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700MHz“数字红利” 开闸信息消费洪流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首要之举是扩大内需。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业务与服务的快速发展，信息消费增长迅猛，已成为我国扩内需促增长最具潜力与活力的领域，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于日前印发《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将信息消费作为一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重大举措。8月17日，“宽带中国”战略正式发布，国家将从优化频谱规划等七个方面加强政策制定与引导，推动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抢占新时期国际经济、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尽快释放700MHz“数字红利”，将其应用于移动通信发展，特别是我国主导的4G技术TD-LTE，将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社会价值，对拉动信息消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700MHz应用于移动通信经济社会价值将增十倍

何为700MHz“数字红利”？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宋颖介绍， 698MHz～806MHz/862MHz间的频段，一般统称为700MHz频段。以往，该频段主要用于模拟广播电视，随着数字电视频谱压缩技术的发展与模拟电视禁用频道的有效利用，700MHz频段将可以释放出约100M资源。由于该频段处于低频段，具有信号覆盖广、穿透力强等特性，适合大范围网络覆盖，组网成本低，若用于移动通信公网或国家安全专网，将为人类创造全新的经济社会价值，因此被国际公认为“数字红利”频段。国际电信联盟2007年召开的世界无线电大会（WRC-07）确定：“数字红利”释放的部分700MHz频段用于发展移动通信业务。

“数字红利”释放后能带来多大效益？相比应用于广播电视，700MHz频段用于移动通信可带来十倍的价值提升。GSMA一项针对亚太地区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亚太地区在2014年和2015年将700MHz“数字红利”频段用于移动宽带通信，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GDP将增加近7300亿美元，而部署广播业务则只有该数据的十分之一；税收将增加1300多亿美元，如果应用广播业务仅能增加280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这还将为亚太地区创造超过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何廷润介绍说，该GSMA研究报告选取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将700MHz频段分配给IMT长期演进会使互联网连接的普及水平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他认为，通过为移动领域分配700MHz频段，亚太各国可以享受重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并为数百万人提供所需的低成本移动服务。

从全球无线频率分配技术及经验来看，将广播电视模数转换后空闲出的700MHz频段应用于移动通信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问题就是：何时完成模数转换？谁来运营这一“数字红利”频段？

全球加快700MHz红利频段布局

随着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将大力发展信息通信业作为提振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抉择，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提出和启动国家宽带战略，而移动宽带则是各国宽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撑移动宽带发展的基础资源，无线频谱应用是否合理、高效，将直接影响国家宽带战略的实施进程。

目前，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广播电视系统的模数转换，并陆续将700MHz频段应用于移动通信发展。据何廷润介绍，美国早在2008年就对700MHz频段进行了拍卖，Verizon公司于2010年启动了700MHz移动网络建设与运营，并迅速赢得市场优势；欧盟要求成员国自2012年起全部实现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并释放由此所产生的“数字红利”频段，刺激无线业务发展，随后又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在2013年1月1日前应授权将700MHz频段用于无线宽带通信（除非已在该日期之前获得个别豁免）。GSM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欧洲频谱使用的评估》报告显示，2013年~2023年，除地面电视广播业务外，移动通信、WLAN、民航等各应用的频谱经济价值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移动通信增幅最大，到2023年其频谱经济价值将达到4770亿欧元，是同期地面电视广播的约20倍。

在发达国家快速布局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数字红利”频谱释放和重新规划步伐。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专家表示，墨西哥原计划2020年完成广播电视的模数转换，将700MHz应用于移动通信发展，但随着全球信息产业发展加速，该国已将时限点提前到2015年。

今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2013亚洲移动通信大会上，GSMA组织相关人士透露，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四个亚洲国家的通信管理部门日前已就700MHz频段规划达成一致意见，计划把关闭模拟电视服务后腾出的频谱提供移动宽带服务，用于4G等技术。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局长Leong Keng Thai表示：“希望将这种合作进一步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这有助于改善区域移动漫游，还有助于各国满足移动宽带日益增长的需求。”今年5月，南亚电信监管委员会（SATRC）宣布联合采用APT 700MHz频段的计划，承诺将加快700MHz频段广播电视的模数转换工作，进而为移动宽带这个高价值应用腾出更多频谱，并从国家层面制定明确时间表。SATRC成员国包括印度、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等9个南亚国家。

相比全球700MHz频段的快速布局，我国略显落后。在今年3月举办的CCBN2013展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表示，到2020年，全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基本建成，地面模拟电视信号停止播出。这表明，我国700MHz“数字红利”的释放至少要落后发达国家十年时间。

全军电磁频谱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沈树章少将曾撰文指出，我国一方面频谱资源紧缺的状况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存在频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建议，所有人都要树立频谱资源是国家主权象征的观念，要深刻认识到频谱资源使用管理与开发利用都是国家利益的体现，要加快制定频率回收政策，从国家利益出发，消除部门利益，对一些闲置和占而不用的无线电频率及时回收再分配，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频谱资源战略发展规划，更多地关注我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及其后续演进技术。

记者了解到，由于700MHz“数字红利”频率属于国家重要资源，各国普遍采取强制手段回收数字红利频段。例如，美国FCC规定2006年～2009年为模拟电视信号转换阶段，在此阶段，逐渐关闭模拟电视信号，停止生产和销售模拟电视。英国OFCOM规定2008年～2012年为关闭模拟电视信号阶段，待这一阶段结束后，电信管制机构将腾出的数字红利频段强制回收。业内专家坦言，频谱回收会受到一定阻碍，为加速回收进程，目前美欧部分国家也采取了行政激励手段和市场手段。[!--empirenews.page--]

数字红利“兑现”关乎我国长远利益

经历了“2G追着跑、3G并肩跑”之后，在以LTE为主角的4G时代，我国迎来了引领全球移动通信发展的宝贵契机。不过，如果身后鲜有或者根本就没有跟随者，这种“引领”也就没有了意义。目前，虽然全球几乎所有的主流运营商都明确表态将部署TD-LTE网络，不过真正行动的仍是少数。无线频率资源问题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

无线频率资源是移动通信发展的“命脉”，是支撑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2012年10月，我国正式宣布将IMT核心频段总共190MHz带宽的频率资源规划给TD-LTE使用，极大地提振了产业信心，随后多家厂商将其TD-LTE商用产品的推出时间提前，TD-LTE发展步入快车道。

由于与LTE FDD相比TD-LTE的频率分配可以更灵活，频率利用率更高，在频率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对于全球的运营商而言，是否部署TD-LTE已经不是问题，何时部署才是问题。那么，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的国外运营商还处于观望状态？一方面，他们希望先看看中国这个TD-LTE“大样板间”到底质量如何；另一方面，与LTE FDD相比，TD-LTE在频率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阚润田表示，从全球LTE发展来看，无论是产业规模、技术成熟度或是频率资源配置，LTE FDD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与其相比，国际电联为TD-LTE划分的频率资源相对较少，LTE FDD在频率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工程师刘悦指出，目前TD-LTE在频率方面的最大劣势是缺乏低频资源。

对于移动通信网络部署而言，高低频资源配合使用是最佳方案。高频资源能够提供更强的接入能力，更适合覆盖热点地区；以700MHz“数字红利”频段为代表的低频资源成本低、利用率高、受障碍物影响小，更适合覆盖室内和农村等人口稀少地区。目前，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德国、瑞典、日本等8个国家已经将数字红利频段用于LTE FDD部署，澳大利亚等国家甚至直接将数字红利频段与高频资源“打包”发放给运营商。

如果我国数字红利频段分配的时间能尽可能提前，这种劣势完全可以转化为“后发优势”。据业内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为了给产业链足够的技术准备时间，国家频率管理部门会提前4～5年通知数字红利频段的发放时间，不过TD-LTE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TD-LTE与LTE FDD高度相似，二者可以共用相同的硬件平台和大部分软件。而爱立信、NSN（原“诺西”）、中兴、华为等厂商早已推出了在700MHz“数字红利”频段部署LTE FDD的商用产品和方案。例如，NSN早在2010年就帮助德国电信在“数字红利”频段建设了LTE FDD网络。TD-LTE利用“数字红利”频段不存在技术难题，利用LTE的整体产业优势，TD-LTE可以迅速“上马”。

有研究机构预测，2020年，我国与无线频谱相关的产业总产值将达7.8万亿元人民币，占整个GDP的4.39%，但每少获得1MHz频谱，产值将下降34.3亿元人民币。“数字红利”频段早日用于移动通信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同时，“数字红利”频段的特点决定了其将在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NSN大中国区副总裁潘波认为，“数字红利”频段是实现LTE广覆盖的决定性手段，如果可以利用其对经济不发达和乡村边远地区实施有效覆盖，将有助于消除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公平现象，这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更重要的是，高低频互补将提升TD-LTE的国际竞争力，将助其早日在全球实现规模部署，从而有效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也将会为相关产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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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字红利”将带来极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等部门也在不断加大与广电部门的协调力度，尽快释放700MHz“数字红利”频率资源，但专家坦言，我国部分城市的数字电视刚刚起步，广播电视台站有中央、省、市、县四级网络，错综复杂且频率复用，“数字红利”近期“兑现”的难度相当大。但是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正式推出，国家无线频谱路线图将进一步明确，而“频谱”这一重要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将跨越部门藩篱，得到更高效的利用。