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与公众隐私需妥善协调

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项称为“棱镜”的项目，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每天都调取电信运营商的用户通话记录，并进入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用户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照片等。事件一出，舆论与公众一片哗然，这一事件被称为“棱镜门”。

基于网络的数据分析

我们承认，为了公共安全，一个国家搜集情报是必须的。因为不管这个国家怎么与世无争，不管一个社会怎么安定祥和，总会有组织或人来威胁这个国家与社会，例如挪威素来以社会治安良好著称，但是还是不幸发生了于特岛事件。与其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报复，或者动用司法力量进行审判，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想一些办法加以预防。因此，搜集情报就是必需要做的事情，在预先知道未来的威胁后再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就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安全。事实上，从古至今，情报工作一直得到高度重视，每个国家都会往有威胁的敌对国家派驻间谍，搜集情报，判断对方下一步的举措；同时，政府部门也接受来自民间的举报，例如，张三无意中听见隔壁李四说他想去杀了王五等等。

基于网络的数据分析，则是一种新型情报搜集方式。不管怎么派间谍，所能搜集的情报都是有限的；不管社会公众再怎么警惕，所能够举报的社会安全事件都是随机的。尤其是在全球恐怖主义势力抬头的时代，无论是间谍，还是社会公众都无法对这些训练有素，且索群独居的恐怖主义者有良好的监督。通信网络、互联网络、数据分析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则提供了一种新型情报搜集方式。在网络上，总会流转着一些绝密信息，持续监控总能够有所获得，甚至都不需要黑客去入侵内部加密网络，因为总会有一些信息被无意中通过公众网络加以传播。

通过网络不仅可以直接获取情报，而且通过对网络数据进行分析，还能判断出每一个用户的下一步行动。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即人是一个社会的人，他们会同其他人沟通，他们也会在SNS上分享自己的心情。各种各样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够对这个人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判断。例如，张三在SNS上经常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他的购物记录上有一些可以作为犯罪工具的东西，他又经常同另一个有同样想法的人密切沟通。那么张三就很有可能即将实施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行动，需要公共安全部门对此进行警惕。事实证明，这样的情报搜集具有一定的效果，据美国等国家的安全部门的说法，通过从互联网上获取数据并进行分析，他们已经挫败了多起恐怖事件。

基于网络的情报搜集，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在所难免。从网络上搜集情报，特别是要在数据分析后才能获得情报所需信息，那就必然是不加甄别的，对所有使用网络用户的信息都加以监视，而是有所倾向的。或许“棱镜”项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之后，能够发掘出重点监视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他公众的监控，毕竟在虚拟世界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有多个身份，而且可以更换身份，毕竟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会随时产生。

公众隐私不能被滥用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组织，社会也是一个组织，那么公众就是“组织人”，根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每一个组织当中的人，都必须遵从组织的目标，为此他们必须放弃部分个人的自由。可以说，公共安全是国家、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所有公众必需要遵从的，即便是依据宪法等根本性法律，国家当中的每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去共同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有鉴于此，放弃部分隐私就显得有必要了，而事实上，公众的举报行为也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例如张三意图杀人，他无法以这是他的隐私为由加以辩解。

即便如此，一个国家在监控隐私时也需要保证，公众的隐私不能被滥用。换一个思路去想，公众的那些数据放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服务提供商同样会去使用，例如做一些精确化营销，现在只是多了一个读取使用的组织——政府。公众担心的事情有三点，第一，隐私会不会被泄漏；第二，既然向政府开放了，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主体去读取数据；第三，那些分析出来的结果会不会被滥用，例如公众只不过是随口抱怨，就被公共安全部门约去“谈心”。

包括政府、服务提供商在内的相关组织需要打消公众疑虑。他们需要告诉公众，任何用户隐私数据都会通过计算机进行自动分析，真正能够被人工阅读的极少，如果不是去预谋危害公共安全，就不会被人工阅读；他们需要告诉用户，所有的信息都是被严格保密的，不会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果一旦出现泄漏，将会被严格追责；他们需要告诉用户，言论自由将得到充足的保证，即便是一些出格的言论得到了关注，也仅仅会被外围监控，而不会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前提下，就以“莫须有”的方式去被追责。总而言之，公众的隐私使用有特殊目的，绝对不会被滥用。

跨国监控需要相互协作

最后回到跨国监控上，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一个国家无权监视其他国家的情报，如果的确需要，也需要相互协作。因为对于本国居民的监控，尚且能够从法理，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去加以解释，但是对其他国家公民的监控，就无法解释了。

不过，网络无国界，世界是平的，很难说Google的服务器当中到底有多少国外用户；同样也很难说，恐怖分子会不会使用英国的邮箱讨论对美国恐怖袭击的事情。

这是很麻烦的问题，要求政府在分析数据的时候，把其他国家公民的访问排除在外，可能只能靠政府的自觉了。因此，只有靠政府间相互合作，例如各国协作共同分析同一个服务器中的数据，同时也相互共享，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彻底解决法理上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