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施继兴五提TD议案
时间：2007-03-03 1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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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月1日，离全国“两会”开幕只有两天时间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施继兴正为是否继续递交3G提案而犹豫。
过去四年，施继兴每年都在全国人代会上提议发放3G牌照，但都无功而返。“老实说，
3月1日，离全国“两会”开幕只有两天时间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施继兴正为是否继续递交3G提案而犹豫。
过去四年，施继兴每年都在全国人代会上提议发放3G牌照，但都无功而返。“老实说，我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施继兴告诉记者。
不过施继兴对3G依旧痴心不改——“必须尽快发放3G牌照，否则会贻误时机”。
四次议案
2003年，当时担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公司总裁的施继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递交的第一份建议就是迅速开放3G移动通信市场。当时的波导董事长、现任宁波市副市长余红艺等30多位电信业内外全国人大代表在此议案上签字。
施继兴在议案中表示，发放3G牌照、开放3G市场，其好处和优势主要在于：中国3G产业全面启动初期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1%左右的新增长点；未来5年内在中国形成规模超万亿元的3G配套产业基地，增加数十万人就业机会；带动超百亿美元外资引入，5年内达到500亿美元以上出口增长；避免3G国家资源潜在价值流失，我国拥有大量3G用户时，外资进入3G运营领域占有同样股权需投入大量资金，否则会丧失超百亿美元以上的增值机会等等。
施继兴认为，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链较强势，手机生产量在全球约占40%，这是因为我国有巨大2G市场支撑的结果，如果3G市场不开放或者延误，那么新一代3G产业就可能会转向别的国家。
施继兴同时也建议：3G牌照先发放4-5张，其中WCDMA发放1-2张，CDMA发放1张，TD-SCDMA发放1-2张，每个运营商选择何种技术体制应由各自自主选择，不应受政府制约。
同时，为扶持TD-SCDMA技术和产业发展，建议额外发放一张以上TD-SCDMA专用运营牌照，许可自主选择投资者，包括民营或外资。建议对现有移动运营商同时开放其他电信业务，从而形成几大全业务经营的电信运营集团，全面完成我国电信体制改革。
施继兴当时在议案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是尽早发放3G牌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把建设和运营3G网络的决策权交由运营商。
此后三年，施继兴都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他告诉记者，“每次都能得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的赞同”。按照规定，一项建议必须得到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能正式成为正式的议案。
但是，施继兴的议案也在社会上遭遇到了不少攻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针锋相对：上马3G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直至现在，阚凯力还是坚持“不能上马3G”的观点。
博弈奥运机会
2006年，施继兴觉得时机来了——奥组委承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3G服务。
他认为，3G项目有审批过程，招标和生产阶段，安装后还要进行长时间调试，这个过程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如果要在奥运会期间提供3G服务，那么2006年就必须发放3G牌照，开始3G网络的规划建设。
在他看来，这也许是要求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最大的一个筹码。而正因为这个承诺，2006年初众多的投资银行和通信设备制造商都预言，中国将在2006年发放3G牌照。
施继兴甚至为中国移动拟定了一个申请文件，希望中国移动出面向北京奥组委提出申请，然后由奥组委出面向信息产业部提出要求。
“我甚至当面向信产部主要领导提过建议。”施继兴透露，在一次同信息产业部某主要领导会面的过程，施继兴建议尽快发放3G牌照，同时开放VOIP业务。
TD体制之忧
“3G牌照迟迟不能发放，主要就是TD-SCDMA的问题。”施继兴说，目前TD-SCDMA产业状况实际上只达到技术成熟阶段，确实尚未真正达到产品成熟和大规模推广运用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两年左右。
施继兴的观点也是业界的共识。瑞银等投资银行发表的报告也分析认为，从测试传出来的消息看，TD网络通话问题不大，主要的瓶颈在于终端，整个TD-SCDMA技术还不成熟，直接导致了决策层迟迟不能发放3G牌照。
而在通信业界，技术成熟时间的早晚也直接决定了一项标准的市场前景。在中国决定上马移动电话的时候，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曾力主上马CDMA，但是由于当时美国高通的CDMA比由欧洲厂商主导的GSM技术成熟晚了一些，最终邮电部决定上马GSM。
在施继兴看来，不仅TD-SCDMA技术,目前国内企业在CDMA、WCDMA两个标准上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专利，不能只是单纯地保护TD技术。
另外一方面，施继兴也认为，要真正促进TD技术应用获得成功，不能单靠行政手段推迟其他制式的推广应用，而应该寻求创新经营体制。
他认为，TD现有的运营体制和方式较为僵化，为此，他甚至多次建议把TD的运营主体转变为非国有控股体制，引入民营和外资，甚至特许这些企业控股，通过体制和市场的驱动力促进TD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
“片面依赖行政保护，仍以国有体制运营TD网络，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施继兴指出，此前的教训尤在眼前——美国政府难以保护好CDMA技术推广应用，日本2G专有技术反倒制约其移动通讯产业在全球的发展。
另一方面，施继兴认为，由于现在的3G牌照管制，运营商还不能自主做出决定，3G牌照目前的发放形式实际上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表现，“应该尊重运营商的自主权，尊重他们的明智抉择”。
“也许我今年还会继续提交发放3G牌照的议案，到大会上再看吧。”施继兴告诉记者。
过去四年，施继兴每年都在全国人代会上提议发放3G牌照，但都无功而返。“老实说，我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施继兴告诉记者。
不过施继兴对3G依旧痴心不改——“必须尽快发放3G牌照，否则会贻误时机”。
四次议案
2003年，当时担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公司总裁的施继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递交的第一份建议就是迅速开放3G移动通信市场。当时的波导董事长、现任宁波市副市长余红艺等30多位电信业内外全国人大代表在此议案上签字。
施继兴在议案中表示，发放3G牌照、开放3G市场，其好处和优势主要在于：中国3G产业全面启动初期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1%左右的新增长点；未来5年内在中国形成规模超万亿元的3G配套产业基地，增加数十万人就业机会；带动超百亿美元外资引入，5年内达到500亿美元以上出口增长；避免3G国家资源潜在价值流失，我国拥有大量3G用户时，外资进入3G运营领域占有同样股权需投入大量资金，否则会丧失超百亿美元以上的增值机会等等。
施继兴认为，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链较强势，手机生产量在全球约占40%，这是因为我国有巨大2G市场支撑的结果，如果3G市场不开放或者延误，那么新一代3G产业就可能会转向别的国家。
施继兴同时也建议：3G牌照先发放4-5张，其中WCDMA发放1-2张，CDMA发放1张，TD-SCDMA发放1-2张，每个运营商选择何种技术体制应由各自自主选择，不应受政府制约。
同时，为扶持TD-SCDMA技术和产业发展，建议额外发放一张以上TD-SCDMA专用运营牌照，许可自主选择投资者，包括民营或外资。建议对现有移动运营商同时开放其他电信业务，从而形成几大全业务经营的电信运营集团，全面完成我国电信体制改革。
施继兴当时在议案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是尽早发放3G牌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把建设和运营3G网络的决策权交由运营商。
此后三年，施继兴都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他告诉记者，“每次都能得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的赞同”。按照规定，一项建议必须得到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能正式成为正式的议案。
但是，施继兴的议案也在社会上遭遇到了不少攻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针锋相对：上马3G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直至现在，阚凯力还是坚持“不能上马3G”的观点。
博弈奥运机会
2006年，施继兴觉得时机来了——奥组委承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3G服务。
他认为，3G项目有审批过程，招标和生产阶段，安装后还要进行长时间调试，这个过程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如果要在奥运会期间提供3G服务，那么2006年就必须发放3G牌照，开始3G网络的规划建设。
在他看来，这也许是要求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最大的一个筹码。而正因为这个承诺，2006年初众多的投资银行和通信设备制造商都预言，中国将在2006年发放3G牌照。
施继兴甚至为中国移动拟定了一个申请文件，希望中国移动出面向北京奥组委提出申请，然后由奥组委出面向信息产业部提出要求。
“我甚至当面向信产部主要领导提过建议。”施继兴透露，在一次同信息产业部某主要领导会面的过程，施继兴建议尽快发放3G牌照，同时开放VOIP业务。
TD体制之忧
“3G牌照迟迟不能发放，主要就是TD-SCDMA的问题。”施继兴说，目前TD-SCDMA产业状况实际上只达到技术成熟阶段，确实尚未真正达到产品成熟和大规模推广运用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两年左右。
施继兴的观点也是业界的共识。瑞银等投资银行发表的报告也分析认为，从测试传出来的消息看，TD网络通话问题不大，主要的瓶颈在于终端，整个TD-SCDMA技术还不成熟，直接导致了决策层迟迟不能发放3G牌照。
而在通信业界，技术成熟时间的早晚也直接决定了一项标准的市场前景。在中国决定上马移动电话的时候，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曾力主上马CDMA，但是由于当时美国高通的CDMA比由欧洲厂商主导的GSM技术成熟晚了一些，最终邮电部决定上马GSM。
在施继兴看来，不仅TD-SCDMA技术,目前国内企业在CDMA、WCDMA两个标准上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专利，不能只是单纯地保护TD技术。
另外一方面，施继兴也认为，要真正促进TD技术应用获得成功，不能单靠行政手段推迟其他制式的推广应用，而应该寻求创新经营体制。
他认为，TD现有的运营体制和方式较为僵化，为此，他甚至多次建议把TD的运营主体转变为非国有控股体制，引入民营和外资，甚至特许这些企业控股，通过体制和市场的驱动力促进TD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
“片面依赖行政保护，仍以国有体制运营TD网络，很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施继兴指出，此前的教训尤在眼前——美国政府难以保护好CDMA技术推广应用，日本2G专有技术反倒制约其移动通讯产业在全球的发展。
另一方面，施继兴认为，由于现在的3G牌照管制，运营商还不能自主做出决定，3G牌照目前的发放形式实际上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表现，“应该尊重运营商的自主权，尊重他们的明智抉择”。
“也许我今年还会继续提交发放3G牌照的议案，到大会上再看吧。”施继兴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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