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廷润：TDD谋求低频段频谱资源无异于同广电、电信掐架

近来，中国移动在多种场合表示希望政府主管部门在低频段(450～470MHz和698～806MHz频段)中增加更多可用于TDD的频谱，并形成频率规划建议提交ITU，以促进形成有利于TDD发展的正式频率规划。

根据3GPP已确定的LTE标准，LTEFDD定义的频段为698～806/862MHz、2500～2690MHz频段，共298MHz，己规划用于2G和3G中FDD业务的频段；TD-LTE定义的频段有1850～1920MHz、2010～2025MHz、2300～2400MHz和2570～2620MHz，共195MHz。可见在低频段频率规划中，3GPP明显倾向于LTEFDD己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中国移动首先在国内纠正低频段频率规划对TDD不公现象，进而在ITU层面为TD-LTE争取合理的低频段频率资源，这种做法十分必要也非常急迫。

但是，中国移动为TDD提出的低频段频率规划方案却是说易行难。

其一，主要难度来自于竞争最为激烈的698～806/862MHz(统称700MHz)频段。电视数字化后，700MHz频段中释放的频率可实现更佳的覆盖和楼内穿透性，同时运营商也迫切需要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覆盖连接，因此在国际上被称作“数字红利”。

在我国，该频段牵涉到广电与电信之间的利益纠葛，广电部门具有470～806MHz广播电视频率的规划权、分配权及使用权。虽然广电表态计划在2015年完成电视模数转换后，将部分700MHz频段让给无线宽带使用，但随后广电也明确表示，未来电视频道还要进一步细分，频道数的增加会对频率资源提出了新的需求，而移动多媒体广播、高清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新业务对无线电频率也有新的需求。可见，以电视数字化而节省的频率来用于支持电信的宽带移动应用，还面临一些困难。

目前，我国约有3亿用户是通过无线信号收看电视节目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是电视公共服务的最大体现。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从国家层面保护公共服务有可能成为优选。笔者认为在我国2015年将698～806MHz频谱规划给TD-LTE使用还存在一定困难，即使在2015年后，TD-LTE利用此频率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在此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很难在698～806MHz频段进行TDD的频率规划。

其二，由于3GPP己将698～806/862MHz频段定义为LTEFDD使用频段，要在ITU-RWP5D会议上使其变更为TD-LTE使用频段，不但有理论、技术的较量，更有不同国家利益的较量与博弈。所以，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方能作出决断，而此决断因各种利益的纠葛恐难定论。

其三，对于450～470MHz频段，并不适合LTEFDD对称频谱的配置方式，却很容易发挥TD-LTE对零散频谱高效利用的特点，应该作为TDD低频段频率规划。当然这也存在难度，我国在450～470MHz频段上既安排了农村模拟无线接入系统，也安排了专用通信系统，用于中央党政机关、军队、铁路、公安等部门专用通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指挥调度通信，以及一些应急通信。这些业务与频率的调整存在一定难度，在短期内难以清频。

总之，为TDD规划低频段频率有利于TD-SCDMA和未来TD-LTE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面对国内及国际上的诸多难题，如若落实当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