地降低国民经济和全社会在通信上消耗的社会成本，才能够极大地解放现代电信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使之为人民和全社会造福。”当然，这样作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电信运营商在话音业务上的收入。对此，阚教授说：“电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的作用首先不是自己的经济效益，而是是否最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面对新的技术和生产力，电信企业的利益现在不但不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与这些利益是矛盾的。我国和全世界近二十年来轰轰烈烈的电信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打破电信运营商所代表的经营体制，解放生产力，而包括网络电话在内的IP技术就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阻挡的。因此，我国正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也是对我国决策部门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尽快推广以IP技术为基础的无线宽带网络，就会使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信息化走到世界前列，奠定我国在本世纪伟大民族复兴的根基；反之，如果盲目上马3G，必然对我国信息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empirenews.page--]

　　对于固网运营商目前的困境，阚教授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固网的带宽优势和遍及千家万户的网络，如果仅仅为了“眼红”移动业务而“扬短避长”，必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此，他建议固网运营商把宽带接入业务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率先投资并组织社会力量共建Wi-Fi和WiMAX无线宽带网络，并在上面开放网络电话和各种因特网业务。这样作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以话音业务为主转变为以接入业务为主，由此完成自己的“转型”；第二，把曾经是自己“天敌”的IP技术和业务(包括网络电话)变为自己持续发展的“法宝”；第三，在提供物美价廉的接入服务的同时，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收入和ARPU值；第四，以此替换已经日益穷途末路的小灵通，满足社会需求；第五，面向未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作用，为全社会的信息化建设服务。

　　同时，阚教授认为国资委现在对电信运营商的管理和考核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固网和移动网的技术发展阶段不同，市场条件也不同，却搞‘一刀切’，把他们放在一起管理和考核，这是一种‘赶着鸭子上架’的‘督战队’式管理。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对价格战，甚至为此搞高管轮调，逼迫运营商串谋操纵市场，完全违背最起码的市场竞争原则。这种对人财物一把抓的结构，是不是在‘穿新鞋走老路’，是不是要由市场经济倒退、恢复计划经济？”为此，阚教授建议我国参考新加坡电信的作法：一方面，原来的国有股份变为优先股，不进董事会，只分红而不参与经营；高管人员由非国有股东和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任免。另一方面，国有股份将占有监事会的多数，一旦发现董事会损害国家利益，就由政府动用自己的“黄金股”，对董事会的决议行使否决权。阚教授说，实践已经证明，新加坡电信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这种作法，不但有效地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了原来的国有企业，而且保证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权，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阚教授说：“考虑到国资委的管理在电信业的矛盾尤为突出，建议尽快在电信业，首先是固网运营商对这种方法进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