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中兴冲刺全球前三名问题不大

2010年岁初，中兴通讯在资本市场燃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A股股价屡创历史新高，H股增发顺利获批。

而政策利好和行业高景气度延续的消息也接踵而至——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三网融合获国务院批准加快推进，中国3G网络中建设元年完成直接投资1609亿元，用户超过1500万。

但坐在记者面前的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依旧淡然。这位保持着一年在50多个国家、地区间奔波的67岁老人，谈到最多的是“战略”——中兴自身的竞争力战略，未来的市场战略，乃至中国通信产业的自主创新战略。

窗外，北京5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刚刚飘落；屋内，这位行业领袖的回答和远见，给我们解释了中兴为何取得了前25年的成功，描画了接下来25年的愿景。

在回答关于“未来几年中兴能进入全球通讯设备前三强”的问题时，他简单直接地回答说，“也就这三五年吧”，语调平实得就像老教师评点学生一份还算过得去的考卷。

这个问题换种问法，在过去一年中也曾经一再被欧洲的大T(跨国运营商)们反复提起：“你们认为再过几年，世界通讯设备的厂家还能剩几家？应该是哪几家？”

“他们老问这个问题”，侯为贵笑说，“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回答”。

此消彼长，剩者为王——这在遭受2008－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洗劫后的全球电信市场，体现得尤为深刻。北美电信巨人北电网络轰然倒下，合并重组后的欧洲老牌厂商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巨亏阴影挥之不去，市场份额节节失守。与此同时，中国的两家公司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却异军突起，在全球，甚至3G大本营——欧洲不断替换欧美厂商的网络。

新桃换旧符——已经冲进全球“前五”，正在轻松挑战“前三”的中兴在想什么？

布局中国3G

发牌挑选了最好的时机，发展要靠本土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的配合

《21世纪》：你如何总结刚刚过去的3G元年里，中国3G建网以及中兴的表现？

侯为贵：中国本次3G牌照发放的时机选得比较好。从中央的用意来讲，有利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通信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是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如果在五六年前可能付出的成本要高出五六倍，现在用很少的钱就能把全国的3G网建成，而且网络要成熟得多。

中国在一年时间内建立的总网络设施容量，比如说基站数，等于全世界十年3G网建设的20%！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是靠中国制造商和运营商的配合，更重要的是技术非常成熟。

这么大一个3G网络迅速地初步建成，我认为对国家未来的信息化发展非常重要。而且这次3G网的建设，中国本土设备商占了绝对的优势，和2G时代相比，欧美厂商完全是个陪衬，这体现了中国自主创新在通信领域的进步。

我们在三个运营商里面总份额是最大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财务上的收益，国内销售额从全年来讲增长近1倍，光上半年就增长了111%。

《21世纪》：大家都在观察中国移动的3G网络和运营表现。你如何看TD在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电信业内格局中的命运？

侯为贵：3G牌照的发放的确考虑到了均衡发展，希望中国移动能够在TD也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国际标准上能多一点支持。其实对移动来讲，他们也没吃亏，因为给TD的频率比其它两个的多一倍，频率资源是很值钱的，而且国家还有其他支持；当然它的成熟度、产业链也差一些。有长有短嘛。

目前对三个制式孰优孰劣的说法很多，客观评价，目前网络水平都差不多。因为从3G到2G的转接，从3G到2G话务量的转接都差不多了，上半年还有差距，但下半年切换各方面已经很好了。

剩下的就是终端，终端产业链上TD与其它两个制式的差距比较大。之前中国移动一直摇摆，谁敢做呢？因为做了以后投入很大，如果你不用的话我不是惨了(笑)？国家也不给补贴。所以TD就是芯片晚了。芯片这个东西要2-3年才能商业化，所以TD终端比UMTS要有差距，我估计差距在1-2年，这是速率上的差距。另外就是成熟度、性价比等等都有差距。现在中国移动正加快与终端厂、芯片厂的合作，要把这个事情赶上来，后续发展没有太大问题。

抢滩欧美市场

金融危机反而带来市场突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发成本低

《21世纪》：2009年是你们在欧洲市场突破的关键一年，拿到了包括荷兰电信在内的几个大单。在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散去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到的？

侯为贵：这两年，我们对“跨国运营商”的关注点和投入都在增加，2009年是有一些突破，但还不能说是全面突破。

刚好金融危机令国外的一些竞争同行力量被明显削弱，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更多了，跨国运营商也对我们更重视了，包括像欧洲的运营商。在欧盟内部，产品供应商和运营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供应商竞争力下降，对运营商的未来发展也带来威胁，欧美产品供应商的综合实力下降，就令他们(跨国运营商)开始主动选择我们。

《21世纪》：如果认为欧洲这两年机会大，你们在财务策略上是不是可以激进一点？

侯为贵：我们是对高端市场的投入大一些，这对公司来讲一直都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投入大了当期收益会受影响。要不断地平衡，既看未来也看当期，可能你投入大了，未来二三年以后会有大的收入，但当期报表怎么给股东、投资者交待？这要不断地选择，在当期和未来间寻找平衡点。

《21世纪》：欧盟阵营里传统的几大厂商，比如阿尔卡特、西门子，这几年都在走下坡路，而中国的两家公司中兴、华为却在逆市上升，这种此消彼长是如何形成的？

侯为贵：几年以来，欧美厂商的增长已经非常慢了，而我们一直都在增长。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技术变化特别快，二代、三代技术不断升级，三代也一直在换版本，现在已经是第9、第10版本了，每个版本的更换都有很大的技术台阶。

欧洲厂商虽然在技术上投入一直挺大，但技术投入成本太高，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各种费用太高，这是本质上的制约。我们也有几万人的研发队伍，同样的成本，他要养几万人的研发队伍，还要不断地改版本、不断地升级，就非常困难。另外，从技术人员的敬业程度来说，我们也比较有优势。

《21世纪》：你的意思是，研发成本是目前行业竞争的根本要素？[!--empirenews.page--]

侯为贵：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21世纪》：既然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研发成本，那中国工程师与欧洲工程师的成本比是多少？

侯为贵：在国内研发来讲，成本比可能在1：5，但我们有一块在海外进行技术服务的队伍，这块成本差距很小。技术研发是一个大问题，占到总人员的30%-40%，技术服务队伍还要占20%以上。

《21世纪》：北美市场呢？一般认为北美市场比欧洲市场保护更严重。

侯为贵：美国从技术的标准来看，差异性大一点，欧洲是全球化的，标准比较通用，相对来说，我们进入欧洲比较容易，因为中国市场过去都是用欧洲厂家标准。

我觉得，开拓美国市场总体进程要比欧洲晚两三年，现在美国市场也在突破，特别是终端突破快一点。美国市场主要要考虑队伍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没有力量的话，客户很担心你服务能不能跟上。虽说技术上认可你了，但是当地的维护、施工能力怎么样，他们特别关心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逐步投入的问题，毕竟每年都要考核公司业绩。

突进全球前三

三五年内实现问题不大，我们现在还是战略投入，更关心战略市场

《21世纪》：从大趋势看，海外厂商市场份额在萎缩，中兴、华为在突进。你觉得几年之后，中兴可以进入全球前3名？

侯为贵：我觉得前3名就是这三五年的事，问题不大。

从营业额来看，目前还没有他们那么大，但是国外厂商在技术上已经承认我们在前面了。像诺西(诺基亚－西门子)，营业额比我们大，但他们也认为在新增的无线市场，以及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超越它了，只不过他们维持着原来的盘子，不增反减，利润也是负的。所以目前来看，规模是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发展趋势。

《21世纪》：除了研发成本比的优势外，从长期看，还有研发和管理效率的影响。我们留意到，从人均效率来看，中兴目前人均产出与海外厂商还是有差距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侯为贵：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处理好人均收益呢？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一下子提得很高，可能就大伤元气，未来可能就不行了。必须通过高效研发持续提高绩效，因为企业效率的核心模块是研发，当然海外的运营成本也要不断提升效率。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战略投入阶段，这个时期，技术不断地更新，这些新技术不一定马上就有很大的市场，从人均收入来讲体现不出来，但是它体现到未来的竞争力。包括刚才讲的战略市场也是，现在投入，建立一个市场维护的平台，这种投入在当期的人均收入中没有体现，但它建立了属于未来的竞争力。

所以战略投入和当期利益是存在矛盾的，要平衡好两者的矛盾。不能说为了未来，牺牲掉当期，或者只看眼前。

《21世纪》：市场有一种观点，中兴对3G研发采取三种制式全面投入的战略会分散精力，并给财务和市场开拓带来压力。你同意么？

侯为贵：这在于你自己的战略选择了。我们认为，虽然三个制式是同时研发，但共享的研发平台占70%-80%，实际上每一个技术制式投入20%-30%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强调所谓集中化，只做一个，其关键因素还是企业人力成本过高，比如欧洲社保的负担就很重，其结果是会走向它的反面，如果经济上不去，丧失竞争力，大家怎么还会有高社保？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些制度缺陷也暴露出来了。

海外协同效应

拓展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建立“技术＋金融”的优势组合

《21世纪》：大型电信项目都有比较大的融资需求，中兴的国际化是否也带动了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

侯为贵：在金融危机以后，国外很多运营商对咱们的需求，一个是对我们技术上的认可；第二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资金从整体来讲比较安全，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来说相对健康。所以他们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融资，过去他们是不愿意的。

国际金融业是有很多门槛保护的，为了保护本国金融，本国企业都选择在本国银行开展业务。但金融危机一来，国外运营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前途也有担心，所以对中国的资金更有需求了，愿意接受中国的贷款。这对我们也提供了机会，“技术＋金融”的优势组合，可以取得更多市场机会。

《21世纪》：那么近年通过中兴这样的实体经济在全球拿单，把中国金融服务带出去的案例是不是在增加？

侯为贵：对，我们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多一些，建行、中行还比较少。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组合起来走出去，在一些国家还是取得了不少的项目。通过与我们这些商业实体结合，对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有很大的帮助。

《21世纪》：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拓展已经走到哪一步？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侯为贵：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做得比较好，他们的工作组已经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地区了。这些工作组不面向零售，会跟我们结合做一些大项目，工作组人员对国外当地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能够控制风险。如果金融机构在北京，仅靠我们给他们介绍，然后出一趟差，这是不行的，了解得不深入，对项目的风险理解就会有偏差。

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得也很积极，建行、工行总行的行长我都见过好几次，但下面的业务队伍没跟上。

实际上，海外业务要做起来挺难的，因为风险控制流程很复杂，往往上面有很高热情，下面流程根本走不通，因为他们不了解风险究竟有多大，业务部门就不敢做，所以他们参与海外大项目实际行动还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