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菲律宾事件:一场非商业因素的遭遇

中国通讯行业领导企业之一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000063.SZ，下称中兴通讯)正在菲律宾面临着超越生意之外的重大难题。

9月15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菲律宾高等法院发出的一份临时限制令。该限制令要求暂停实施中兴通讯与菲律宾政府签署的一份价值3.29亿美元的宽带网络设备及服务合同。在该限制令发出的前后，菲律宾有关媒体声称中兴通讯以涉嫌行贿获得菲律宾政府的合同。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中兴通讯获得的上述合同是否超越了商业规则？为何一项并不显著的交易将一个国家的参议院和最高政府首脑卷入其中？记者获得的多份独家资料对这一事件背后的重重内幕进行了揭示。

过程

中兴通讯在今年4月获得的菲律宾政府一份价值3.29亿美元的政府电子政务宽带网络设备及服务的意向合同，这份由中菲两国政府推动的商业合作项目陷入一场政治纷争，令参与者始料未及。

菲律宾政府宽带网项目是阿罗约总统2006年施政纲领提出的“BEATTHEODDS”重大战略目标的体现。该网络将连接总统府、议会、法院、国家经济发展署等菲律宾政府核心部门；连接全国14个区、79个省的25000多个中央政府分支机构和市政厅等地方政府机构。该网络建成后，将极大地提高菲政府内部通讯效率，减少租用公共运营商网络服务产生的高额费用，对该国行政运作具有重大意义。2006年7月菲律宾总统签署特别令对该项目加以推动。

2007年1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与阿罗约的会谈中，特别关注了中兴通讯承建的菲律宾政府宽带网项目。2007年4月21日，海南博鳌论坛期间，在菲律宾阿罗约总统的见证下，中兴通讯与菲律宾交通通信部签署了政府宽带网项目的商务合同意向，合同金额3.29亿美元。

此后不久，有菲律宾媒体报道称，中兴通讯涉嫌向政府官员行贿而获得该合同。其理由是，在三家参与竞标的企业中，中兴通讯的项目报价最高。据记者了解，中兴通讯方案报价 3.29亿美金；美国 AI公司(ArescomInc.)报价1.35亿美金；菲律宾AHI公司 (AmsterdamHoldingInc.)报价2.4亿美金。

2007年6月，菲律宾经济发展署、交通通信部、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CICT)会向媒体公开表态，肯定了中兴通讯承建的菲律宾政府宽带网项目的合法性、先进型、经济性，且优于竞争者，并对之前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做了正式澄清。

2007年8月，菲律宾司法部针对政府宽带网项目出具了审核意见，再次认定了中兴通讯承建该项目的合法性。2007年8月底，菲律宾反腐败部门官员公开表态：针对中兴通讯贿赂高官的指控缺乏证据。

9月5日，菲律宾总统府作出声明，再次肯定宽带网项目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会因为这些纷争而停滞该项目。但菲律宾参议院坚持将该项目提交菲律宾高等法院审查，菲律宾高等法院受理了对该项目审查的提议，并于9月11日发布了针对该项目的临时限制令，要求在未审查完结前，有关各方不得实施该合同。

合同的真相

从商业角度审查中兴通讯获得该合同是否合理、公正是理清该事件的前提。记者通过调查，独家获悉了参与竞标关各方提交的菲律宾政府宽带项目解决方案详情。对比这些方案可以清楚了解各方报价理由。

对中兴通讯合同提出异议的菲律宾本土AHI公司是参与投标的公司之一。与AHI方案相比，二者的商业模式有着重大差异。

中兴通讯采用的商业模式是G-G(政府-政府合作项目)。项目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期限长达20年、利率仅3%的低息贷款。更为重要的是，G-G模式是整个项目建成后所有权归属菲律宾政府。

AHI采用的是BOO(Build-Oper-ate-Own建设-运行-所有权)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项目建成后的所有权归AHI所有，AHI希望和政府签订一个协议，规定政府必须长期租用AHI的网络和服务，绑定购买AHI的服务。此外，由于网络归AHI所有，政府不能干涉其建网方案、计划、覆盖以及资费，在偏远落后地区将得不到服务。AHI还可以将建成的宽带网提供给其他商业客户使用。

根据现有菲律宾电信政策，私有运营商不受政府具体控制，其投资计划、运行与政府规划目标、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考虑到国家信息安全、稳定和长期发展，菲律宾政府希望建设一个政府控制的对公众服务的ICT(信息与通讯技术)基础平台。与中兴通讯整体建设整体移交、一次性收取设备和建设费用的方案相比，AHI保留产权收费运营服务的方案与菲律宾政府战略目标相悖，这是菲律宾政府选择中兴通讯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AHI在竞标时没有提交明确的融资计划，如果通过商业贷款，以菲律宾目前6%-7%的贷款利率，10年还款期，其高企的融资成本将导致AHI向政府出售其网络服务时，提出较高要价。

　　至于两家方案相差8900万美元报价的原因，在于两种不同商业模式下的网络布局、设备供应数量、建设规模相差悬殊。G-G模式因为不必考虑网络运营后的商业利益，中兴通讯提交的宽带网方案是全面覆盖，覆盖菲律宾全国从一级到六级城市、乡镇的各级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 (包括全国17个大区，81个省，2295个中央政府机构，到村镇一级的23549个地方政府机构)，并可快速扩展覆盖各个公用服务机构，如学校、医院、警署等。

AHI提交的方案是局部覆盖，只覆盖菲律宾全国一、二级城市及部分三级城镇，主要是人口密集和收入较高的地区，以保证网络建成后的用户发展计划、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因此，中兴通讯方案所需要建设的基站、终端数量要远远多过AHI方案。经审核认为，中兴通讯的报价高出AHI亦属合理。

专业人士指出，电信合同单纯从总价上论孰高孰低既不公正亦无意义，合理的比较应当是供应产品的单价。根据菲律宾交通通讯部的比较分析,中兴通讯所报价的设备单价低于AI和AHI两个公司。根据菲律宾交通通讯部的测算，如果按照中兴的方案来做,AHI造价需近6亿美金，AI公司要达到10亿美金。

记者联系到中兴通讯驻菲律宾办事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我们在2002年就在菲律宾建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密切关注这个市场所有可能的市场机会。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菲律宾并与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根据这个战略关系，我们仔细研究了阿罗约总统提到的 ‘数码长廊计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析了网络设计需求，然后我们在2006年7月向CICT提交了计划书”。 [!--empirenews.page--]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我们在这个项目里提供了最合理的价格、最优惠的财务方案以及最完备的技术方案，我们对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信心十足，因此根本没有贿赂的必要。虽然目前有很多对中兴通讯和这个项目的恶意中伤，但我不会在此谈论更多，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法律程序予以澄清”。

招商证券资深通讯行业分析师秦蓁认为，由于中兴通讯此前与菲律宾政府签署的是意向合同,正式合同尚未生效，亦并未计入中兴通讯今年预期收入中，并不会对中兴通讯业绩产生影响。

一场非商业因素的遭遇

三家公司竞标一个项目，各家公司报价成本高低很容易比较清楚，也不难澄清事实。但为何在菲律宾多个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评估后，依然引发了中止合同执行的事端？据记者调查，事件已远远超越生意逻辑和商业关系。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对中兴通讯提出指控的竞争对手AHI公司2002年才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实质性产业、没有商业运作、没有办公地点、只有几个顾问，公司负债/资产比达11：1。目前AHI并不生产任何通讯设备，亦无电信运营许可资格、无电信行业背景和经验、无相关项目案例。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何以能对一家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的全球著名通信方案提供商提出挑战？

AHI的背景颇为特殊。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JoeydeVeneciaIII是菲律宾执掌议会大权长达15年之久的众议长JosedeVenecia的儿子。在竞标失败后，JoeydeVeneciaIII找到当地媒体对竞标结果进行指责，并表示有“神秘人”威胁自己退出该项目，在吸引到媒体和外界的关注后，他指出该“神秘人”是菲律宾的第一先生——阿罗约总统的丈夫。

记者获知，第一先生曾与JoeydeVeneciaIII会面，并善意提醒JOEY不要参与政府项目，因为他是议长的儿子。根据菲律宾反渎职与腐败法，“总统、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的任何直系三代亲属直接或间接干预或参与政府的项目都是违法的。”JoeydeVeneciaIII直接参与了投标。

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兴通讯已不再是他们的真正攻击对象。在媒体大战后期频频现身的反对党参议员LACSON等人，开始将矛头转向菲律宾执政党和阿罗约政府。显然，中兴通讯事件成为该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一位菲律宾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两年前，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曾经陷入困境。但目前菲律宾政局相对稳定，反对派还不成气候，集体攻击阿罗约也并非易事。但他们仍在不断寻找机会，通过经济纠纷、商业丑闻来攻击政治对手在菲律宾政坛上是很常用的手段。”

另一个背景是，随着中菲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菲国内开始出现忧虑情绪。菲律宾大使兼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唐纳德·迪伊告诉中国媒体，中国很有可能在5年内取代美国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唐纳德·迪伊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但同时他怀疑菲律宾政府是否有偿债能力，并担心是否真的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9月中旬，菲律宾政府还暂停一家中国企业为公立学校建设电脑和视频链接的项目；菲律宾农业部长暂停了两家中国企业的土地租赁交易，该交易是要在菲律宾120万公顷农田上种植稻谷、玉米和高粱，以供出口中国。据外电报道，9月25日菲律宾成立了一个政府特别小组，监督由中国援助资金支持的项目。

鉴于菲国内形势，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寻求解决方案。9月16日，中国商务部已派出“调研组”前往菲律宾，寻求推动包括中兴合同在内的12个中方合同。

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拓展屡屡受到非商业因素的阻扰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开拓国际业务走出去的同时，需要具备更高的智慧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