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攻击华为中兴 中方提新沟通方案

“中国威胁论”式微后，美国国会一份52页报告瞄准了新的靶心——中国企业威胁论。

美国时间10月8日上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认定华为和中兴（0763：HK；000063：SZ）的设备，如果应用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将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这份调查报告在列举了华为的12项、中兴的5项“罪名”后，提出了5项建议，包括：美国政府项目及项目承包商应将华为、中兴的设备或部件排除在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阻止与华为、中兴相关的任何收购或合并等。

在公开发表的报告文本中，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并未提出华为、中兴设备危害美国家安全的证据，其所列举的17项“罪证”的句式多为：“（华为）未能提供足够信息解释清楚……”或“未能提供文件……让情报委员会信服”。

作为目前全球排名分列第二和第五的电信设备企业，华为、中兴一直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两家公司在美国的多次并购、设备投标，均由于美国相关机构的阻止而受挫。2011年2月，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发出公开信，要求美国公开调查华为，以消除长期存在的针对自己的谣言和断言。9个月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启动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

但这项历时11个月的调查并未带来华为所期望的澄清。

10月8日晚9点，华为独家回应本报记者称，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没能对它的指控提供清晰、有力的法理证据。“这是一个预先判定的结果，”华为方面表示，“我们怀疑该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中兴新闻发言人戴澍10月9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报告）拿不出证据来，针对中兴的指控也没有新意。”

“莫须有”之罪？

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原是一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成为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后，仍然发挥“调查”之长，于2011年11月与该委员会的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达奇·鲁珀斯伯格一起主导了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

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在深圳参观了华为的工厂、产品线，并会见了华为多位管理层。4月12日，在深圳，该委员会到访了中兴通讯，行程包括参观工厂和会见管理层。

今年5月，由达奇·鲁珀斯伯格带队，美情报委员会在香港再次会见华为和中兴的高级管理层，其中包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9月13日，该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被外界认为是“罕有”的公开听证会，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和中兴北美及欧洲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每人进行20分钟的陈述后，回答了委员会成员的一系列问题。

但在接近一年的调查中，美情报委员会一直认为华为、中兴未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文件，让自己信服。最终公布的报告针对华为列举了12项指控，包括：没有提供关于公司架构、决策程序、可能依靠中国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完整信息；未能解释清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未能解释清楚内部党委会的构成和运作；未能提供历史上与军方关联的细节；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自己在财务上独立于中国政府；未能提供在美国运营、财务、管理的足够细节等。

至于中兴，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列举了其5项“罪证”，分别为：未能缓解委员会对于国有股权对其运营控制力的忧虑；未能解释清楚党委会的运作、组成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未能提供在美运营的足够信息；未能回答关于遵守美知识产权和进口控制法律的问题；未能清楚回答关于研发行为的问题，尤其是与军方和政府相关的项目。

基于这些指控，该委员会提出五项建议（见表）。

针对这些指控，华为在发给本报的声明中除强调其没有明确证据之外，还认为其动机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阻碍竞争”。

华为在一份英文声明中表示，作为一家由员工持股的世界500强企业，创立25年来，公司没有任何不良纪录，其产品已在全球140多个市场被超过500家运营商使用，服务了全球约30亿人口。公司已经构建了规范的、流程化的运作管理体系，包括产品开发、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质量管理等，每年的财务报告亦由KPMG进行审计。

中兴通讯认为，仅调查两家中国企业，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行为。中兴对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其安全调查狭隘地聚焦两家中国公司而将西方设备商排除在外的做法感到失望。

最近几年来， 中兴通讯已经在美国芯片和美国设备上投入140亿美元，并为美国市场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20000个就业岗位。

不涉及手机终端

受美国国会这份调查报告的影响，中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连续两天大幅下跌，其中10月8日下滑5.97%，10月9日跳空低开，收盘下挫5.56%，收于11.9港元。

“我们对短期的股价变化不予评论，但美国会的调查报告对中兴在美国的现有业务影响不大。”戴澍强调说。

美国电信设备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但由于美国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阻挠，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的斩获很有限。以2011年为例，华为在美国的销售额为13亿美元，在其全球约324亿美元的总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华为在美国的这些销售额有约四分之三来自于通过T-Mobile、AT&T、Sprint等运营商销售的手持终端产品。

中兴的情况也类似，去年其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约为4亿美元，但亦主要来自于手机终端，其中只有不到3000万美元来自系统设备。

事实上，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在发布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该报告只是针对那些涉及大规模数据处理的设备，并不包括华为、中兴的手机终端产品。

戴澍对记者表示，即使是这3000万美元的设备销售额中，也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和小型运营商的农村网络覆盖，“这些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都扯不上关系”。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向本报表示，美国国会的报告对华为、中兴在美国拓展系统设备市场带来障碍，“尤其是在大型运营商的B2B大规模采购，也包括企业网，获取美国当下朝向准4G的LTE网络升级大蛋糕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这一报告阻挡的不仅仅是这两家企业将来在北美市场上开展并购合作等买卖，而且破坏了它们的公众形象﹐还有可能引发针对它们业务的进一步调查，”香港海通国际研究策略分析师黄薰辉告诉本报记者。[!--empirenews.page--]

对于华为，黄薰辉特别指出，“它本身就是一个敏感案例。现在决议一出来，各个国家都会在电信业案件上表现得更为谨慎。本次可以够得上是贸易保护的手段了。”

中美不对称进入

在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前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禁止Ralls公司在美国一军事基地附近新建四个风电场。Ralls是中国企业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在美从事风电业务的投资与建设。

“中国市场的大门一直向美国企业敞开，甚至还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反观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准入尺度与考量尺度极其苛刻。”付亮认为，“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过于容易，才导致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困难重重。中国是时候重新考虑美国企业进入的衡量尺度。”

对于国外竞争对手用政治手段阻挡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中方技术专家基于思科产品的技术漏洞指出，中国也需要提防美国公司。“美国对中国安全企业层层设防，可是我们对美国安全企业却毫无戒心。这种企业待遇的不公必将导致安全的失衡，应该引起我国政府和企业的警觉。”互联网协会特邀专家杨孝文说。

戴澍指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此次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他强调，“中兴将一如既往地与美国相关机构和部门进行沟通，希望通过沟通来消除不同文化背景下双方在认识上的分歧，比如党委会”。

他说，作为与美国继续沟通的一部分，中兴已经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可信赖交付模型”的方案，即让中兴销往美国的设备由一个独立的受美国政府监督的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目前已经有相关美国政府部门对此方案感兴趣。”戴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