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专利盘拆解:2.2亿美元与2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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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心,似乎更加平静。
“其实无所谓朋友和敌人。”4月8日,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华为对摩托罗拉的诉讼,只不过是国际企业之间关于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一个正常的纠纷和争议解决方式。
宋柳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开始深度参与华为在知识产权上的重要谈判与合作,也是华为出售华为电器予爱默生,以及华为3COM合资等资本运作项目中的知识产权负责人。
某种程度上,对于华为来说,向外界去陈述公司在专利、知识产权、创新等问题上的价值观,时常让其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其最大困惑在于,华为自身与公众之间,关于“专利价值”是否等于“商业成功”之间的分歧,以及如何在开放竞争中构建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并达成这种战略所要抉择的路径——既有付费,也有创新;既要竞争,也要合作。
宋柳平强调,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如果走到极端,反而是不利的,“过度强调所谓的自主,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尝过很多苦头”。
华为诉摩托罗拉: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21世纪》:大家都很关心华为在美国起诉摩托罗拉的事情,现在有何最新进展?此案将如何影响华为的知识产权战略?
宋柳平:美国法院已颁发初步禁止令,初步支持了华为的诉讼主张。至于可能的进展,我们也不便分析。
《21世纪》:这是华为首次在海外动用知识产权的利器,如果胜诉,中国的民众会据此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专利战役上的首战告捷,你如何看该案在中国激起的关注度?
宋柳平:这是一个国际企业之间,关于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一个正常的纠纷和争议解决方式。
《21世纪》:你认为外界过度解读了吗?专利一向被认为是国外企业的竞争武器,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的电信行业,不乏针对专利的壁垒与合作,华为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宋柳平:在工业标准领域,任何一家公司,不用人家的技术,只用自己的技术的可能性是零,唯我独尊在我们电信领域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做,你必须用到别人的技术,也必须用到别人的专利,通过相互的交叉许可授权来开放已成为业界普遍遵守的规则。
因此,一定要有开放性。因为现在世界的环境,尤其是电信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设备要互联互通,一定要按照开放接口国际标准来做。国际标准组织都是大家一起去讨论,协商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形成国际标准。
这就是所谓的融合,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把产业做大,把成本降低,用户才能得到好处,运营商才能得到好处。
为什么GSM技术这么普及,就是所有产业都支持这个标准,大家也用这个标准,并不断改进技术。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包括芯片处理能力、软件能力、应用能力,才能不断降低成本,不断提高技术。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一部3万元的大砖头手机,现在只需要花几百元的原因。产业链的成功一定是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
所以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技术一定要有开放性,一定要有继承性,而且一定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过度“自主”会吃苦头
《21世纪》:国内有不少声音把华为的成功解读为一家民族企业在专利、创新上的胜利,你觉得专利和知识产权本质意义是什么?
宋柳平:对于知识产权以及它对一个国家起到作用的理解,若果走到极端去的话,反而是不利的。过度强调所谓的“自主”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是尝过很多苦头的。
在华为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很多年轻的技术人员的天性就是希望创新,什么都想搞新的东西。但实际上,如果不是继承前人的、别人的东西,完全自己做,既是高成本的,也是不稳定的。
我们强调要有继承,人家花了那么多精力投资搞的技术基础你不用,自己又搞一套,实际上是死路一条。过度强调所谓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它的本源,本源的问题是我们要取得商业成功,要给产业链带来价值,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21世纪》:也就是说,专利战略首先不能排斥继承,只有专利也并不代表成功?
宋柳平: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微软的三大技术都不是他自己最早发明的,都是吸收别人的技术并整合到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上,客户购买了,他取得了商业成功,从dos到windows,到后来的浏览器,所有一系列的东西都不是他最早发明的。
所以现在获得技术的途径已经很多,你想通过垄断一项技术来实现商业成功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获得这项技术,企业最重要的在于整合能力,而不是自己做技术多强,自我技术多强,其实不是这样子,能导致企业商业成功是靠整合能力,就是你把技术、资源、渠道整合起来以后形成一种优势,其实就是企业管理。微软如此,思科也是。思科最重要的能力在于将业界先进的技术整合进自己的产品里,推向市场,然后卖成功了。
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是你通过许可方式获得的技术,还是通过自己开发获得技术,或者通过并购获得的技术,关键看你这个东西是否有竞争力,是否能得到客户的接受,核心问题在于商业上的整合能力,而不在乎是否是百分之百的自主创新。
《21世纪》:在你看来,未来专利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宋柳平:未来一个标准的产生,可能几十个国家都有基本专利,不是一家公司有90%,可能每家公司都只有百分之几。几十家公司,最后大家一算,互相开放,互相交叉许可,或者谁向谁交点钱。
国际标准组织就是一个协商的组织,你一家独有,人家投否定票就过不了,所以一家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大家都提交提案,大家都在争议和讨论,最后妥协出一个中间路线,然后大家都只持有一点。
所以我们一直不主张极端强调狭隘的自主,就是这个意思,全球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这样的。
华为的算盘:2.2亿与280亿
《21世纪》:通讯行业面临残酷的竞争,专利许可的谈判时常会成为对手设置的竞争壁垒,你有什么体会?[!--empirenews.page--]
宋柳平: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沿着开放的技术环境来讲,其实就无所谓朋友和敌人、无所谓竞争对手的问题。
技术是不分国界、不分人的,只要对你产品有贡献的技术,你都是可以采用,但是有一个法则——你得遵重别人的知识产权,你用别人的知识产权要跟人家商谈付费。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完全没有一点知识产权,来跟人家谈付费价格会很高,甚至人家可能拒绝许可给你。但如果你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后,就可以跟他交叉许可,当自主知识产权用于交叉授权时就获得了价值,否则只能是成本。
所以我们跟跨国公司都是开放的态度,你可能要用一点我的技术,我可能用一些你的技术,但是算起来你还是占优的,我就向你付些费。专利这东西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
《21世纪》:华为去年在专利许可上付出了多大成本?通过购买获得的专利是不是越来越少?
宋柳平:我们去年付出的许可费是2.2亿美元,换来了280亿美元的销售额。通过购买的专利不能说越来越少,只能说比例越来越低,因为销售规模在增大,可能要付的钱要更多一些。我们一直在努力积累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我们在跟人家谈判时有更多的交换的东西,我们付出的比例就会减少。
《21世纪》:哪些技术通过购买获得?哪些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做呢?如何决策?
宋柳平:到底是我自己开发好,还是买人家好,还是从人家许可来好,其实最重要的决策因素是我最后提供的产品是否有竞争力,然后卖到市场上是否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有很多人强调自主创新就是百分之百要自己做,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做法,成本也高得不得了。如果你没有市场竞争能力,自主有什么用?
决策的依据是要归根到四点上:质量好、服务好、运作成本低、满足客户需求。我们衡量如何做事的一切标准还是这些,而不管他是不是自主创新。
比如说做一个手机,手机芯片是购买来还是自己做,我能算,如果自己做,芯片我要做五年,人家一年就要产品,那我怎么办?我只能通过买。
我们有一项技术叫长距离光传输技术,我们整套是从美国买过来的,买过来的话就保证了一个上市周期,我会衡量是买来好还是自己开发好还是许可方式获得好,还是跟人家联合开发好。我们并不关心这个东西是集成创新还是自主创新,我们关心的是竞争力的问题。
《21世纪》:在操作层面,华为如何获得自己在国际专利格局中的话语权?
宋柳平: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事务。这些组织是开放性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只不过你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职位,是根据你的实力、技术能力以及你提交的东西质量来区分的,不同公司可能不一样。
这个标准组织里既有运营商,也有设备商,有欧洲的,也有北美的,这些不同的人和企业组织在一起,来碰撞出火花,来提出最佳的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获得技术发展路线的走向。主流国际标准的方向实际上就是行业走向的比较主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另一方面,你参加标准组织要有贡献,要提交提案。将企业的自主创新融入到国际主流技术标准中已成为业界的一种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