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信威十二年的轮回

根据中国的农历生肖，12年是一个轮回。1995年底信威成立，转眼已12年。12年间，信威几经沉浮，一度濒临绝境，一度大业初成。经历了其间悲欢离合的主角们依然在一起，依然在重新开始。

作为信威创始人之一，从大唐首席科学家退休的“中国3G之父”李世鹤教授对《商务周刊》介绍说，“信威”这个名字是根据Cwill的音译，在工商局的电脑随机备选名字中临时挑中的。从字面来看，它能方便地延伸出“在电信领域扬我中华国威”的意译。与“大唐”、“中兴”、“华为”这些寓意显见的名字一样，它代表着信威创始人们在这家公司身上寄托的共同梦想。这个梦想曾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不止一次创造奇迹，直至“志同道不合”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殊途。

啸聚信威

李三琦、徐广涵、陈卫和陈五福是10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早年自诩为“四人帮”。

风险投资家陈五福最早从台湾闯荡美国，因成功投资包括Google在内的多家企业而成名。李三琦1989年赴美国，1990年代初在德州奥斯汀(Austin)大学任教授，是美国数据宽带领域的学术权威。徐广涵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生物医学，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改学通信，成为世界顶尖的智能天线专家，并发明了SCDMA和McWiLL系统。重庆人陈卫早年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攻数字信号处理与芯片设计。

1992年，徐广涵从斯坦福毕业后，被李三琦招到奥斯汀任教。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陈卫相识后，三人发现他们分别从事的领域——数据宽带、无线通讯和芯片技术，技术上可以构成天然的强强组合，于是决定一起合作搞研发。李三琦最早在北京邮电大学学习，出国前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十研究所任职，和陈卫的老乡、第四研究所的李世鹤是老朋友。李世鹤当时被李三琦的老师、时任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熊秉群调至研究院，李三琦从李世鹤那里得知，研究院对ATM(异步传输模式)交换机很感兴趣，于是决定与国内合作，提供技术支持。为此李三琦、徐广涵、陈卫三人联合创立了SANCOM(三信)公司，合作开发ATM交换机和无线通信智能天线系统。在摩托罗拉任职的陈卫任三信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徐二人保持学者身份未在公司挂职。

由于三人对如何做Start-ups(创业公司)经验不足，李三琦找到他的朋友、人称“点石为金”的硅谷风险投资人陈五福，陈于1995年投资三信成为股东，组成“四人帮”。随后四人又在国内注册成立“异码”公司(取自ATM异步传输＋CDMA码分多址之意，和“一匹黑马”谐音)。

1995年5月，时任中国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带邮电部科技代表团到美国，时任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所长的李世鹤陪同周寰前往奥斯汀考察了三信的交换机和智能天线。徐广涵当时演示的智能天线系统的空分多址技术给周寰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可以实现同一个频率的接收机走过不同地段收到不同的音乐。

周很兴奋，决定支持这两个项目。当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中对ATM交换机已经专门立项，周寰表示可以以专款专用的形式从中拨款给三信。由于有陈五福加盟，三信在融资方面不成问题，但周寰表示，合作的前提是邮电科学研究院一定要控股合资公司。

合作第一年，由于政策方面的因素，资金难以出境，三信由陈五福出钱支持运作，当时主要做ATM交换机。

随着两个项目越做越大，在一个初创公司里无法同时运作两个大项目，而且由于国内要求“专款专用”于ATM，陈五福提议分家。1995年10月，三信正式分家，李三琦和陈五福继续运作三信和异码。同月，异码与电科院组建合资公司北京高鸿通信公司，从事ATM宽带通信设备业务。陈卫和徐广涵则退出三信，在德州成立新公司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为“中国的本地无线环路”)，陈卫任董事长兼CEO。后来，陈卫和徐广涵说服了陈卫摩托罗拉的上司Bryant Wilder投资50万美元。Bryant加入Cwill工作，负责战略和中国外的海外市场。2000年，经徐广涵协调，陈五福出钱收购了与陈卫发生矛盾的Bryant的股份，并担任Cwill董事长。

李三琦回忆说: “我在十几年前就感觉到，国内的体制有很多条条框框，对于做合资企业是不成熟的。比如研究院不准我们在外面招人，只能用他们从国内派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院内几个所之间为抢这个项目互相打。但当时在熊(秉群)院长的领导下，大家都有诚意，相互有信任感，所以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可以往前走。”

1998年，陈五福把Cwill推介给另一位在美国的台湾人，美商中经合集团(WI Harper Group)董事长刘宇环，两次见面后，中经合投资350万美金入股Cwill，占股约10%。

陈卫的爱人反对他放弃稳定的大公司职位，去自己“折腾”创业，揶揄他一开始名字就没取好：Cwill的意思是“Cwill＝C(陈)＋w(卫)＋ill(有病)”。如今这一解读被陈卫用来自我解嘲。

陈卫继续“折腾”Cwill。继高鸿之后，1995年11月，Cwill与电科院合资成立了信威，取Cwill的谐音，启动资金来自电科院、陈五福和陈、徐等创业者，三方各出20万美元，当时信威的牌子挂的是“北京Cwill公司”，李世鹤任信威董事长，陈卫任总裁。

信威的上市招股书显示，其后大唐旗下凯通达和Cwill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信威，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200万美元，其中凯通达以货币资金和技术折价130万美元(其中货币资金120万美元，技术折价10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65%；Cwill以货币资金和技术折价70万美元(其中货币资金40万美元，技术折价30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5%。

双剑合璧

Cwill和信威成立后，由于国内研发环境所限，一开始陈卫和徐广涵并未回国，信威的研发基地也放在Cwill，人才送往美国进行培养。

周寰曾提出信威做兼容CDMA(码分多址)的智能天线产品，但陈、徐、李仔细研究后发现CDMA系统的知识产权都是美国高通公司的，而且智能天线在传统的CDMA系统中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信威的使命自创立起，便是运作SCDMA无线接入项目。

SCDMA以徐广涵的智能天线技术为基础，利用时分双工(TD)作为关键元素，融入了上行同步、软件无线电等前沿技术，很快在研发上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9月1日，信威第一套SCDMA移动实验原型系统在北京通县演示成功。周寰看完后非常高兴，随后电科院将一笔“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科研经费约2000万元(合286万美元，其中货币资金264万美元，技术折价22 万美元)，作为信威的注册资金打给Cwill使用。同时，Cwill也按原股权比例增资154万美元(其中货币资金88万美元，技术折价66 万美元)，双方共同向信威增资440万美元，使信威注册资金扩充为640万美元。[!--empirenews.page--]

样机做出来后，陈、徐二人当即回国，接下来，信威的任务是在试验网中继续完善SCDMA。在信威找不到运营商支持SCDMA试验网的情况下，陈卫与李世鹤的家乡重庆市政府出手相助，说服重庆电信在农村地区西彭做SCDMA，以避开城市里已有的GSM和CDMA网络。

1997年，SCDMA产品推向固定无线接入市场，信威进入高速发展期。当年8月，第一套SCDMA商用试验网在重庆西彭开通。1998年，信威的3个试验网在重庆建成，当年就实现了4000万元的销售。此后市场方面捷报频传，信威一举拿下重庆电信、江西电信、哈尔滨电信等客户，订单总额达2亿多元。1999年，信威实现了70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这条路走成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时信威人心头的狂喜。“没有做过自主创新的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要独立的做一个系统出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卫说。

除了陈卫、徐广涵和李三琦三人及信威员工，冒着巨大风险投资Cwill及信威的陈五福，和独具慧眼、敢于坚持的周寰，都是这一历史性时刻功不可没的幕后英雄——如果没有SCDMA这条路的成功，也就没有后来中国人自己的3G大业。

之后，周寰大胆采纳了徐广涵在SCDMA技术上搞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框架的建议，徐广涵和李世鹤提出在SCDMA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出了著名的“中国3G标准”——TD-SCDMA。即使到现在，TD-SCDMA的多个核心专利还都在信威和Cwill手中。

直到此时为止，这个故事都是令人感动和值得致敬的，它构建了一条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投资家们联合铺就的中国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强之路。

但不幸，它也自此开始朝令人叹息的方向发展。

博纳德投资公司副总裁蒋宁是陈卫在北京牡丹园住所的邻居，蒋宁看重陈卫的人品和能力，决定投资信威。1999年8月，博纳德以货币资金向北京信威增资71.11万美元，占股10%。但蒋宁没想到，他“当了一回倒霉蛋”：一个月之后，陈卫就第一次下课了。

首次下课

陈卫至今还记得1998年1月的邮电部“香山会议”上，李、陈、徐三人向在座专家讲解TD-SCDMA的情形，“他们俩在上面讲，我在旁边作备份”。

多年之后，有媒体解释1999年9月陈卫第一次被信威董事会扫地出门的原因是陈卫不支持TD-SCDMA，这令他觉得寒心。

“TD的早期研发全部在信威，TD申请国标去国际上开会的费用都是信威出的，我还要怎么支持？”陈卫说，“只是当时信威自己资金都紧张，作为公司总裁，我不能把公司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一项未来技术的研发上，我要生存，我要对公司的小股东负责。”

陈卫没有言及的是，当时Cwill的其他股东早就对他向信威开放所有技术参数颇有微辞，更遑论支持信威转向TD-SCDMA研发，他扮演着“里外不是人”的角色。

陈卫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段往事：“信威的TD-SCDMA怎么办？我当时提议再成立一家公司，由李世鹤领衔单独运作TD-SCDMA。按照市场规律，这一方案需要理清TD-SCDMA的知识产权，给予专利持有人(信威和Cwill)一定的经济补偿。”

但1999年由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而成的大唐集团有着不同的计划。

1999年春节，大唐董事长周寰到陈卫在美国的家中做客，让陈提议召开信威董事会，免掉李世鹤的董事长一职。陈卫回忆说，“我就说周院长，如果要免掉李院长的董事长职务，从经营上讲我找不到理由，我认为他是一个技术专家，经营不是他的长项，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弥补他的不足。”

“事后很久我才领会了周寰的用意，他并不是对作为‘TD-SCDMA之父’的李世鹤有看法，而是想以此把李世鹤调回大唐，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把TD-SCDMA的技术力量从信威转移到大唐。” 陈卫对《商务周刊》说。

这是陈卫和周寰矛盾的开端。“周寰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肯大家一起做。”陈卫说，“就算是为了国家利益，你要把TD-SCDMA拿去，我也没意见，但是毕竟还有这么多小股东，我们大家都投入了这么多财力和精力在里面，你总得讲点商业原则，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来办吧。”

如果不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周陈二人可能会成为很久的好朋友。陈卫记得1996年在北京陶然居的庆功会上，每人一瓶五粮液，那是陈卫第一次喝醉。周寰拍他的肩说，“这老弟可以搞！”周、陈一度形同大哥与小弟，“关系好的不得了”。两人同属猴，相差12岁，O型血，均好书法。陈卫说自己绝对是“不超过5个”曾被周寰请至自己家中做客的同仁之一，“大年初一，一家人都在周家过年”。

两人具有同样的报国理想、对技术的敏感和执著坚持的气质，最初一刻的惺惺相惜源自于这些共通点。陈卫至今对周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周寰非常执著，他说我们做这个工程的目的不是说要证明我们的技术行，而是搞明白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应该怎么趟。”陈卫说:“TD-SCDMA从产业上讲周寰功不可没，首先周寰有这个慧眼看到我们做的东西对今后产业的影响；第二周寰有这种魄力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当时冒那么大风险投资我们，是需要勇气的。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和他与共和国的感情有关。他是一个搞技术出身的官员，到大唐来做董事长，他是很有抱负的，没想过为自己谋什么利益。但他认为这些东西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服从大的利益。他不想大家一起来做。”

共通的理想，共同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只因官员与企业家在逻辑和思维角度上的差异而“志同道不合”，并最终悲壮地势同水火。

1999年大唐集团成立，当年5月，李世鹤带着6名学生被调回大唐研发TD-SCDMA，信威出资400万元支持该项目，大唐集团副总裁杨毅刚接任李世鹤的信威董事长一职。

虽然“TD-SCDMA之父”去了大唐，但由于TD-SCDMA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属于信威，陈卫代表Cwill等小股东与大唐交涉，“我说你不能白拿，你现在没钱没关系，未来再收也行，只要讲点公理就行。”此后，大唐与信威签订了一个分成协议，约定TD-SCDMA未来所收知识产权费的45%归信威。

此时，恰逢市场发生重大变局。1999年3月，中国电信大幅下调初装费，出于投资回报考虑，中国电信不再愿意购买信威的SCDMA固定接入系统。4月，国务院批复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筹建工作启动，失去移动业务的中国电信急需可移动的无线接入技术。陈卫认为这是SCDMA不容错过的机遇，前提是信威必须在固定接入产品的基础上尽快推出成熟稳定的无线接入系统和终端，完成其从样机到商用的过程。当时与大庆油田签署的SCDMA无线市话系统部署合同便承载了这一使命，陈卫希望信威的研发人员按时完成大庆的项目，以便向中国电信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参数。

从技术上讲，SCDMA具有高频谱利用率、在同一通信距离下最低的发射功率以及便于系统升级和维护等特点。“中国电信等一些运营商都在等信威的移动产品问世，他们认为PHS(小灵通)对一些运营商和地区不适用。”陈卫说。

但大唐主导的信威董事会却要求信威把研发人员调往大唐，以补充TD-SCDMA攻关的人才短缺。与此同时，徐广涵作为SCDMA技术的创始人之一，也向投资人和董事会表示，SCDMA的无线固定接入产品并没有更大的市场前景。一时间陈卫的压力巨大。

“我跟他们讲，技术在这里，只要把市场与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公司就能生存，为什么一定要好高骛远做最远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短期和长期兼顾？”陈卫说，“但没人听我的。”

已经签订的合同得不到人力支持，SCDMA无线接入技术难以推进，信威内部陷于人才争夺战之时，中国电信转而采购“小灵通”。内耗使SCDMA系统的商用推迟了近3年，信威失去了这次稍纵即逝的机遇，也成就了后来的“小灵通”商业神话。

9月的一天，没有召开董事会，杨毅刚通知陈卫，他被免职了。

10月份，因为被信威罢免，陈卫卸任Cwill董事长一职，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接任，后来又由陈五福接任董事长。

杨毅刚在信威董事会上提议，因员工群龙无首，既然部分员工要到中兴、华为去，还不如到院里面(指电信科学研究院)去。于是除一个“病号”外，信威的70多名研发人员随后被全部调往大唐。大唐没花一分钱便获得了信威的全部研发力量。

二次创业

被免职的陈卫心力交悴，1999年12月份离开中国。

此间他与徐广涵也产生了重大分歧。徐广涵已经不想再做中国市场，他认为中国电信这个当时唯一客户已经流失，与大唐的合作也没有前途，主张把所有的知识产权收回美国发展。但陈卫认为，“中国的市场大得很，不应该轻易放弃”，而且大庆的合同还没有完成，虽然他个人被免职，仍主张继续留在信威坚持做中国市场。

1999年10月，徐广涵回到美国，和陈五福另外开办了致力于宽带业务的Navini公司，这一名字又被嘲笑为音谐“难为你”。陈卫回忆，徐对Cwill的投资人说，SCDMA技术已经没有前途了，信威已经死了。因为徐广涵是SCDMA技术的原始发明者，一时间所有投资人都不愿意再投资。徐还要把很多属于Cwill和信威的SCDMA和TD-SCDMA专利许可授权给Navini，但遭到陈卫的坚决抵制。陈对徐广涵说，“他们(指大唐)再怎么可恶，我们也要维护国家利益，我绝对不能让你去搞伤害TD的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做和TD有关的东西，这是原则问题。”为此，2000年4月，Cwill与Navini还签署了两年不能碰TD技术的相关协议。

陈卫回美国后不久，杨毅刚给陈卫打电话，说员工都走了，邀请陈卫回来。陈卫当即应允，“行，回来接着搞。”

但徐广涵向本刊讲述的这段故事却是另一个版本。他回忆，1999年初，信威和Cwill各股东之间为如何分配利润和分担开发成本争执不休，陈卫夹在中间很难公正协调双方的利益。下半年，Cwill公司律师建议陈卫不要同时担任Cwill董事长和信威总裁，以避免关联交易。陈卫于是想回美国专职任Cwill总裁，就代表Cwill把美国休斯公司无线通信部经理杨庆推荐给周寰，以接任自己在信威的职务。但没想同时期在Cwill一次内部办公会上，经营班子提出陈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不足，不适合作Cwill总裁，当面劝陈卫让贤。最后，Cwill董事Bryant提出召开董事会，罢免了陈卫的总裁一职。后经陈卫推荐，徐广涵接任总裁，陈卫被任命为主管信威工作的Cwill副总裁。

此背景下，陈卫又不想辞任信威总裁。但周寰对杨庆颇为赏识，信威董事会于9月免掉了陈卫信威总裁，由杨庆接任。

同期，由于纯研发公司Cwill当时的收入来源是信威，信威的市场和资金困难，导致当时Cwill已没钱发工资。几个月后，Cwill只能用公司期权发工资。为了保住Cwill当时从国内招募的技术力量，徐广涵和陈卫忙于Cwill的融资。徐广涵找到老朋友陈五福，陈五福建议，Cwill成立一家分公司Navini，将知识产权许可给分公司，然后以Navini为主体招纳风险投资。此后，陈五福、徐广涵以及李三琦等投资300万美元成立Navini，陈五福任董事长和CEO，徐广涵任总裁和CTO。当时陈卫想到Navini做市场战略工作，但陈五福认为陈卫更适合回中国将SCDMA产业做下去。于是陈卫提出了再次回国的一系列条件，如回信威当总裁、带技术骨干回国、回国人员大幅加薪、徐广涵做信威技术顾问等。Cwill董事会答应了这些要求。徐广涵让陈卫优先挑选技术骨干。最后，陈卫挑选了6位各领域最强的技术骨干。为了让回国员工安心工作，Cwill董事会还拿出Cwill公司2%的期权和一定数量的Navini期权给技术骨干。

然后，徐广涵和陈卫一起给杨毅刚打电话，要求信威让陈卫返任总裁，Cwill的技术骨干才会回到信威。由于当时信威本身的技术力量不足，电科院无奈推翻了几个月前的党组决议，免去杨庆的职务，重新聘陈卫任总裁。为了让陈卫和回国骨干放心，徐广涵将Cwill的资产转让给Navini，得到50万美元留在Cwill以支付工资和补贴，同时中经合也延长了Cwill一笔50万美元借款的还款期。

关于Cwill知识产权许可给Navini，徐广涵称，所有Cwill董事包括陈卫当时对此都是同意的。回国后，电科院对陈卫施加了压力，要求Cwill保护TD-SCDMA的知识产权。为了不影响TD，徐广涵和陈五福与Navini的投资者以及其律师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艰苦谈判。最终，投资者同意Navini两年内不碰TD-SCDMA。

按陈卫的叙述，回中国后，Cwill彻底分家：一些人追随陈卫回国，徐广涵带领一批人去了Navini，另有一干人随Cwill工程部主任刘辉去了西雅图。Cwill瞬间变成只剩下知识产权的空壳公司，为此，徐广涵当着Cwill全体员工号啕大哭。[!--empirenews.page--]

当时信威资金基本已经告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陈卫提出高管层不要一分钱工资，但希望按照美国高科技公司模式设立20%的员工股。或许是出于“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大唐答应了这一要求。2000年3月，信威与大唐签订做20%员工股的协议。

2000年5月份，陈卫到全国“四处找人搭信威的班子”，当时他要求所有信威员工，“蒙上眼睛过独木桥，只管跟着我走，就一定到对岸”。在美国想了3个月的陈卫，非常笃定他在农村市场一定能闯出一条路。

当时，起死回生的唯一希望在大庆。2001年，在信威产品不成熟、项目还没有交付之前，大庆油田便向信威支付了约2000万元的“救命钱”。

完成了技术准备的信威第二年便迎来了机遇。2002年，中国网通与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北方的中国网通在南方组网时，必须选择“小灵通”之外的无线市话系统SCDMA。2003年，信威在宝鸡为中国网通的南方网络组网，1800M SCDMA成功登陆公众电信网。随后，SCDMA进入成都市场，由农村进入大城市，与GSM展开正面竞争。

在1800M SCDMA无线市话系统的基础上，信威又开发了400M SCDMA无线接入系统，并成为信产部推荐的“村通工程”的首选方案。

1999年陈卫离开时信威赢利，2000年信威亏损2000多万元，2001年亏损4300多万元，2002年，信威又开始赢利。2003年赢利3000多万，2004年1.3亿元，2005年2亿多元，销售收入从2003 年1.85 亿元增长至2005 年10.8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42.6%。“那段时候是最幸福的，没有人管我们，连杨毅刚都不管。”陈卫回忆说。

从2002到2006年，随着信威的业绩直线上升，信威和陈卫个人的声望达到一个顶点。2003年时，46岁的陈卫被中国工程院提名为院士有效候选人。2005年，陈卫当选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1月，陈卫获邀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碰到周寰，周很惊奇地问陈卫：“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陈卫说: “我也不晓得，不知道是谁把请柬名字填错了。”举席大笑。

第二天的科技大会上，温家宝总理谈自主创新，“讲信威讲了五分钟，而奇瑞讲了一分半钟，华为讲了两分钟”。这一次是举席震惊。

埋单者

但这或许是最后的辉煌。仅仅半年时间，信威便发生内讧。从一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内讧最大的埋单者，正是信威。“上市不成功的确使公司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时机和平台，给个人和企业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信威官方代表说。

在充满变数、竞争激烈的中国电信市场，所有的设备商都在如履薄冰地循着“踩步点”式发展路径，有成功如华为、中兴者，但巨龙、普天、UT斯达康等一个步点没有踩准便满盘皆输者更在多数。

徐广涵和陈卫说的都没错，SCDMA属于市场潜力大但机会窗很短的产品，前者认为干脆不要赶这趟短途车，而后者则认为机会再短也是机会。陈卫去职后不久，占信威收入70%的最大客户中国网通“因信威的经营理念发生变化导致技术风险太大”，而停掉了SCDMA订单。3个月后，中国电信和网通签署的互不进入对方领地的“竞合协议”曝光，大灵通的路被彻底堵死，信威招股书中“如公司不能正常维持与中国网通集团的业务关系，公司业务将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提示不幸应验。

“公司正处在从大灵通向McWill宽带无线接入和行业信息化的转型，整个信威公司已经裁员40%，我们的工程部领导都被裁了。”一位重庆信威员工对记者说。另一位信威人士告诉《商务周刊》，目前公司内部正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人员精简，为压缩成本，今年以来，200多人的深圳软交换部门全部关闭，北京总部离职人数也在300人左右。自去年底，信威在国内未获得任何订单，唯一的订单来自印度一家名为Vavasi的公司。而McWill技术还处于实验网阶段，未实现商用。“公司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他说。

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是陈卫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位比谁都更了解信威发展模式的科学家，在今年7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看来真的已经在理性上放弃了。“它(信威)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机会。”他说，“要重新振作太难了，我反正是没兴趣了。”

据陈卫所知，自去年9月后，信威员工流失1000多名，公司亏损6000多万元。“不到一年，信威失去了全部的有利环境，”陈卫说，“一切都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中国市场，错过了市场机遇。”

“救不了信威就让它去吧！在我有限的生命期间，去改变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着实有点自不量力。”陈卫对《商务周刊》表示，他已经不再想信威了。

“他仍然活在‘受害者’幻觉中。”信威官方代表则说。

徐广涵和信威官方代表对本刊表示，信威早已走出年初的低谷，McWill最近击败了华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对手，获得了中国电信在江西10个地市的订单，此外，国内在贵州、广西、广东、山东等地，和柬埔寨、巴西、尼日利亚等海外市场也都陆续有订单。今年上半年，信威审计后净利润达到7499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过去我们只有窄带业务，现在是宽带兼容窄带，客户群也由非主流运营商转到主流运营商了，市场前景豁然开朗。”徐广涵说。

不管是理想主义者的幻觉，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腾挪，理想破灭后，生活还得继续。经过艰苦的谈判，信威于7月下旬已经完成对瑞平的收购，股东退出价略低于2.5倍回报率，约为9000万元。陈卫也已返任Cwill董事长一职。“创业三人组”似乎又重新开始了合作。

1.TD标准的幕后：大股东与创业者的严重内耗

3.新老高鸿公司的复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