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家谏言TD:运营商应公开征集测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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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用户不具广泛代表性
《21世纪》:TD的测试已经结束了,网通在青岛建的试验网被评为了精品工程,但北京的效果却不如前者,为什么?
陈金桥:仔细观察各运营商的3G策略,会发现各自对TD商用化的态度很有意思。对于固网运营商而言,不管是拿到什么牌照,都需要新建网络。有牌照比没牌照好,哪怕拿到TD也是移动牌照,总体上是一个正面效应。
其次,在类似北京的大都市进行技术测试,其效果一般不会具有典型意义。众所周知,凡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地区,电磁波的应用环境都会比较复杂,需要应付的无线电干扰就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布网测试,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人力和精力,而效果却未必最佳。所以,我认为运营商在测试阶段会有重点倾斜。
《21世纪》:现在各运营商开始征集友好用户,你们有什么看法?
舒华英:运营商们不应该寻找所谓的“友好客户”,用户的需求在哪,要由用户来说了算,而不是运营商说了算。而广大用户的看法和需求,才是TD真正的用户需求。
运营商应该公开地广泛征集测试用户,可以在网上报名,海选志愿者,由他们来使用和测试TD的效果。我觉得要充分利用传媒的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我相信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会愿意参加试用,我自己也会参加试验。
史炜:对,可以让用户先预付手机费,给每人发一张调查表,等他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填了表后,再把话费退还给他。
陈金桥:在TD的整个测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做法值得讨论。如果政府部门始终“以我为主”来考虑预商用的组织办法,可能就不会采取更有进取性的“海选”策略。
我个人以为,海选方式可以成为初期较好的培育市场方式。电信运营商当然可以自己定义“友好用户”,比如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相关人员,但这种单向的“目标性筛选”排斥了普通消费者的直接感知,未必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实际上也难以发挥市场前期阶段的“公民教育”作用。
不过我认为,海选志愿者的方式在北京、上海推行比较困难。因为北京的基站非常少,覆盖的范围非常小,只能以居住在附近的人群,比如政府官员、企业这些特定用户群为代表。而在青岛、保定和厦门比较适合,因为网络覆盖比较大,运营商在部署推进的态度相对比较积极。
打消运营商“对号入座”心理
《21世纪》:预商用结束后,TD如何向商用推进?
史炜:这次测试友好用户结束,然后12月开始再发八万户,然后明年1月份发14万户,2月份发36万户。就硬性推出,别管成败就这么干了,许多举棋不定的事,别管失败不失败,硬干就成功了。
现在对TD的讨论不是好和坏、优和劣的问题,而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去。现在两万户的专业用户远远不够,从抽样的角度也很难做,北京5000户,跟整个北京的手机用户数量比概率太低。我建议以几何级数的增长规模发展测试用户,到一定程度后,全面商用,TD的用户才能全面推开。
卢奇骏:预商用的时候就应该发放牌照,因为既然叫商用的话,必须和运营商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现在如果三家运营商都在建TD网,在搞预商用,是不是三家都要发TD牌照?如果只给一家发TD牌照,那就不如干脆明确一下做TD的承载主体,责、权、利明确,那么在预商用这个问题上,他就会考虑到未来商业模式的问题。如果不绑定运营商,不保证牌照,运营商哪里来积极性?
陈金桥:现有的运营商很可能产生“对号入座”的心理,所以它犹豫、彷徨。比如,中国网通从盈利业绩来讲,它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但可能认为TD的机会大于风险,所以积极性高一些。
《21世纪》:过去几年,业界给TD提前发牌的呼声一直很高,为什么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陈金桥: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业内对TD提前发牌的讨论比较热烈。主要意见可以归纳为两派观点。一派观点坚定认为,对TD的支持一定要先期启动,比其它两个标准先12个月到18个月发牌,如果TD商用比较好,别的标准甚至要不要启动都可以观察,所谓进攻退守,一些国内电信设备企业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但是,多数电信运营商持反对观点,具体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能否承受国际贸易伙伴的压力。因为另外两个标准直接涉及到欧盟和美国跨国厂商利益,当然会影响中国与两者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事实上,欧盟和美国的企业集团在游说政府高官和议员的时候,都在高科技领域施加了较大的压力。
第二个理由,在2003年、2004年我们的TD产业化太弱了。当时系统、终端、检测仪表等整个产业链几乎没有成熟的产品。一旦提前发牌可能立即陷入尴尬,没有终端,也没有系统。那个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战略选择,如果觉得这个条件不具备,那就需要加速推动跨国公司的介入,但这些企业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为加速产业化进程,发改委、信产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向TD联盟企业拨了一些资金,但是资金总量不足,使用分散,企业有些抱怨像撒胡椒面。政府部门的立场一直在清晰地表达,肯定要扶持TD产业,但多数大公司还是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才陆续加入到产业链之中,才真正投钱做事。
这几年下来,TD虽然没有正式商用,但是这个牌是打得不错。据了解,在国内产业界跟欧美企业IPR的谈判过程中,TD也是一副好牌。在下一步我们争取技术制高点和产业标准的主导权时候,比如发展超3G或者4G,商用化的TD产业可能成为一副大牌。
我个人以为,从三大标准的国内外市场进展和力量对比来看,确实需要在国内市场上给TD一个先行起跑的机会。但现在看来,提前发牌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丧失。
《21世纪》:如果说TD已经错过了发牌的最佳时机,现在有没有可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陈金桥:应当考虑将预商用这个环节尽量缩短,做好弹性规模测试即可。在几个试点城市扩大几百万规模与全国性建网应用还是有差别。其次,需要释放一个最强烈,最明确的政策信号,选一个运营商,给他12个月的优先期。但许可证是要有条件的,比如需要达到定期网络覆盖的要求。只要政府给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要发牌了,我们相信有很多企业会马上投入,用不了24个月就会提供商业服务。[!--empirenews.page--]
史炜:我认为应该利用国有资本的优势,找最好的运营商限期健全网络,限期扩大用户。
卢奇骏:就是立即发牌。政府的牌照是一个指挥棒,也是一个市场信号,牌照一发就等于是市场准入。整个产业链像打强心剂一样,获得极大的信心,所有企业都会投入进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牵一发而动全身。
舒华英:这些措施一出来,效果超过国家投入几千亿。除了政策扶持,而且还要让国资委在运营TD的电信运营商中的股份继续下降,以引进国外资本进来和国际接轨,解决资金的问题。现在中国移动,国有资本持有70%多的股份,让它降到38%,让出来百分之几十股份,我相信有很多运营商愿意投进来。
出台TD产业规划
《21世纪》:发放牌照后,政府在TD产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金桥:发放牌照只是启动市场的第一步,后续的产业扶持和管制政策必须配套,否则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关于强制异网漫游、结算费用优惠,还有非对称的号码可携带,这些政策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还是很忧心TD运营商的未来业绩。
电信产业过去的投入机制是以政府决策、国有资本注入为主。现在来看,国有资本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基本立场和管理态度还不够清晰明朗,这一点国资委的态度比较重要。
另外,个人还有一个建议,在发放牌照的同时,同步发布关于国家对整个TD—SCDMA的战略规划及其相关政策。异网漫游等管制政策必须要有,而且特别强调后期管制政策一定要跟进。
史炜:产业规划政策,那是最根本的。历来只要国家发改委出台产业条例,投资马上集中。比如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能源的战略,马上再生资源,循环经济一下就上来了。围绕TD产业,如果国家发改委出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建议,并且经过人大审议以后,是不缺钱的。
《21世纪》:产业规划应包括哪些内容?
陈金桥:首先,要系统化阐明国家对这个产业的基本态度。
第二,要有一个可持续的融资制度。对TD来讲尤其关键,TD如果全部靠政府投钱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创造性的,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第三,3G市场启动以后,管制政策必须要跟进,否则,恐怕TD产品、设备和业务应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
舒华英: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几个大的战略项目来带动整个国家的整个发展。假如TD不能算作一个大的战略项目,把它作为一个前奏来推动总可以吧?
卢奇骏:类似的例子,像法国的优利卡计划,欧洲的空中客车计划,中国怎么不可以搞一个TD计划呢?这样把TD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
《21世纪》:对于TD能否成功,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你们如何看待其前途?
陈金桥:我觉得TD要商用成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TD一定要有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至于能不能在局部城市再搞一些所谓“叠加组网”,要看运营商怎么决策,但一张全国性网络是最低要求。
另外,TD网络的主要运营商最好不要从零开始,先具备一定的网络规模和用户基础,才可能较快进入市场起飞阶段。TD完全从零开始建,还是一上来就有一定市场基础,可能对它的市场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能获得领先的时间,如果相关的扶持政策能够跟上,主要承担的运营商全力以赴,我们相信TD不会在未来的3G市场中居于完全弱势地位。我们内部评估认为,TD经过三年的发展,可能追平CDMA2000的市场位置。
舒华英:有人说,TD仅在中国用会失败,但是在2G时代,日本自己的数字移动电话制式PDA不是国际标准,其他国家都没有采用,目前还在继续服务,它有赢利、没有死,它活下来了。中国有多大的市场,日本才多大的市场?我就不相信TD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